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7月，在莫斯科，美、英、苏三方举行了核裁军首脑会谈，阻止中国拥有核武器是会议的主题之一。8月，三国签订了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企图阻止中国研制核武器。
几天后，在中南海丰泽园，毛泽东召见了周恩来，周恩来告诉他：这几天，各国的报纸都发表了赫鲁晓夫同美国国务卿哈里曼热烈拥抱的照片，影响太坏了，这表明，苏联已经完全和帝国主义站在一起了！
毛泽东马上交代：这张照片，我们也要发表出来，印得大一点，叫中国人民看一看，什么是修正主义。
毛泽东还神情十分激动地说：原子弹一百年也要造出来！有什么办法？没有那东西，人家就说你说话不算数。
这年底，侯德封去国防科委开了一次会回来，他把欧阳自远一个人叫到办公室。一向随和的老先生，脸上少见的严肃，“欧阳，跟你说一件事情，我们国家现在要搞地下核试验了。”
欧阳听了，很兴奋，他明白核武器对一个国家意味着什么。
他也有些迷惑，这应该是军界一手操办的重大绝密项目，与地质所难道有什么关系？
“现在上面要找一个人，他学过地质，同时也是学过核物理的人。为什么呢，因为地下就要懂地质，搞核爆炸还一定要懂核物理。你可是两个专业都学过，我向上面推荐了你。到时候，具体的任务、安排，由国防科委通知你。”
此后，大概隔了一两个月没有动静，他知道这一定是在进行政治审查。
他当然想为地下核试验出力。他又告诫自己，以侯先生的身份、地位推荐，这推荐虽然很硬，可再硬，硬不过政治审查。在当时，在报刊上发表个豆腐干大的文章，都得先发函到单位，了解作者是什么成分，有没有什么问题，何况这可属于参与惊天机密的政审？他觉得有些悬了……
倒不是为自己，他是中共党员，还通过了预备留学苏联的严格政审。而是为邓筱兰家。
她妈妈是贺子珍的小学同学。她本来还有一个哥哥，过继给了三叔，三叔给国民党杀了，解放后成了烈士。可在当年吉安地区国共两党翻烧饼似的拉锯战中，她的四叔又是国民党，刚解放就被枪毙了。胆怯如蚁的父亲千叮咛万嘱咐，要她日后离家了，什么党派都不要参加。到了第四军医大学，班上的同学个个在政治上奋勇争先，就是她按兵不动。党支部做她的思想工作，她说：入党以后事情就多了，我这人笨，还是先集中精力把学习搞好。
她不敢写入党申请书，这申请书一交上去，必然就要政审。那年月，几乎在空气里也呼吸着政治气息的人们，谁不明白，叔叔虽不算直系亲属，但四叔的被镇压，却是政审中最恶劣的有亲属“关、管、杀”一档。凡列入这一档者，仿佛个个与新社会有不共戴天之仇，新社会当然要把他们盯得牢牢的。
现在他和邓筱兰已经是夫妻了，审查他必然要审查她，他很难估计，在这势必是最严格的政审中，妻子多少年里的锥心之痛，是否会让他接过来，成为他日后的锥心之憾……
他只当是这件事情没有发生，可还得做些相应的准备。当时在地质所和科学院，找不到任何有关核试验的资料，就到部队系统的图书馆去查美国的地下核试验的相关资料。这里有一些，但主要还是理论上的东西，与具体实施相差很远。而且，因为不知道中国会怎么搞，它们有没有参考价值，有多大参考价值，还是雾里看花，心里很不踏实……
他忐忑不安，他心急火燎，他又有些百无聊赖。
终于，有一天，走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他长舒了一口平生少有的大气。
这天，欧阳自远被通知到国防科委去接受任务，这任务是在地质所选几个人，组成一个小组，他担任组长，小组的代号是“219”，专门为地下核试验选址。其经纬度的范围已经上面确定，只能在这范围里选，不能跑出去。
原来都是所里的熟人，抬头不见低头见。可七八个人经过了三个月才能坐到一起来，其主要原因显然还是政审。欧阳被告之，关于“219”小组以后的工作，他不能告诉自己读完研究生后也一直关系密切的导师涂光炽。后来，他了解到，涂先生的父亲因做过国民党政府驻缅甸、加拿大的大使，被认定有严重历史问题。其实，涂先生的父亲后经平反，担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顾问。但在当时，两人见了彼此都自觉隔着一张纸，从来不谈“219”的工作。一般来说，那个年代的中国人在这方面的心理素质被敲打得很好，彼此不会觉得有什么尴尬。
“219”小组登上了西去的列车，这是一支多学科相结合的综合研究的年轻队伍。从这天起，欧阳自远和这个小组就从亲人的视野里消失了。
到了大西北马兰科学城，向他们下达具体任务的，是负责地下核试验的程开甲教授——当时任核试验研究所所长，也是“两弹一星”的元勋。1964年我国成功爆炸的第一颗原子弹，就是根据他的建议，否定了原先由苏联专家提出的“空爆”方案，改为“塔爆”；也是他提议，核试验应由“地面爆”及时转为“地下爆”。
程开甲教授对于“地下爆”的选址要求是，第一，别掀顶。要是把山顶掀开了，会造成很大的事故；第二，核物质不能从坑道中冲出来，冲出来也是大事故；第三，不能泄漏，这是最重要的一点，之所以由“地面爆”转为“地下爆”，就是要避免大气的污染；第四，附近有一条孔雀河，起码要确保三十年内河水不会遭污染。
此外，还有一个要求，即整个核爆炸过程在地下是个什么样的图像，最后得描绘出来。
已给出的经纬度范围内，大约面积有几百平方公里，经过三四个地方的比较，“219”小组花了一年时间，最后选定的是一座小山，方圆有二三公里，有五百米高，再大的原子弹也掀不掉。但一个要害的问题是，此山和在已给出经纬度范围内的山，都是石灰岩成分的岩层。
从地质要求上说，石灰岩不利于地下核爆炸，美国都是在硅酸盐岩层中做地下核试验，如火山凝灰岩、沙岩和花岗岩，这些岩石的二氧化硅含量都在百分之六十以上。硅有一个特点，就是爆炸以后会变成玻璃，自然把那些放射性物质裹在里面，若遭地下水浸泡，也不会溶化掉。而石灰岩，在核爆炸后，只能烧成石灰，一变成石灰，遇水马上溶解，肯定会泄漏出来。
其他方面的困难，也非亲历其境者所能够想象。
比如说，要使这座山不可能被核爆炸掀顶，不会有核物质泄漏出去，先得要做精细的研究。山体很大，欧阳自远爬了一个上午才爬到山头，以后的日子，他和同事们还得踏遍山上的峰峰谷谷，皱皱叠叠，角角落落。山上的每一条裂缝，他们都要发现，都得量出来。在山上至少有的几千条裂缝中，每条裂缝怎么个方向，裂缝有多宽，延伸有多长，气体怎么沿着裂缝窜出来，他们都得测量记录，并画图一一分析，再将数据输入当时的手摇计算机。通过严密的计算，以确证这几千条裂缝既不会成为山被掀掉的决口，也很难有放射性物质跑出来。
再有防止河水污染：这一片地质构造是什么岩层，地下水流向上各处岩层的厚薄，地下水怎么流过去，在各处的流速多大？如果有放射性物质，岩石本身能不能吸附一部分？如果不能，是否能加点什么东西，起化学反应后将其锁住。还有，为什么可以保证河水三十年里不污染，不到三十年之前有没有可能出现污染？这一切，都要反复勘探和做大量的模拟实验。
程开甲教授向“219”小组要的，只能是确凿的证据——既有扎实的实验基础，又有数理逻辑说服力的证据。
没有一个门外汉，真能说清楚“219”小组在大西北的那些日子，即使由他们自己表达，外人看起来，也可能是将象鼻子当成了一根大葱。只能用几句俗话匆匆带过：翻山越岭，旰食宵衣，冥思苦想，永不言败。还得加上，有的时候那是“贼胆包天”，敢走“月黑风高”；更多的日子里，必须心细如发，如履薄冰。
所有的问题和难题，都被“219”小组踩在了脚下，仅解决石灰岩如何在爆炸后也变成玻璃，就先后用了二年功夫。
在当时的中国，“219”小组成员们的精神风貌，可谓个个都是不能见报的王进喜、陈永贵、郝建秀。国家也给他们提供了远超出他们想象的物质条件。
因为是快要废除军衔制了，欧阳自远至今还记得，就在这之前，有一天，一位上校来找他，说，你需要什么仪器，现在就给我开单子，三个月内，我一定给你搬到实验室。
在“219”小组需要的诸多仪器里，少数国内可以生产，多数只能买自国外，如能谱仪、原子吸收光谱仪，各种物理力学的试验机等等，它们都出自于美、英、法等西方国家，而且，大多具有敏感色彩。即使是进口一般仪器，也先得在国内审批，看得花去多少外汇，再去国外订货、谈判，当时与西方国家没有直接贸易，还得通过香港中介……其关山重重，就是神仙来办，也不止三个月。
欧阳不管要花多少钱，也不知道要花多少钱，开了一张单子交给上校。刚满三个月，所有的仪器都梦幻般地进了实验室。他至今不知道对方是用什么力量，通过什么途径，搞到这么多先进仪器，而且真的掷地有声，决不耽误你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