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欧阳自远生于江西省吉安市（古称庐陵），童年在永新县度过。
至今谈起江西，许多人马上会想起“革命老区”四个字。是的，在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江西奉献的有名有姓的烈士就有二十五万余人。仅在置中共与红军死地而后生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中，据说每走一里路，至少便倒下一名赣地儿女。
永新，更是老区中的老区了——
毛泽东井冈山时代的夫人贺子珍出生在这里，她一生曲折、令人唏嘘的遭际，及她和兄妹贺敏学、贺怡的传奇般的革命经历，在这片土地上广为流传。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担任过省委书记、省长的永新籍高级干部有张国华、王恩茂、李立等四位。1955年首批授予少将以上军衔的永新籍将军有42位，永新为全国第四大将军县。
此外，永新县还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著名的“三湾改编”所在地。境内有国家一大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如“三湾改编”旧址、中共湘赣省委旧址和红军湘赣军区总指挥部旧址、七溪岭战斗旧址、龙源口桥、毛泽东旧居等。
其实，苍莽赣水，葱郁江西，还有境内被罗霄山的余脉禾山等山环绕，河流又以禾水为主轴的永新——迄今为止千百年来一直隶属古称庐陵府的吉安，用“革命”，或者“老区”二字概括，是何等逼仄、肤浅！
赣人最引以为家珍的是，在“唐宋八大家”里占了三家——欧阳修、王安石、曾巩，前一人出自于庐陵，还有“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南宋状元宰相文天祥。宋代江西的道德文章，斯文不朽，就不必细说了。在明代，永乐初年，被明成祖同一批遴选进内阁的江西进士，有解缙、胡广、杨士奇、金幼孜、胡俨，占了中枢的大半壁江山。除了胡俨，其他的均出自于庐陵。解缙还主编了著名的《永乐大典》。
人阁的大学士杨士奇在京都遥望南天，一张老脸上春风沉醉，他说道：“天下之大，士之出于学校者，莫盛于江西、两浙，吉安又江西之盛者”，“四方出仕者之众，莫盛大于江西”。
明朝景泰六年，也人了内阁的庐陵人陈循，上奏书给当时的明景帝，说天下读书以江浙闽三省为盛，江浙闽三省以江西为盛，江西又以吉安为盛。为什么江西读书之风这么盛？就因为江西人多田少，许多家庭务农无田，经商无钱，做手工业则有耻于门第，所以子弟要读书，要考科举，以图发迹。
根据明史学家方志远先生的统计，整个明朝江西出了近二千七百多个进士，这还不包括军籍，只是统计了民籍。江西在明朝出的进士仅次于浙江（二千九百多人）和南直隶省（包括今江苏和安徽两省，共三千四百多人）。明朝前半期，江西考取的进士是全国第一。
特别是永乐二年，正做内阁首辅的解缙，既是主考官，又亲任读卷官，这一年从第一名至第七名的进士全是江西人，这在中国历史是空前绝后的。而且，一甲进士前三名里，有一个永丰人，两个吉水人，四至七名不是泰和人，就是安福人，即这七位都出自于庐陵府。或许，解缙判卷时念念乡情，爱屋及乌，笔锋稍稍滑边，并非没有可能；但敢在皇帝老子面前闹出这么大的动静，若不是江西人会读书这是基本事实，谅解缙也不能拿自己的脑袋过不去。
明朝的沈德符，在其《万历野获篇》里，写到在北京有朋友请他听口技，口技表演者用口技演绎了一个故事，说一个卖姜的客商与店铺的老板娘发生了不正当关系，后来奸情暴露了，巡城御史来处理这个案子。口技者是用北京口音学店铺老板，用安徽口音学卖姜的客商，巡城御史则是用江西口音学的。
这实际上表现了当时职业的地域特点——经商最著名的是徽商，当地老板肯定是用北京口音，御史则用江西口音表现。连口技者都知道江西籍的进士特别多，而所有的御史都得是进士出身。这就像前些年的笑星演小品，表演老板的一般不是讲广东话，就是讲闽南话，表演打工仔、打工妹的一般用四川口音，或是一口大葱蘸酱味的东北话……
直到清初，赣大地仍是琅琅书声隐隐可闻，文藻辞海处处涌动。蕞尔小县不乏簪缨世族，功名牌坊密如修林，江西士大夫满布朝班。除了多数人争先恐后、如过江之鲫进入官场外，江西历来还有汤显祖、宋应星这样一类文化人。
前者从来没有进入高层，虽然做过官，但多是闲职，他可以旁门左道，一心搞起戏剧创作，文学才华得到了充分展示，创作了《牡丹亭》等不朽的名作，被誉为“东方莎士比亚”。
后者更忍受着荒寒与寂寞，走上了一条没有进入官场的知识分子应该走的最好道路。他生活在偏远的乡村，却总结了前人的科学研究和生产力创造性的成果，写下了一部中国十七世纪的百科全书——《天工开物》。后来，这书不知怎的竞流传到了国外，在日本德川时代以后的学术界有着重大影响。在欧洲，十九世纪法国的东方学家将此书译成了法文，更名为《中华帝国古今工农业》；而在当代英国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中，除引用此书的大量资料外，又称宋应星为“中国的狄德罗”，后者是法国十八世纪的著名科学家与百科全书主编。
“革命”，亦是永新县1800多年历史中的一个小小断代，宛如一块透明的琥珀化石里含着的一个虫子。
唐代有许和子，被选人宫，玄宗赐名“永新”，善歌，并工曲，自创子和调，其音“响传九陌”，“一曲能止万人喧”，当时无人能及。北宋有两朝名相刘沆，仁宗称其为“质性刚鲠，姿材明敏”，且胸有气宇，举荐了欧阳修、富弼等一批贤才。元代有谭天如，辟苏州名园狮子林，善诗，著有《狮子林别录》、《天如集》。明代有颜钧，虽一生布衣，却笔耕不辍，所著《山农集》，其哲学思想与王艮、李贽先后辉映，哲学史家公认他为王学泰州学派巨擘。
即便就在这一个小小的断代里，这块山环水绕的土地上也不是多数人，都投入了红旗翻飞的造反，或者能给所有的人都贴上一张标签：革命，或反革命，便足以定论终生。前几十年里中国人说烂了的这两个词，远不能涵盖丰富而又复杂的社会生活。
这方面可以拿来说事的一个人物是段锡朋，其人出身当是“无产阶级”。其父亲在童年时，过年前几天，穿着破棉袄，一家家敲门借钱，经常一无所获回来。祖母递一把盐炒豆子给儿了，再有一碗冷饭充饥，就算是过年了。有一年“三伏”天，他和祖父一起在谷场晒书。祖父叹了口气对儿子说：“这辈子唯有这些书留给你作念想了……”不久，父亲就成了孤儿。
在寒冷的冬夜，童年的段锡朋常翻着还有暗火的炉灰里的番薯，听着父亲讲这些往事。
今天听起来像是神话，家里徒有四壁的段锡朋，竟顺风顺水地进了北京大学。五四运动之际，他正读法科政治系四年级，因学业优良、人品端正，被公推为北大学生干事会总务股主任、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会长。他积极鼓动同学上街游行，领头到总统府请愿，又带头火烧赵家楼，5月4日那天，他因掩护游行的同学而遭警方拘捕。尔后又到津、沪、宁一带串连，被推举为全国大学生联合会会长。段的组织才能和革命精神，深受同学们的爱戴，许多人尊称其为“我们的段总理”。
写到这里，不妨提及的是一与此同时，在清华大学里异常活跃的是担任校学生会主席、《清华周刊》主编的罗隆基。他是1913年夏在江西直接从小学毕业生中招考，并以全省第一名的成绩入选清华的。他的老家在安福县，也属吉安，且与永新相邻。于是，历史记载下在五四运动重镇中执牛耳的两位，均来自古庐陵。
耐人寻味的是，作为中国民主同盟创始人之一的罗隆基，一贯与中共合作，建国后曾任政务院政务委员、林业部部长，1957年竟也“误入歧途”，被钦定为资产阶级右派的头面人物。
1920年，段锡朋考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获文学硕士。尔后，由美转欧，相继入英国伦敦大学、德国柏林大学、法国巴黎大学学习。1925年秋回国，先后任教于国立武昌大学、广东中山大学。次年7月，段投身于北伐，曾在陈果夫手下任职。不久出任国民党江西省党部执行委员，参与组织“AB团”，“AB”两字为反对布尔什维克的英文缩写。后历任中央“清党”委员会委员、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党务指导处长、教育部政务次长、代理中央大学校长、国立政治大学教育长等职。
不过，还是这个段锡朋，虽身居要职，却常年布衣布衫布鞋，蓄着一个平头，加上举止严肃，不苟言笑，初识者多以为是一介乡下塾师。据时人回忆，抗战期间，陪都重庆物资缺乏，公务员待遇菲薄，生活艰苦，可段锡朋处之泰然。他积极提倡将旧信封翻过来再用，将破烂不能穿的衬衫几件合缝成一件再穿。他家住沙坪坝，虽然公家备有小汽车，他坚持私事不坐公车，每周六下午到牛角沱坐公共汽车回家，周一晨照常乘公共汽车上班。他说：“回家是私事，现在一滴汽油一滴血，不能随便浪费。”
抗战胜利回到南京。一天父女同游明孝陵，女儿指着蓝天白云下一树如火的枫叶，叽叽喳喳说个不停。段锡朋却指着树下破败不堪的土屋、奄奄待毙的老牛，打断女儿道：“大多数中国人仍这样活着，这是我辈的过错，以后也就是你们的责任了！”
以后女儿永兰工作了，用第一个月的薪水，给自己买了一双高跟鞋，给病榻上的父亲买回一包当时还挺稀罕的巧克力。段尝了一口巧克力，放下了，喟叹说：“就在外国的巧克力和高跟鞋里，国家给一点点地卖掉了！”
此话一出，女儿后来好长时间不敢穿高跟鞋。
段锡朋体弱多病，仍然强打精神照常办公。上级劝他出国就医，或购买欧美药品以疗补，他回答说：“病是小事，不能因此而浪费国家外汇。”1947年春夏之交，段因积劳病重，住进南京中央医院。按级别可住头等病房，他只肯住三等病房。由于呼吸困难，出现昏迷，院方给他安上了氧气管。他苏醒后，马上拔去管子，对护士说：“啊，这是氧气呀！这是外汇买来的，这么昂贵的东西不要再用了，我的病已没有办法，不要耗费国家的钱了……”
1948年12月26日，段锡朋终因宿疾日深而病逝于上海。
在千年以来的岁月里，江西是宋明理学的渊薮，又是阳明心学的故园。朱熹、陆九渊本身就是江西人，老家淅江的王阳明则在赣地为官好些年。赣地的文化特色是普遍地崇尚道德文章，重视功名气节。最典型的文天祥。即使在以一腔热血和嶙峋的骨头写出了《可爱的中国》、《清贫》，至今足以荡涤世道人心的方志敏身上，后人仍可发现这特色的影子。
人清以后江西及赣文化的明显衰落，恰恰同时伴生着沿海沿江一带资本主义萌芽的兴起与实学思潮的涌动，这使得江西众多的有识之士忧乡心切，他们迫切地主张要走出去，再回头来以一番新的眼光改造江西。可以说，自得与改良是古代与近现代赣文化特色的两极。江西满是负离子绰绰有余的空气里，绝不比血亲、文化、商贸往来极为频密的邻省湖南，潜藏有更多的火药味……
我历来以为，革命在江西爆发，一个热血贲张的湖南青年发动的革命，没有使得湖南成为老区，却让江西担当起牺牲与创痛剧烈的根据地，这里有着历史不小的偶然性。
现在看来，在当时颇有几分刀光剑影的永新，欧阳自远的家庭，并不为猎猎红旗下的“打土豪分田地”所动，也未随民国政府视红军为“赤匪”。
他的祖父、父亲、叔叔，都是开药房的，最大的祈愿就是如天下老百姓一样，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人。但乱世似乎对欧阳家冲击不大，只是有些日子里红军拉着不少大洋找上门来，祖父卖过不少稀缺的药给红军，父亲为此顶替去坐了一阵子牢。
店名都叫“九州药房”。先是祖父在吉安帮人打理药房，又带出两个儿子在此学徒。父子三人早起晚睡，老实做事，在渐渐地熟悉了这个行业后，用攒下来的钱，自己开出一家。“九一八”事变后几年，中日之间日益逼近战争前夜，祖父看出吉安终难脱日本鬼子铁蹄的蹂躏，便带小儿子到永新，再开“九州”。大儿子则去永丰县，独立撑起另一家，过了不长些日子，永丰也不平安，又跑到泰和，再到赣南的兴国，在这里有了欧阳自远生命的源头——他的外祖父一家也开着一家药房，给他父亲与母亲的结合提供了可能。
欧阳自远的童年是在动荡中度过的，这几个县他都呆过，但更多的时间是在永新，与祖父、叔叔一起生活。1946年抗战胜利后，父亲、母亲也都搬回了永新。他的一家又是幸运的，虽然饱尝颠沛流离、亲人分隔之苦，怛全家人终熬过了八年抗战，而且在永新老家开的小药店居然保全下来。药店得以保全的原因是，在永新还没有遭到鬼子的践踏前，日本就宣告投降了。
药房里，卖的不仅是中药，还有一般小地方难见到的西药。当时最有名的是盘尼西林，以后叫青霉素。还卖过德国拜耳药厂出的最好的药，比如痢特灵，谁拉肚子了，一吃这个药，好得特别快。卖药之外，还给人治病，虽说不是科班出身，但在河里经年累月地摸着石头，也就能趟过去了，一般的头痛脑热、跌打损伤，对付起来游刃有余。
一家人大抵上衣食不愁。而且，在永新县城有了名声且颇有人缘。一家人无不心地善良，为街邻看病卖药时，对方若生活窘困，就只收取成本费，有的实在拿不出钱，便免费送药。祖父祖母笃信基督教，他们经常给孙子讲一些《圣经》故事，还要孙子诵读《圣经》一如今，这世道不管怎么变，人生在世，就要嫉恶扬善，与人方便，与己方便。妙龄女子的良人在男子中，如同苹果树在树林中。你欢欢喜喜地坐在他的荫下，尝他果子的滋味，觉得甘甜…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妒忌，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算计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是忍耐……
每到星期天，老人都要去教堂做礼拜。这是小县城里唯一的尖顶拱形、窗户半圆、具有哥德式风格的建筑。有时刚走到门口，便听见一阵犹如天籁一样优雅、舒缓的琴音，透过色彩斑斓的玻璃花窗流淌开来。自远常常会跟去，教友们非常喜欢这个天庭饱满、一双大大的眼睛见了人总是拂满笑意的孩子，此时不过十岁左右的他，常常在一片赞美诗中陷入大人般的沉思。
自远深得祖父母的厚爱，叔叔的关照更多地表现在学习上。叔叔深受庐陵文化的熏陶，且中医中药又属中国文化一体，许多典章名篇烂熟于心，尤其是一手好字，铁划金勾，形神兼具，他成了侄子的开蒙老师。日日东方拂晓，他都会在硬纸板上写上二三十个字，要自远认识、记住，并在字形上加以比较，在字义上反复揣摩。还必须做多少道算术题，临睡前一一检查，其耐心细致，不会亚于在店堂上给病人问诊切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