第一，色彩鲜明，人物有个性，适应儿童心理，重在启发儿童的想像力。小糊涂神这个形象定位很小，小到可以藏到孩子们的身边，随时给他们以美好的幻想。
第二，这是中国孩子的中国动画，片中送给孩子们的是他们自己的梦想与童话。这是有益于生活在中国的孩子们健康成长的故事。
第三，这是以国际先进方法制作的中国动画片，是我们美术工作者的第二次创业。中国动画片在60年代有过辉煌，现在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动画界抛开了过去计划生产的模式，充分运用了电视台与制作公司相结合的运作机制，发挥各自的优势，使中国的动画片活跃了起来。
第四，这是创作人员全力以赴的结果。任何一个创作集体，只要团结协作，为了观众而忘我，作品肯定会成功。
儿童阅历少，好奇心强，特别喜欢变成巨人，动画片就是把孩子变成巨人的一种艺术。主创人员要准确把握儿童的心理，用声画结合的技巧进入儿童世界，把儿童当作我们真诚面对的主要观众，才是中国儿童的幸事，是中国儿童电影市场的希望，也是评奖的导向性中最主要的收获。
三、鼓励民族、民俗电影创作
（一）民族电影的特征
毛泽东同志说过，国家的统一，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这是至理名言。民族团结、国家统一是大局，一切都要服从这个大局，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认识到繁荣和发展少数民族电影的必要。这是影视传播事业的题中应有之意。
中国有56个民族，所谓中国电影，不能只有汉族电影，理所当然地要包括各民族的电影。电影的民族特色，要由于各民族的政治、经济情况、社会生活、语言、风俗、地理环境的不同而异彩纷呈。《刘三姐》、《五朵金花》等影片对于提高民族的自豪感、民族自信心曾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一部《东归英雄传》所引发的向心力和亲和力，也要胜过许多文章。电影传播作用于人的情感，是一种奇妙的润滑剂和催化剂。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改革不可逆转，少数民族电影的创作同样也正面临着挑战，需要扶持，也需要管理机构的呼吁和介入。
电影市场的竞争与规范化经营，使得电影投产不可能再退回到计划性、指令性的路子上去，那么民族电影如何在日益萎缩的国产片中争得自己的一份市场份额，除了政府的扶植，社会投资拍片中也有少数民族电影项目以外，更需要独立制片人投产、判断的眼光和制片经营的策略，对电影市场进行深入了解、研究，力争每一部影片都能找准自己的市场定位，以此作为投产决策的依据。少数民族作家的优秀作品，以各不相同的艺术视角，描绘历史发展的足迹，以真性灵构成中华民族的心灵史。获奖影片《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红河谷》都是以少数民族精神展示中华民族特色的优秀影片，都是时代之光的艺术凝聚。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的导演执着地营造了他们独特的银幕世界———莽莽苍苍的蒙古草原，浩瀚无际的皑皑白雪，怒潮汹涌的滚滚马群，矫健骁勇的牧人以及时而悠远高亢，时而宛如游丝的深情牧歌。在一幅草原风情画中，构筑着关于蒙古民族的历史寓言。其中马群所造的声势激烈昂扬，马蹄扬起的尘土遮天蔽日，马群奔走的声音给人以地动山摇之感。蒙古民族是一个有着英雄祖先和辉煌历史的民族，是诞生过历史巨人成吉思汗的民族，作为这个民族的后代子孙，必然有着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根深蒂固的历史情绪，这一历史情结的核心就是对英雄的赞美与崇拜，歌颂英雄、赞美英雄便成为蒙古民族文化传统的重要血脉。
导演关注每一个具体的英雄人物，他们是蒙古民族的民族心理、民族精神的集中呈现，是英雄的民族的代表与象征，是这个民族热爱和平、崇尚自由、百折不挠的优秀品质的代称。英雄总是与祖国、民族、自由紧密相关，英雄无不对祖国、人民怀有赤子之情，无不对自由、和平充满真切的渴望与追求。而蒙古民族的自由天性来自长期的无拘无束的游牧生活，蓝天白云下，自由奔放的马群、自由豪爽的民族，在那河抱着山、山依着天的茫茫草原上，他们可以自由自在地放牧，这是一个不屈的不甘被奴役的民族。
后来的《成吉思汗》更说明了这一点。历史上任何一个民族由于所处的历史条件和生活环境各不相同，因而也就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民族性格。这种性格与风俗习惯是构成民族特色的重要元素。蒙古民族历来生存在较为恶劣的自然环境中，游牧的经济使得这个民族的人民性格剽悍勇武、淳厚质朴，而且隐忍内向、沉默寡言。蒙古族素有“马背民族”的美称，这个民族的精神、气概、灵魂只有在马背上才能得以尽情挥洒，英雄们在马背上浴血奋战常常成为影片最激动人心的精彩段落。
作为反映少数民族题材的电影艺术作品，一个民族独特的自然风貌对形成影片的民族特点至关重要，而这些民族的自然风貌一经进入艺术家的视野便爆发出特有的光彩。身为蒙古族导演的塞夫·麦丽丝，草原既是他们情感的寄托，又是触发他们创作灵感的契机。他们对草原充满着一腔深情。“草原是我们的生命，我们不愿像美国西部片那样把草原拍得荒凉，而是想方设法把它拍美、拍漂亮。这是一个感情问题，更是我们的生命需要。”①
①贾磊磊：《“马上动作片”民族电影与类型电影的重合———塞夫·麦丽丝的对话录》，载《电影艺术》1994年第3期。
如果说骏马是蒙古族英雄得以展示民族性格的“草原之舟”，那么辽阔广袤的草原则是蒙古族电影无法割舍的地域空间。这些独具民族特色的情与景为世界塑造了一个真实而坚强的中华民族形象。蒙古族导演塞夫·麦丽丝的影片常常以一种赤裸的坦诚、铭心刻骨的体验和不屈不挠的民族文化精神把自己的根深植于草原大地。在本民族辉煌的历史中汲取情怀，创造属于时代、属于人民的艺术精品。这是一种与当代人息息相通的精神气质，是在古老民族跨入现代社会时，民族精神的重新认识和寻找。只有保持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延续这个文化铸就的民族心理、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和情感方式，关注现实生活，体现时代精神，中国影视传播的道路才会越来越广阔。这是我们强调民族影视发展与影视传播的又一目的。
（二）鼓励民俗对影视传播的参与
民俗是人类社会普通存在的社会文化现象，它蕴藏于现代社会深层结构之中。在社会生产、生活中不断陶冶、嬗变和发展，并通过传统意识、心理、气质行为、道德观念、价值取向等表现形式广泛地影响着社会，它有着自身的发展规律。民俗以其历史惯性和现实功效性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钟敬之教授在《民俗学与古典文学》一书中指出：“哪里有人群，哪里就有社会生活，因此哪里就有相应的社会风俗。”①可见，社会生活从来都是民俗化了的社会生活，包括电影传播者在内的人也是民俗化了的人，民俗在人类生活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电影体现中国的民俗民风，就是体现民族古老的血脉相传的文化精神。任何文艺样式的形成和文艺作品的创作，都受到一定民俗文化的制约和滋养。电影作为一种艺术传播形式展示民俗，要体现出一个民族精神的本质、文化的命脉，同时要提高电影传播人的人文思考能力。鲜活的民俗素材为影视传播开启了一个取之不竭的文化宝库。中国的传统文化根植于民间，民俗中的衣食住行用、生婚病老死、天文地理、宗教信仰、神话伦理，丰富了电影传播中的影像内容。《黄土地》中，婚俗不仅是常态的结婚仪式，而且成了恐惧的象征。翠巧爹虔诚的求雨表达的是对土地的无奈和对人神默契的渴求。心意民俗融入到生产行为和生存渴求，既表现了土地和人的生存关系，又把民俗场面烘托得可歌可泣：海龙王下甘雨，清风细雨救万民。电影工作者力求穿透历史文化的沉积层，寻根古老文化的本来面目，对其做出文化上的评判与选择。人的生存方式决定了民俗形态，反过来，民俗形态也深刻地反映着人的生存方式，进而丰富了影视传播的审美表达。
①钟敬文：《民俗学与古典文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25页。
“民族民俗文化与当代社会”是当今世界各国极为关注的话题。在新世纪的开始，高科技已迅速发展，不断促进着全球的信息交流和人员往来，也促进着区域之间、民族之间经济和文化的密切联系。影视传播顺应世界潮流要尊重民俗文化中有价值的适用于当代社会的一切传统，保留它们的当代属性，根据今天的需要积极地去发展和建设新的民俗文化，同时以影视传播的形式倡导对不适应当代社会的陋俗进行必要的批判与变革，防止封建、落后、愚昧的民俗复活，侵蚀一代人的心灵。最重要的是在最广泛、最深厚的民俗文化中寻找民族精神的真髓，启发民族的主体意识，确立人的主体地位，倡导人的价值、人的尊严，重新在中国银幕树立人的形象。
文学中的民族性就是“民族特性的烙印，民族精神和民族生活的标志”①。影视传播就是对民俗文化中先进的文明的成果的弘扬。最有代表性的张暖忻的《青春祭》。它着力强调民俗中正面效用中积极的成分，是这类题材中审美价值取向的典型代表。影片借民俗赞美了生命的光辉，礼赞了美，礼赞了纯朴的民风、民俗，讴歌了人们对美与欢乐的向往。主角李纯第一次走进村寨，在夕阳的余辉中，看到一株挂着红布条的大青树，它是傣族人祝福平安的一种信仰习俗。龙树是一种安居、宁静的象征，对于从文伐武斗的喧嚣中而来的李纯，这里意味着安宁。龙树是这里固有环境的标志，它的反复出现成了蕴含着傣族精神心态的象征物，成为人类向往和平的忠实主题。
①《别林斯基选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版，第107页。
傣族姑娘的花筒裙，成为她们人性美的外包装，李纯在这里得到了什么是美的答案。因李纯的衣服难看而被拒绝参加上山砍柴，而傣族姑娘依波，因为长得好看便能比其他人多拿几个工分。年轻人的欢乐与美丽是傣寨的光荣，这对当时中国城市的所谓现代文明是一个极大的警策，对美的追求应该是我们中华民族固有的传统美德，她应涤荡一切沉渣，以流动不息的气势让美渗透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血脉，滋润我们现代文明。这是影视传播应该表现和弘扬的民族文化的主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