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今，让欧阳自远怀念不已的两位学界前辈，一位是他研究生的导师——涂光炽先生。
还在地质学院念四年级，他就听过听涂先生的课。他内心崇拜得不行，决意要考他的研究生，后来真如愿地考取了。涂先生是一位具有很高学术水平和造诣的科学家，无论是给学生上课，还是他写论文，其思维非常严谨，表达非常准确，他一步步地引导你去打下扎实的基础，又告诉你应该如何开展科学研究。他不希望看到学生仅凭着聪明或走捷径，便有樱花一时的绚丽，他总强调功夫要花在地面下，唯有根深才能叶茂，而叶茂必然结出丰硕的果实。
另一位就是侯德封先生，当时虽年逾花甲，却仍然是地质学界具有极大号召力与凝聚力的一面旗帜。
在四十多年从事地质矿产调查与研究的基础上，他冲破了当时刚刚兴起的地球化学、同位素地质学、核年代学等学科学术思想的禁锢，运用现代核物理学的基本原理，深入探讨地球演化过程中各类核素的特征，力求深入认识组成地球的各类元素的生、运、定、聚过程，开创了“核地球化学”这门新学科，从此开辟了地球科学一个崭新的领域，并推动着地球科学向探索更深的物质层次进军。
侯先生还是一位具有长远眼光的战略科学家。
一天，因中苏两国关系日渐恶化，留苏任务取消，又回到所里上班的欧阳自远，被侯先生找去。
侯先生说：我叫你来，是想要你去搞核子地质。
欧阳说：我学的是什么，您最清楚，我可没学过核物理。
侯先生说：那你就到科技大学去，听核物理系的课，尽快学完。
可以压缩的时间都压缩，必须牺牲的时间统统让出来。欧阳自远用一年的时间，打好了核物理理论与实验技术的扎实基础。他的第一个收获，竟是一个怀疑，这怀疑，还对着侯先生创立的“核地球化学”中的裂变一说。
他觉得侯先生过高估计了自然界重核裂变对地球物质组成变异和内生成矿过程的作用，将成矿的地球化学过程和元素起源的过程混同起来，因而，成矿作用是以“裂生为主、演生为辅”的论述难以确认。
他想，能不能换一个研究自然界核转变能的角度，比如研究一下地球有多大的能量，这些能量是怎么产生的，又是怎样传输和分配的，地球为什么会这样演化？或许有助于弄清楚地球物质的演化过程。
侯先生十分认真地听取了学生的看法，沉思半刻，突然说：欧阳，那你再去原子能所，去赵忠尧先生的加速器室工作半年，学会能谱，还有怎样测量原子核的能量。
这时候，侯先生俨然拿着一管猎枪，欧阳自远则是遭惊枪的野兔，从一个学科的草丛里，跳到另一个学科的草丛里。这时，他尚不清楚，从自己在地质学院所学的金属与非金属勘探专业开始，到他初步涉猎的陨石与宇宙尘的研究，再到核物理、原子能，他已经在为自己这一生中最终要写出的一篇大文章在汲取尽可能丰沛的学养，也许，还在为这文章之魂储备足够的气韵……
这一边，他学得昏天黑地，忙得不可开交；
那一厢，也想以火热的工作无愧于军中“白衣天使”的邓筱兰，却不知有一座威严、阴沉的冰山，已在悄悄地靠拢过来，她可能要成为“泰坦尼克号”。
二十二三岁的她，被一位领导看中了。
有一天，组织出面找她谈话，告诉她，某某同志军功赫赫，现在看上她了是她的光荣，她必须作好与某某同志迅速结婚的思想准备……
她生气了，立即拒绝。婚姻怎么能由组织决定？
有记者在知道了这事经过后，在文章里写道：“今天看来这极为荒唐的事情，在党内、军内，却堂而皇之的存在过很长一段时期。”
其实，这在今人眼中也并不一定荒唐，有些还被作家放在一层理想主义的霞光下，写得浓墨重彩，曲折萦回，又被影视圈的腕儿们演绎得生机盎然，煞有介事。
当时，筱兰没有告诉组织，自己已有了意中人。她想，即使告诉了，组织也可能会告诫她：组织是干什么的？组织不就是比它的成员们站得更高，看得更远，知道什么叫合适，什么叫不合适；什么是一时浮云，什么是大道通天。她必须相信组织，服从组织，为革命事业去和某某同志培养爱情。
拒绝，那就是拒绝“激情燃烧的岁月”。
拒绝“激情燃烧的岁月”，那就是思想变得灰色了，只能脱下军装。
这一转业，转去了千里之外、当时漠寒山荒的宁夏。
“右派分子”张贤亮，也是这一年里被扫去宁夏的。
组织上很明白，和必须打发去劳改农场的张贤亮不一样，邓筱兰是人民内部矛盾，她分配到了自治区人民医院。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九周年，在北京人民文化宫举办了全国爱国卫生运动成就展。个头适中、长相大方、普通话讲得漂亮的邓筱兰，被挑选到宁夏展厅当讲解员。知道她这段经历的朋友、同事，还有在301医院工作的同学都说：你俩隔山隔水，今后也难得相聚，趁这回来京有些时间，两人赶快结婚，免得夜长梦多。
一向书生气的欧阳自远，开始明白了什么叫权力。
他也觉得这场马拉松赛该拉上红丝绳了。
婚礼很是简朴，只有筱兰妈妈寄来的两床被子，小夫妻自己就买了一对枕头，几斤糖果。一间房里，床、桌椅、洗脸架……都是向公家借的。倘若不拒绝组织，你看《激情燃烧的岁月》里，那迎接筱兰的，可不是一间房了，而是一个带警卫员和小汽车的院子。
两个青梅竹马的伙伴，“执子之手”的日子肯定是美好的，可美好的日子总是稍纵即逝。
三个月后，展览结束，邓筱兰回到宁夏，过起了夫妻两地分居的生活。
次年，她怀孕了，丈夫在北京忙于学习，不得不由妻子独自面对生孩子的艰辛。生下来是个女儿，雪白的皮肤，眼睛大大的，宛若一对亮晶晶的黑扣子。他努力为女儿取了一个在中国境内不可能有人重复的名字：肄嫩，这两个字一般人得查字典，它们的意思是刚直和美丽。
他急切地想让这个名字变得具象起来。几次信里商量的结果是，只能利用产假，妻子带着才出生二十二天的女儿来到北京，陪伴一起来的还有照料她坐月子的母亲。欧阳那里住不下，只好借住在姑姑家。
五十六天的产假一满，妻子就带着女儿回了宁夏。
那时的北京车站，既是他们的银河，又是他们的鹊桥。欧阳自远从不敢去想，什么时候能废了这条无情的银河，拆了这座短暂的鹊桥。这事，牛郎织女解决不了，只有王母娘娘能解决。可天河不正是王母娘娘的玉簪变成的？因此，这是一局死棋。
一天，侯德封所长找他：自远啊，你爱人带着孩子在那么远的地方，怎么就没想过申请调北京呢？你应该早告诉我，让所里出面，不成，就科学院出面调嘛。
欧阳道：侯先生，这里有个情况，宁夏是只准进人不准出人。
他没有说出口的是，妻子还是医院里的业务骨干，中央领导林伯渠到宁夏，筱兰还参加了保健工作。
“那我们就派人去换，这总行吧。”
地质所先说服了一个叫李兴林的小伙子，当时他是刚由部队转业的义务兵，在所医务室当卫生员，二十二岁，共产党员。他并非是宁夏人，而是山东人，但尚未婚配。又与宁夏自治区卫生厅联系，厅长开始百般不情愿，最后还是同意了。厅长是为侯德封老先生的锲而不舍而感动，还是为李兴林这小伙子的“自我放逐”而感动？
这事若发生在今天，侯德封可放进领导中不多见的“佳话”；而李兴林，则可放入老百姓打死也不会相信的“神话”。
此后，欧阳自远也懂得了对组织的另一层解读，以及权力也可以有另一种用法。
历史，无疑会记住侯德封的，别的不说，他本身就是1955年中国科学院的首批院士。但作为小人物的李兴林呢？
我不禁想——
他去了宁夏以后，日子过得好吗？
他的儿女们在宁夏能考上大学吗，若考不上大学，能找到一份好工作吗？
他现在肯定退休了，身体可健康？老伴还好吗？
在他多半已经有些昏暗、迂塞的记忆隧道里，还会出现青春时代春日昆明湖上紫燕的呢喃，金秋的日子里香山的红叶吗？
我建议，当2007年我国的第一颗月球探测卫星上天之时，李兴林应该被请到北京，请到中央电视台那个栏目，与全国人民见面。
1960年，邓筱兰领着女儿调到北京。组织上征求她的意见，问她想到哪家医院工作？
她说：我哪家医院都不去，就去地质所医务室呆着。
对方觉得很奇怪，怎么你会愿意到地质所医务室呢？北京可有那么多好医院。
她何尝不想去好医院，比如有不少同学工作的、多为高级首长们服务的301医院？
可丈夫的确是她从未见过的忙人。再有，也许是打小的原因，欧阳家就自远一个孩子，别人都在照料他；自己家里却有弟弟妹妹一大堆，她又是老大，从小便为父母分担家里许多事。她不能指望丈夫打理这个家，她只能靠自己。
采访中，邓筱兰告诉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