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工作和学习上了。现在七十岁的人了，还这样，回到家就是进书房，看书、查资料、上电脑。家里的事他什么都不管，怎么都可以凑合。饭做好了，叫他吃他就吃。什么菜，烧得怎么样，他也无所谓，做熟了就行，好的赖的，什么样的都能吃。因为是南方人，不爱吃发面的馒头，不像我在部队上锻炼了好些年，米饭、馒头一样吃。但他是你做了我也吃，不过就是少吃点，决不说你这个做得不好，从来不说一句。”
“穿衣服，恨不能天天穿同一件，哪件拿顺手就拿哪件，冬天不知添衣，夏天不知减衣。我们家洗脸毛巾、洗脚毛巾，都分得很清楚，我是学医的么，对这些更讲究。可我给他讲一百遍，他都会弄混了。我把颜色明显分开了，他有时候还弄不清楚，他就不记这个，你怎么办？他一洗脸，我就紧张，得赶紧去卫生间看看，弄不好就错了。”
“小孩多大，什么时候生的，他也统统记不住，只晓得大概多少岁。他对小孩就一条，你给我好好读书，要听话，对人要好，同学之间要互相友爱，他把原则交代一下，剩下的就是娘的事。”
“你要问他多少工资，他也不清楚。大学毕业就是五十几元，这五十几元一直拿到1964年，人家研究生毕业早拿到近七十元了。我是副连级转业，工资也有79元。1977年全国开始调工资，他才调到76元。1979年他获得国务院特殊津贴，每月加30元，这回工资才超过我。我说你也不问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说，烦不烦，要问你去问。”
“有时候，我要把家里的事情跟他说说，说半天他好像没听见。后来，我问他，你知道我在和你说什么事么？他说，啊，你再说一遍吧。我再讲一遍，他可能又坐到书桌边，去弄他的事情去了，还是没把你的事情放在心上。可做他自己的事情，精神总是特别好，特别专注，记忆力好得我都吃惊，尤其是写个报告，从头到尾，什么数据都讲得清清楚楚。但在其他事上，他就不走这根筋啊……”
邓筱兰死心塌地去了地质所医务室，做一个万金油医生。
此后，同学们都说她可惜了，在学校里学得那么好，到北京后却一路走下坡路，后来还去过幼儿园当保健医生，又调到北京第一通用机械厂医务所。可她的目的，就是为着离家近些，再近些，照顾好丈夫、孩子，打理好这个家。
一家人终于团聚了，可惜团聚在日后常常被一言以蔽之的“三年困难时期”。
1958年11月6日，毛泽东读到一份山东省范县（1964年划归河南省）规划三年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报告，里面如是描绘了那即将唾手可得的共产主义生活：“人人进入新乐园，吃喝穿用不要钱；鸡鸭鱼肉味道鲜，顿顿可吃四个盘；天天可以吃水果，各样衣服穿不完；人人都说天堂好，天堂不如新乐园。”
毛泽东在该规划上批道：
“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诗，似乎也是可行的，时间似太仓促，只三年。也不要紧，三年完不成，顺延可也。”
仅仅一年后，长时间工业冒进发展的势头，已呈强弩之末。粮食形势更为严峻，全国粮、棉、油产量连续大幅度下降，到1961年，粮食产量比1959年还减少一千亿斤，油料作物的产量，则跌过了1949年。全国粮食短缺，大饥荒席卷城乡，连京、津、沪一类的大城市，局势都在动荡之中——
1960年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近两个月来，北京、天津、上海和辽宁调入的粮食都不够销售，库存几乎挖空了，如果不马上突击赶运一批粮食去接济，就有脱销的危险……”
一个星期后，中共中央再次发出为这些地方调运粮食的紧急电报，这时，北京的存粮仅够销售七天，天津十天，辽宁八至九天，而上海，已临近吃完上顿再无下顿。
家家户户备缸置盆，以一家人的小便，养起了墨绿色的小球藻，据说这藻类营养无比丰富，报章上也层出不穷地推出如何煮饭的新招式，同量的米在不同的招式下，能煮出更多的饭来……但这些，都未能阻挡住像沙尘暴一样蔓延开来的浮肿病，在所有的城市里，它都暴升为各种疾病之冠。
在国内几本流行的毛泽东的传记里，都不约而同地提到这件事：
1959年底，几名休假探亲的警卫战士，奉命调查汇报农村实情。他们带回来农民吃的糠菜窝头，一路上窝头已经捂馊，交到毛泽东手里时，他受到震动。他用颤抖的手掰开窝头，分给身边的工作人员：“吃，这是农民的口粮，我们每个人都要吃……”
毛泽东拿了一个整窝头。咬第一口时，他眼圈红了，喉结上下抽动着，有些壅塞。咬第二口，泪花沾湿了睫毛。咬第三口，泪水已经哗哗地淌下来一…
1960年是最困难的一年。
又有公开发表的文章称：这一年里，毛泽东七个月没吃一块肉，常常是一盘马齿苋（一种野菜）便充一餐饭；一盘炒菠菜就支撑着工作一天。警卫员替他按摩时，他脚背踝部的肌肤按下去就是一个坑，久久不能平复，这是浮肿病在蓬蓬勃勃地折腾了多少寻常百姓家后，终于挤进了紫禁城。
周恩来不止一次来劝说：
“主席，吃口猪肉吧，为全党全国人民吃一口吧！”
毛泽东神情黯然：
“你不是也不吃吗？大家都不吃。”
修订本书时，偶然读到2006年第9期的《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这期杂志上刊载有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张素华的一篇文章，内称：
有些回忆录为了渲染领袖的魅力和高尚的情操，不够实事求是。比如，有的在记述毛泽东同人民群众同甘共苦的精神时说：毛泽东在国家最困难的日子里，曾经很多天没吃粮，七个月没吃一口猪肉，得了浮肿病。这些说法，遭到了毛泽东身边另外一些工作人员的反驳。曾经担任毛泽东秘书的林克说：“我当时就在他身边。为了弄确实，我还专门打电话问当时给毛泽东做保健的医生和护士长，他们说，根本没有这回事。如果我们让毛主席得浮肿病，那我们就犯了大错误，是严重的失职，中央也不会允许……他有一段时间不吃肉是真的，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的营养还是有充分保障的。”
我当然不必去渲染欧阳自远——在1960年里，他是否吃过一口肉；或者他的腿上、脚背上的肌肤按下去也是否是一个个坑？
但我在心里暗暗地为这个家算了一笔账：
1961年里添了第二个孩子，全家四口人。欧阳的五十几元工资得全部寄给父母，这时，在永新乡间提前做着“赤脚医生”的二老，惨淡得非儿子接济已经活不下去了。邓筱兰则一回给母亲寄三十元，但不是个个月寄。此外，每月一定得存下五元，以防突袭的大病大灾。剩下的钱大约只有五六十元了，邓筱兰能让这个家抵抗得住像沙尘暴一样蔓延开来的浮肿病吗？
她告诉我，在这剩下的五六十元里，首先要先把粮食买了，再把发的油栗、糖票、肥皂票等东西给买了，然后每天都要扳着指头，精打细算。每顿下锅前，粮食都得称。大部分时候吃梆子面，就是玉米面做的窝窝头，或者熬粥。能有一点大米了，就想着给丈夫做一小碗米饭。肚子里没有油，一家人坐在一起时，彼此都能听见腹腔里那咕咕作响、无所凭依的虚气……
妻子说：现在想起来，那些看书、写书到半夜的日子，不知饥肠辘辘的欧阳是怎么熬过来的？
我问欧阳，他说：当时哪家不是这样？有什么熬不熬的。
这种肚皮里清汤寡水乃至“水滴石穿”的感觉，在欧阳自远家，一直延续到了1966年。这时，地球化学所已从地质研究所分出来，并在当年5月全部搬去了贵阳。
看来北京的老百姓也有改善，菜市场里有时也可买到一点肥肉，每排一次队只能买三两肥肉，排上一天的队可以买到五六斤肥肉，熬成油装到瓶子里，然后托人带到贵阳可以吃好几个月。那时，欧阳每回出差到北京，这都是妻子交代的头等任务。
那年月，一家人最开心的事情，就是能吃上一顿饺子。
包了饺子，两个男人——丈夫和二儿子先上桌，等他们吃完，剩下就是女儿跟妻子的了。有时就剩点面片，两个女人也吃得津津有味。儿子那时常常问妈妈：您怎么这样爱吃面片啊？
那年月，邓筱兰最开心的事情是什么呢？
生老二时是1961年。丈夫开会去了，是同事送到医院。同事回来通知他，你爱人生小孩去了，人在北医三院，才六克血色素，营养不良啊！你快点回家，给她煮点吃的送去，哪怕煮两个鸡蛋也好。他当即照办了，赶到家，好容易找到点吃的东西，烧好了送来。又花了四元钱叫了辆出租车，把妻子、儿子接回家，这是丈夫头一回奢侈，让邓筱兰记了一辈子。虽然回到家，剩下的事，还得她自己做了，他上他的班。
那年月，欧阳自远最开心的事情是什么呢？
不管他腿上、脚背上的肌肤按下去是否有一个个坑，但我想，在当代已经被很多中国人遗忘了的“三年困难时期”里，他用一双无形却每一条掌纹间都溢满智慧的手，给人类居住的这颗星球的亿万年历史，按出了一个又一个无形的“坑”来。
1963年，欧阳自远完成了《核转变能与地球物质的演化》一书，因“文革”爆发，延至1974年问世。他在书中推测，在十八亿年到二十亿年前，自然界某个区域铀元素富集到一定程度，有可能形成天然核反应堆。
后来，法国原子能委员会的专家在非洲加蓬共和国的一个叫奥克洛的地方，发现并证实了这种现象。
侯先生特别高兴，他说这点可是谁都没有预料到的。
事实证明，侯德封不仅是一位勇于开拓、提携后进、功德双馨的科学家，而且，从他多年来支持、安排欧阳自远在多学科交叉的路径上左奔右突，蜿蜒前进，可以发现他思想异常敏锐，对日后中国国防与科技事业发展的必然趋势有着超前的预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