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秋夕，贵家结饰台榭，民家争占酒楼，玩月笙歌，远闻千里，嬉笑连坐至晓……
弦重鼎沸，近内延居民，深夜逢闻笙竽之声，宛如云外。闾里儿童，连宵婚戏；夜市骈阗，至于通晓。
这感觉真有些像巴西等一些南美国家以无数羽毛和亮片装点起来、通宵歌舞的狂欢节，或近似于国内早几年倾家倾城出动的“五一”“十一”黄金周了。
至明清时，中秋已成为中国人的主要节日之一，也是朝野上下一致重视、仅次于春节的第二大传统节日。当白毫千丈散作太虚一色，又恰是金风送爽、丹桂飘香之刻，华夏大地上，家家团圆一处。有客居异乡不能回家的，那就让彼此的目光、彼此的祝愿在月亮上团圆。有撒手人寰、做了大行者的，后死者的思念更常常以月光为寄托。我少年失母，中年丧父，早年也枉写过诗，曾屡屡冥坐怀想：
或许月亮如明镜似的皎洁，便是被这千秋万代的目光所擦亮；月亮在这一刻的通体饱满，便是因堆满了亿兆众生的祝愿，恰如烟火鼎盛的寺庙里那供案上沉甸甸的滚圆香炉……
中秋节里团圆的内容，只是浅层次的。
在深层次里，它仍然是中华民族对月球进行全民膜拜的圣节。
在明清两朝，无论贫富人家，各户都要设“月光位”，在月出方向“向月供而拜”。陆启泓的《京岁华记》中载：“中秋夜，人家各置月宫符像，符上兔如人立；陈瓜果于庭，饼面绘月宫蟾兔；男女肃拜烧香，旦而焚之。”
月亮早已是中华民族的心上月了，它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是自然的，也是社会的。
而月光，则深深地融人了世世代代中国人的生命情怀。
台湾著名作家林清玄有一散文的名篇好像是《温一壶月光》，借这一说法，我们每个人的人生之旅，从某种意义上说，都携带了一壶月光上路……
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尤其是盛唐时代所谓“唐风”的强劲吹拂，月亮在日本也是精神的，社会的。日本现代著名的美学家、美术史家矢代幸雄曾把“日本美术的特色”之一，用“雪月花时最怀友”的诗句简洁地表达出来。即自己看到雪的美，看到月的美、樱花的美，就会炽热地想念自己的知心朋友，并愿与他们共同分享这份自然美的快乐。日本的茶道，便是以“雪月花时最怀友”为其基本精神，往往是在一个良辰美景之日，最好的朋友们邀集在一起，在规矩严格又无比雅致的韵律中泡出的一杯杯，既氤氲出山川草木的气息，又飘拂出人情人性的芬芳。
蕞尔小岛上有一位被称为“月亮诗人”的明惠上人，大概相当于生活在中国宋朝那样的年代。他写了大量有关月亮的诗歌，其中为岛国民众几乎家喻户晓的一首是：“山头月落我随前腋夜愿陪尔共眠心境无翳光灿灿/明月疑我是蟾光”，月亮诗人的心境是如此清纯明亮，与月亮是那么亲密，连明月都以为他就是月光本身了，这里已经有“子非鱼，鱼非子”的浓浓禅味了。
日本著名作家川端康成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获诺贝尔文学奖发表演说时，阐述了明惠上人的诗歌的意义，他认为“月亮诗人”集中代表了日本民族的审美趣味。
有在日本生活了近二十年的友人告诉我，“望月”还是日本人数以万计的姓氏中的一个。与“山本”、“渡边”、“松下”等大姓比起来，有此姓的人虽然是凤毛麟角，可细细溯源，叫“望月”的人家，在明治维新前的久远年代里，一定获有贵族的身份。
在西方民族，月亮也经常构成美的元素。
歌德的一首咏月诗《对月》，经舒伯特等几位音乐家谱曲，早已在西方世界四处传唱——你又把幽谷密林，注满了雾光。你又把我的心灵，再一次解放。你用慰藉的月光，照我的园邸，就像知友的眼光，怜我的遭际……
在许多传统的西方人眼里，高度的极致是天鹅，美的极致还是天鹅。但天鹅就是白日里的月亮：“月亮，这只天上的美丽天鹅，用它的维苏威山的白色羽毛在天空之巅抚摸着……”（德国作家让·保尔《土星》）
月亮在中国人眼中是永恒的，无论是古人今人，常用来作为海誓山盟的指证。月亮在西方这方面却打了折扣。《罗密欧与朱丽叶》里，莎士比亚写下一段与中国人的普遍心理背道而驰的著名对白——
罗密欧：姑娘，凭着这一轮皎洁的月亮，它的银光涂染着这些果树的梢端，我发誓——
朱丽叶：啊！不要指着月亮起誓，它的变化是无常的，每个月都有盈亏圆缺：你要是指着它起誓，也许你的爱情也会像它一样无常。在看待月亮上，中西文化如此的差异，这可能还只是皮毛。
朱光潜先生曾经对中西诗歌经常采用的不同自然意象有一个精当的比较：“西方诗人所爱好的自然是大海，是狂风暴雨，是峭崖荒谷，是日景；中国诗人所爱好的由然是明溪疏柳，是微风细雨，是湖光山色，是月景。”
诗言志，诗为心声。
月亮，与中国文化的两个经典特色有着鲜明的比附性——
月亮只有被动地发光，圆缺盈亏，严格地走着时令，忠贞，守序而且内敛。
在孔子的伦理观念中，夫为阳，妇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君为阳，臣为阴。为阴者必须“温、良、恭、俭、让”，以含而不露、温文尔雅为理想人格。老子则进一步塑造了中国阴柔的民族性格。老先生有一句现在还常常被引用的名言：“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
与此可以参照的是，从古希腊人征服爱琴海并以武士建立城邦的勇武之道上，从苏格拉底、柏拉图睿智且又高雅的谈话中，从耶稣以生命和鲜血为世人赎罪的殉道精神上，从哥白尼坚持地球围绕太阳转而不惜走上暴戾的宗教法庭，从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这些发现新大陆的海上枭雄的目光里，从司汤达《红与黑》中的主人公于连，以及巴尔扎克诸多小说笔下的拉斯蒂涅等人物身上……无不显示了人格的独立性、自主性，生命世界的担当性、进取性，其极端便是主体意志的扩张性，性格上的侵略性。
人们发现阳刚的阿波罗更像是西方民族的图腾。
月亮，使万物笼罩在朦朦胧胧的夜色之中，看花似花，看花不似花，看山似山，看山不似山，飘拂、蕴藉、模糊。
中国人的传统思维擅长“形而上”的大而化之，爱将心理、事理与物理混为一谈，缺乏精确的以逻辑或数字为基础的“形而下”方式。却称前者为“道”，后者为“器”。
古人浩如云烟的经卷里，其洋洋气势，可以取宇宙万物于彀中——如《易经》中，有“道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极……”有人据此论证几千年前我们的先人就已认识到二进位制，这是“四大发明”之外，老祖宗们对于文明世界的又一个了不起的贡献——但在这些经卷里，却很少看到有谁像牛顿那样说透一个落地的苹果。
今人大概不乏如此的印象——许多文字与讲话里，常常一二三四，宏观微观，虽然但是，主观客观……仿佛什么都说到了，看下来却等于什么都没说；仿佛什么都要动，做下来却是该动的固若金汤，不能动的如火如荼；或者强调既要这样，又要那样，明明打着右方向盘，却偏亮着左转弯灯，结果摇摇摆摆，趔趔趄趄，终不见一番壮士断腕、背水一战的气象……
有人说这是当下话语的积弊之一。我却以为，模糊性与不确定性，可能是我们这个方生未死的时代难以摆脱的命门。
是否能够这样说，太阳，月亮，已是中西文化比较的两个重要意象。
有识者指出一
当然，如果从更广阔的世界文化视野着眼，那么，阴柔与阳刚并不代表价值的优劣。过于阴柔的民族性格容易导致忍从、内向和封闭，面对外来的挑战而无力迎战。中国的民族性格虽然和西方文化相比显得阴柔，但是在上古和汉、唐时代还具有雄健的性格，可以说是比较理想的阴阳调和，但是自宋代之后，民族性格就越来越内心、封闭和阴柔，以至于到了近代不堪西方列强的欺凌，从这个意义上说，“五四”新文化运动以西方阳刚的文化性格冲击中国阴柔的文化性格，是完全合理的。但是，过于阳刚的民族性格，又容易导致无休止的攻击和占有，从而导致霸权主义和对其他民族的欺凌乃至侵略。因此，中西文化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在对话的基础上达到中国传统文化推崇的阴阳调和，应该是中西乃至各个民族文化融合的理想。（高旭东《从中西民族性格的比较看月亮文学与太阳文学》，《文学评论家》1989年第3期）
此观点是否正确，或者是否因也蒙上一层迷离的月光而有些中庸，读者自会乐山乐水。
窃以为，有一点却是可以公认的，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感性的成分总是多于理性，或者说，古代的中国人，常用神性、诗性乃至巫性的眼光来看待世界。西方民族也有神话和诗歌，还有各种繁复的宗教仪式，但在如何看待世界上，他们却更早地选择了科学。
没有月亮的晚上，天上有一条银河，西方叫“圣雅克”之路，这是当年与萨哈森人作战时查理大帝走出的天道。再远一点的，那是“灵魂战车”（大熊星座），战车上有四根发亮的车轴。在战车前面跑的那三颗小星星是“三牲畜”，靠近第三颗的那颗小星星则是“车夫”。这周围纷纷落下的流星雨，一定是慈悲的上帝不愿收留在天上的灵魂……（见[法国]都德《繁星》）
这一想象已算是很丰富了，可跟中国人一比，立马就小巫见了大巫。
在华夏的传说里，织女私奔人间，与牛郎结为夫妻。王母娘娘又恨又气，派天兵捉回织女。牛郎用一对箩筐挑一双儿女，一路追赶，王母娘娘拔下头上的玉簪，划出滔滔天河，将他们分隔两岸。从此，每到七月初七夜晚，当天河里出现数不清的亮点的时候，那就是无数喜鹊用翅膀搭成的一座桥，鹊桥上，牛郎织女倾诉相思之苦。于是，“七夕”在华夏，某种程度上也成了一个节，它的名字是“痴男怨女节”。
公元1609年，一个叫伽利略的意大利人发明了折射望远镜，人类第一次看清了月亮，上面空空荡荡，表面坑坑洼洼。颜色浅处，像是大大小小的山脉，颜色深的地方，则像是一片低洼地，伽利略称之为“月海”。在他所命名的22个月海中，面积最大的是“风暴洋”，愈500万平方公里。
阿蒂米斯驾着的银色马车在哪里？作为夜空中的天鹅，它高贵而又皎洁的羽毛又在哪里？
旧时月的神秘与完美，在镜头前一下土崩瓦解，美好的假象，因科学探索而顷刻颠覆。
也许，这正是感性与理性、审美经验与科技主义的二律背反。在人类生活中，不少时候接受后者，总比承载前者要显得无奈，乃至有几分沮丧。却不见西方人有多少惋惜，他们不动声色地一路走来，在十八世纪的欧洲，又产生了一位让诗意的银河还原为本真的天文学家。
威廉·赫歇耳，1738年生于汉诺城，这是当时英国统治下的一个德国区。父亲是军乐团乐师。威廉十五岁随父从军。1757年德法爆发战争，年仅十八岁的威廉由于体弱不能随军而避居在英国，在乔治巴思市任音乐教师。
对音乐的声学研究使威廉对数学感兴趣，数学又使得他对光学发生兴趣，光学更使他渴望用望远镜探索宇宙。由于经济窘迫，无力购买望远镜，他只好利用全部业余时间自己动手磨制。经过千锤百炼，他终于成为制造望远镜的一代宗师。一生磨制的反射镜面达四百多块，最后还造成一架口径1.22米，镜筒长达12米的大型金属反射望远镜，这在两百多年前确实是一桩令人望而生畏的伟大事业。
赫歇耳终生的愿望就是想弄清楚“银河系的结构”。他采用的方法是用他那些当时第一流的望远镜朝着天空的各个方向观测，并且一颗一颗地数出在各个方向上所能看到的星数。在1083次观测中，他总共计数了117600颗恒星。他发现越接近银河，恒星的分布就越密，银河平面内最密，而在与银河面垂直的方向上恒星最少。由于这个庞大恒星系统的大部分星都位于银河之中，后来的人们将这个透镜状的星系本身也称为“银河系”。
两百多年后，在绝大多数中国人的集体仰望中，天还是那个如皇权一样深不可测又威仪无上的天，月亮还是那轮泡在唐诗宋词中的月亮。
在二十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在南中国的一个偏远的小县——这个县在中共历史上以其强烈的革命色彩著称，在县城里唯一—个简陋地不能再简陋的公园里，倘若天空纯净，月华如水，常常可见—个十岁左右、做完了功课的男孩，孤独地坐在草地上，久久地仰望高远、深邃的夜空。
这男孩总想知道月亮上究竟是什么样子，总想砍了又合、合了又遭砍的桂花树被使了什么魔法。吴刚，则让他想起希腊神话里的大力神西西佛斯，后者被罚推着石头上山，到了山顶，石头又自动滚下山来，如此往复，没有穷尽。他觉得自己特别能理解嫦娥，不就是为着一点好奇心才遭此天人永隔的变故，是人谁没有好奇心呢？月亮上影影绰绰、似静非静的那块东西，他确信就是广寒官了……
这是过去无数中国孩子们童年时代永不会厌倦的保留节目；
这个男孩不同的是，他将这个节目演进了自己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