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苏两国登月的竞争十分激烈的日子里，中国人在急于打出自己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在苏联的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后不久，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即求见毛泽东，他奉命打听中国人对此有什么看法。他端坐如仪，耸耳静听，毛泽东却在一片烟雾里大手一挥，兴之所至，郢书燕说：在中国，嫦娥几千年前就上天了，我们还要请嫦娥下地来……
如果说毛泽东的这番话可视为有着些许自嘲自嘘意味的笑谈，那么，次年他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则是一腔掷地可作金石声的誓言：中国也要搞人造卫星。而且，我们要搞就要搞大的，鸡蛋那么大的我们不抛。
中国科学院将研制人造卫星列为1958年的重点任务。这项绝密的工作被定为代号“581”任务。
“581小组”的组长是钱学森。1949年至1955年，他任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中心主任、教授。1955年回国，被委以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的重任。副组长是赵九章，1938年获德国柏林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中央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气象系主任，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他是中国动力气象学、地球物理学和空间物理学的奠基人。此时，任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长。
一时间，中科院内热气腾腾，调兵遣将，数十个研究所共同组建了三个设计院：第一设计院负责总体设计和火箭研制；第二设计院负责研制控制系统；第三设计院负责探空仪器与空间环境研究。
1958年，堪称放“卫星”之年。各行各业都争着“放卫星”某县放水稻“卫星”亩产三万斤，没几天，另一个县又放“大卫星”，亩产水稻十三万斤，某地一座高炉放铁水“卫星”日产三千吨，最多一星期，另外一地的高炉又放出日产万吨铁水的“特大卫星”……
毛泽东视察河北，在徐水，县委书记说：粮食多得吃不完。
毛泽东回答说：那就让社员一天吃五顿。
经过安国县，县长说：县里土地多着哩，想修个飞机场。
毛泽东勉励道：好呵，那就把马路搞成洋灰的，再弄宽点，修个飞机场。
刘少奇在北京石景山发电厂与工人们座谈。他说：现在赶上英国不是十几年，两三年就行了，明年、后年要超过英国，这不是假的，钢铁、煤炭明年就可以超过，电要慢点。中国进入共产主义，不要好久，你们大多数人可以看到共产主义……
这一年，无论是领袖，还是各级干部，水浪一样波动的舌头不打一点颤。
《人民日报》为一个在舌头上放“卫星”的国度叫好，它的社论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没有万斤的思想，就没有万斤的收获”。
中国科学院在当年6月份召开的“大跃进”动员大会上，提出放重型卫星，向次年的国庆十周年大庆献礼。
留在北京的两个设计院干劲十足，夜以继日，苦干了三个月。以年轻人为主的科技工作者和工人们因陋就简，土法上马，群策群力。在卫星的初样和试验阶段，没有铆枪，没有固定工件的桁架，就靠各人手中的一把小锤，以自己的身体当桁架，将铆钉一个个敲了上去。当年10月，在中国科学院跃进成果展览会保密馆里，展出了卫星和火箭的设计图和模型，包括载有科学探测仪器和小狗的两个探空火箭头部模型。
搬迁去了上海的第一设计院，改名为上海机电设计院，当时从各大学调进了几百名在读的大学生，平均年龄只有21岁。客观条件的限制，层出不穷的问题，使该院承担研制的火箭尺寸越来越小，研制压力却越来越大，最后只能研制简单的T7—M火箭。
进入1960年，原来“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的激情，被一片马瘦毛长、摇摇晃晃的影子所取代，但饿着肚子的大学生们还是将这枚T7—M火箭，竖立在了上海南汇县老港镇20米高的发射架上。
当年进入上海机电设计院，还是复旦大学数学系二年级学生的李大耀，当时的工作就是计算航天器的空气阻力。四十四年后，他对记者回忆道：发射场就在上海南汇县的海边，发电站用芦苇席围上后盖了张油布篷。现场人员之间没有什么通信设施，连扩音器也没有，仝靠手势和嗓门大。给液体火箭发动机加注燃料，用的是自行车的打气筒。火箭上天后怎么跟踪呢？就是几个人手里拿着天线对着天空，看上去像玩遥控飞机……（见《登月一——中国人的光荣与梦想》，2002年12月5日《三联生活周刊》）
一个月以后，毛泽东来到上海，参观上海新技术展览会。
一进大厅，他直接来到T7—M探空火箭模型旁边，在仔细观看了这枚火箭后，他问旁边的讲解员：“这家伙能飞多高？”“八公里”。
毛泽东轻轻“噢”了一声，但马上又转头，对陪同来的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说：“了不起啊，八公里也了不起，我们就要这样，八公里、二十公里、两百公里地搞下去，搞它个天翻地覆。”
六个月后，火箭发射的高度达到了60—80公里，此前卫星模型也做出来了。但实际上，科技人员普遍缺乏火箭、卫星基础理论知识，而且，没有设计资料、计算手段，总体设计参数难于选择。试验手段与测试条件更差，材料、元件也供应不上……一大堆实际问题解决不了。倘若卫星可以关起国门放，那舌头也就放了，可它是要放去天上的一颗真家伙，研制工作不得不搁浅了。
1964年10月，中国成功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
同年7月9日和7月11日，我国还连续成功发射两枚“东方红二号”自制导弹，它们已通过实弹考验，与原子弹配套成了有实战价值的战略武器。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起，就开始担任我国自制导弹型号总体设计室主任的正是孙家栋。
“两弹”的成功，表明我国在新型材料、仪器仪表、精密机械等方面有了新的发展，意味着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发射卫星的工具问题，使发射自己的卫星上天成为可能。
在当年中国共产党人的心目中，念念不忘大国是需要一些象征的，尤其是高举反帝反修大旗的社会主义中国。但我们与别的国家比什么呢？比汽车，比钢铁？还是比国民收入，受教育水平？经过狂热的“大跃进”所导致的“三年困难时期”的惩罚，许多人都退烧了，清楚在这些方面决不是十五年、更不是两三年就能赶超得了的。可以拿出来比，而且一比就能震动世界的，就是所谓“两弹一星”的原子弹（包括氢弹）、导弹和人造卫星。
1965年，国民经济开始全面好转。
既然在中国人饿着肚子、赫鲁晓夫更夸张为中国人穷得两个人穿一条裤子的情况下都能搞出原子弹，现在能吃饱饭了，国家怎么不会投入更大的力量搞出自己的卫星？
看上去不再“像玩遥控飞机”，其转折是在1965年。
1964年岁末，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召开。身为人大代表的赵九章，听完周恩来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后，当晚起草了一份关于尽快全面规划中国人造地球卫星问题的建议书，次日上午，他当面交给周总理。
1965年1月6日，赵九章又与中科院自动化所所长吕强，联名向中国科学院党组上书，建议立即启动我国研制卫星的系统工程。
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和副院长裴丽生阅此报告后，当天便批转给了中科院星际航行委员会主任竺可桢，请其尽快审阅处理。竺可桢阅完报告，当即在报告上欣然写下四个大字：“刻不容缓！”并组织人马，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份中国科学院党组的建议报告，正式呈送中央。
同年8月，周恩来主持中央专门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该委员会负责审批有关国家国防与安全的重大项目。这次会议原则批准了中国科学院《关于发展我国人造卫星工作规划方案建议》，确定将人造卫星研制列为匡l家尖端技术发展的一项重大任务。并确定整个卫星工程由国防科委负责组织协调，卫星本体和地面检测系统由中国科学院负责研制，运载火箭由七机部负责研制等事项。因是一月份正式提出建议，这一工程的代号定名为“651”任务。
会议还强调，只要是“651”需要的，全国的人、财、物，不管是哪个地方、哪个单位的，一律放行，全面绿灯。这意味着卫星已从全面规划阶段，开始进入工程研制阶段。
这次，赵九章被任命为中科院卫星设计院院长，作为卫星总体设计负责人的则是钱骥。自1957年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后，后者在众多的科学家中穿针引线，促使中国科学院将人造卫星列为空间技术开发中的头号重点课题。
这两人还颇声气相投。1949年解放前，两人先后做过中央气象研究所所长。在国民党政府仓皇撤离大陆去台湾时，两人都拒绝去台，决意留下来为新中国效命。两人都在政治上积极要求进步，恨不能做跳进油锅里的大虾，顷刻间让遍体变得通红——钱骥已在1952年加人中国共产党；赵九章入党未成，没资格交党费，可交工会的会费总是可以的吧，从建国起，每月一领到工资的头一件事，他就从工资袋里抽出一百元钱交会费，一直交到自己成了“牛鬼蛇神”……
卫星设计院成立不久，钱骥和几位科学家随赵九章到中南海总理办公室，汇报卫星设计方案。周恩来手拿一份汇报人员名单，走到钱骥面前问：“你是哪里人？”
“江苏金坛”。
总理说：“那我们是大同乡，你和华罗庚先生是小同乡”。
得知钱骥的姓氏时，周恩来哈哈笑了：“我们的卫星总体设计师也姓钱啊，怎么我们搞尖端科学的，原子弹、导弹和卫星，都离不开‘钱’啊？”
这便是著名的“三钱”的来历——除钱骥外，此时钱三强正负责原子弹、氢弹的研制组织工作，钱学森则是研制导弹的领导人（按民间流传较广的说法，“三钱”之中有钱伟长，而无钱骥）。
当设计人员拿出了第一颗卫星的外形定为七十二面体的球形，并将其命名为“东方红一号”的方案后，法国的一颗重量为38公斤的卫星发射升空，坐上了美、苏两国之后人类航天的第三把交椅。
“651”的各部门里灯火通明，节假日也挑灯夜战。设计人员思绪云涌，他们打算不鸣则已，一鸣盖世，我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不但要超过法国的卫星重量，而且要超过苏联的83.6公斤，更将美国的8.2公斤远远地抛在后面，最后确定中国第一颗卫星的重量为100公斤左右。
下了井冈山，又去了韶山滴水洞的毛泽东，也思绪云涌。
犹如一部音符里弥漫着不安与不祥的交响乐，休止符的出现总是短暂的。在1966年，历史将中国引向了又一次更大规模的癫狂。
中科院里，赵九章首当其冲。他是国民党元老戴季陶的外甥，年轻时做过戴季陶的机要秘书。进了仕途又退出仕途，先是考上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后又获公费留学资格，在德国攻读气象专业，仅用三年工夫，便获博士学位。若继续留在国外，美元豪宅、香车宝马，全然不在话下。他却选择了自己动荡而又贫穷的祖国。
这两个人生重大选择，在“文革”中，变成怎么样辩说、怎么样挣扎，也爬不出来的历史沼泽。
每天他都被押到大街上，像牲口一样赶着往前走。脖子上挂一块墨迹森然的牌子，上面不是“反动学术权威赵九章”，就是“历史反革命赵九章”。牌子重达十几公斤，套在脖子上的又是铁丝，他的脖子很快便被勒出道道血槽。
游街完毕，再带回科学院批斗，每次批斗，他都必须低头弯腰，甚至坐“喷气式”。人老了，腰又有病，实在弯不下去。于是，革命群众使用烟头烫他的腿，烫他的腰，烫他的嘴，直到烟头烫灭，他的腰还是没有弯下去……
他想起了留学德国时结识的朋友乔冠华，此公算是周恩来身边的人了。他想给乔冠华打个电话，问问自己曾多少次如坐春风、亲耳聆听的周恩来侃侃而谈的知识分子政策，是不是一朝成了手纸，冲进了厕所？
家里早就被不知抄过多少遍了，他找不到乔冠华的电话号码。一次打开水时，赵九章碰到随自己工作了十几年的研究员邓增昆，请他尽快帮着找找乔冠华的电话。邓的家里哪里又是一片大洪水时的绿洲？写有乔冠华电话号码的一个小本子，怎么也找不到。
希望，有时就如安眠药。相信了，既可麻醉人；一旦失去，又可能吃死人。邓增昆翻不出“安眠药”，好几天躲在家里，不敢见赵九章。“不怕贼偷，就怕贼惦着”，有一天，还是被赵撞上了。当他听说没有找到乔的电话号码，刚才还如圣诞树一样放亮的眼睛，突然一下黑了，身子似水漫沙器一样地颤颤倒下。邓增昆扶着他起来，在原地站了足有五分钟，他才踽踽而行，一步步地挪回家里……
欧阳自远是幸运的，他得以又一次“溜号”。“地爆”计划，让仅吃了大半年苦头的他，顷刻间和“219小组”人间蒸发；可人造卫星计划却没能让赵九章化险为夷，而且，这个计划从此将他拒之千里。
国家和中科院的所有会议以及科技方面的活动，他没有资格没有权利参加。有关人造卫星的研制工作情况，他无权过问，凡涉及这方面的信息，对他一律实行封锁……
他的大把心思却仍在人造卫星上，叫他反省，他想的是人造卫星；叫他汇报思想，他谈的是人造卫星；叫他关起门来写检查，他在纸上反复论证的还是人造卫星。连他在检查开篇必引的最高指示，也多是毛泽东“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雄伟号召。
他有时还会从梦境中潸然泪下地醒来，梦中是两年前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关于发展我国人造卫星》的发言，主席台坐着凝神静听的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
他被拒之千里了，仍无时无刻不在关注卫星工程，关注这场来势汹涌的运动中每个卫星专家和火箭专家的命运，他尤为牵挂钱骥，他深知钱骥对第一颗人造卫星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可“文革”开始不久，钱骥便和他中断了正常的工作联系，他被揪出来后，钱的影子也见不着了。
他理解这位朋友及助手的无奈，可他太想知道哪怕是一点点卫星的研制进展情况。他托人偷偷给钱骥捎去一张纸条，并作好了被抓“现行”的最坏准备，纸条是用德文写的，然而，纸条送出去后杳无音信。赵九章无法知道的是，这时的钱骥也被打成“特务”，逐出了卫星工程的山门。
1968年6月，已在北京郊区的红卫大队劳动改造小半年的赵九章，听说了火箭金属材料研究专家姚桐斌的死讯。
我手头正保存有一份《将军军管日记》。作者是杨国宇，他1914年生于四川仪陇，1933年参加红军，先后随刘伯承、邓小平、李达等浴血奋战，1955年授少将军衔。建国后曾奉周恩来之命，与钱学森一起参与领导航天工业、尖端武器的研制。1978年任海军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曾率领海军舰船参与远洋航行以完成重大军事科研和建立中国南极站等项任务。2000年5月去世。
1967年3月，杨国宇奉命率“支左”小组到七机部第三研究院实行军管。在此军管近两年时间里，他写下了不少日记。由这些日记，后人能进入未加任何修饰的历史现场。此外，姚桐斌致死一案，当年也是由他处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