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安的两年里，邓筱兰没有回过永新老家，也没有找个地方约欧阳自远见个面。邓的家庭经济情况不好已是好些年的事了，欧阳自远的幸福感也没有能挡住自己家境近几年的落魄。一解放，私营的药房就很难开下去，父亲去了一个乡卫生院做医生，母亲去了另一个乡做接生员。离开县城一段时间后，不知怎的，老房子也弄没了，回到县城只好借住在邓家。
获奖证书和《百花集》贴在胸前自有一股温暖，它们却不能当棉衣棉裤穿，欧阳自远的棉衣棉裤还是用助学金买的。他享受到了最高标准的助学金，日常学习、生活可以对付，但要打算回老家一趟，彼此都没有财力，欧阳还舍不得时间……
大学四年里，他和她一直通着信，每个月都会有一两封。信里除了学习、工作，就是本地或学校最近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举办了什么重大活动……可谓一派云淡风轻。
在这云淡风轻中，欧阳却隐隐隐约地看出一双火辣辣、乃至不依不饶的眼睛。
还在读高中时，就有好友告诉他，倘若同学里谁要说你一点闲话，被邓筱兰听到了，她马上就要和对方开辩；谁要说你有什么好，她脸上顷刻阳光灿烂。好友的潜台词是，她已自觉放哨站岗，是他的“联合国维和部队”，或者她已经打算实行承包，有了做“压寨夫人”的深意。
这些来得不急也不缓的信，还真是有作用。
已经是古稀之年，我见欧阳自远——岁月风尘仍消磨不去的相貌堂堂，何况是风头正劲的白衣少年？而且声音浑厚、深沉，喜欢唱歌，似乎他更应该进音乐学院去唱美声男中音。能拉一手好二胡，拉得汪洋恣肆时，琴音几能哄得小鸟跑下树。还在学院的文艺会演上出演过话剧……
人品出众，学习出众，相貌出众，用当今小青年的话来说，就是一个酷毙了的帅哥；用天体物理来说，就是一个有着巨大引力的恒星。虽然地质学院里的姑娘不像艺术院校里那样阳春三月，桃花怒放，可有了如此伟力的恒星，再遥远、矜持的深太空里的行星也会被吸引过来……
于是，在欧阳身边，常常出现一些他认识、不认识的女生。她们总是能找出学习上、工作上的各种问题问他，或是一到晚上，同学们都跑去图书馆抢位子，等他赶到，可能就有女生帮他占好了位子。如果问问题渐渐要向聊天发展，倘若帮占位子眼看要成习惯，他便找个时机，仿佛漫不经心地说：在西安，我有个好朋友，我俩是青梅竹马。
现役军人，这不就是日后的军婚？在那个年代，这可是禁卫森严的钢铁长城，再有野心的女生，顿时立地成佛。在当今的一些大学生看来，他就这样扼杀了随后会有的多少花前月下的机会。究其实，这钢铁长城在他的心上，还没有在实验室见到的形形色色的矿石，让他感觉到沉甸甸的……
他仍是不急也不缓地回着邓筱兰的来信。信中从不提那些“小行星”。像是一场慢镜头、没有终点的马拉松赛跑，倘若没有谁来设置终点的那根红丝带，彼此就这么一直跑下去。
1956年，邓筱兰已经毕业，分在第四军医大学附属医院工作。第一次有了休假，她回了老家。看到早年被艰窘的生活压得坚强而又赢弱的大女儿，如今出落得桃红李白，而且春山秋水，落落大方，母亲又喜又愁地问道：你和自远的事情到底是怎么说啊？
她说，没怎么说。
母亲说，一个在部队上当兵，一个几年读书不回家，都二十多岁的人了，这事情不管成不成，总要说说清楚才好。
邓筱兰在家呆了十天，母亲就催她到北京来。
她有好些同学分在301医院，同学们也说：学个地质的，不就是荒山野地到处转悠，有什么了不起？你虽不是金枝玉叶，可在部队上也是好样的，打你主意的人可不少。你不要耽误了自己！
一向风风火火的邓筱兰，到北京时脚下却有点发软。经同学们一激，临门一脚到底踢出去了。她跑到地质学院问欧阳自远：你说说，我们之间这算不算是谈恋爱？
欧阳自远慢吞吞地接过这个球：算吧。
在永新老家，许多老人对子女的婚嫁有一个讲究，即看八字。早年邓筱兰曾听母亲说，自己和自远的八字是不合的。他送她出地院校门，她有些暗自得意：自己硬是将这八字给打败了！
也在这一年，他的毕业论文《寿王坟矽卡岩型铜矿的成因》，由于论据充实、准确并有独特见解而被评为优秀毕业论文，并被授予“优秀毕业生”的称号。
毕业了。他被分配留校做研究生。为着高速扩张的国家地质事业，这一届与他一起留校读研或做助教的有一百余人。
他的专业是地球化学，导师是一个叫做拉蒂斯的苏联专家。半年后，拉蒂斯回国，正赶上这年年底国家第一次正式招考研究生，那时各条战线都学苏联一边倒，研究生称之为副博士。学校动员他去报考中国科学院的副博士。他顺利录取在地质研究所，专业是矿床学，导师是早年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获博士学位、后又在苏联莫斯科大学获得副博士学位的涂光炽先生，1955年回国时，涂先生才三十六岁。统观“文革”前的中国，似乎没有比1956年里，毛泽东更充满自信，他在长江里一口气游了二十公里，又品尝了当地的名产佳肴——武昌鱼，再挥毫写了一首气势豪迈的词《水调歌头》，其中两句是：“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
也没有比这一年里他更明白：倘若说打天下靠的是农民，坐天下靠的是工人，搞运动得靠青年和积极分子，而要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则必须调动几百万知识分子的聪明才智。
伴随“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的提出，中国的知识分子享受了建国后第一个没有斗争、更没有运动的一年。
社会科学不再胆战心惊，鹦鹉学舌。
自然科学宛如成了一个天体浴场，进入这一领域的任何一门学科，都被脱去“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或是“社会主义”的衣服，里面再没有了阶级性，科学家们可以显示真理的赤裸，或去追求赤裸的真理。在全国的科研机构、高等院校里，“向科学进军！”“向副博士进军！”成了当时最神圣也最时髦的口号。
以中国科学院为例，1955年底，中国科学院下属的研究所只有47个，到1957年底，已增加到68个。政府拨给的科研经费也陡然增长了，1956年比上一年高出2.3倍。该院在为科学家们创造较好的工作条件、生活条件外，并于1956年首次设立了一套奖励办法，次年1月即对34项科研成果颁发了奖金。
中国科学院制定了一个从1956年开始为期十二年的科学发展综合规划，主要项目几乎经天纬地：石油及稀有金属储量勘探，矿藏资源开发，和平利用原子能研究，新型电子技术研究，喷气式动力装置研究，生产自动化流程开发，重型机器的研制与开发，整治黄河与长江的技术问题探讨，农业的机械化、电气化及化肥使用问题研究，严重疾病研究，以及基础理论研究等。
中科院地质研究所里，一片车辚辚，马萧萧。西北的沙尘与东南的浪花刚刚在这里交汇，迅即，东北的飞雪和西南的淫雨又在向这里招手……
在涂光炽的指导下，欧阳自远主要是研究长江中下游铜、铁矿床成矿规律。矿床成因与成矿规律，是当时地质学中前沿性课题。长江中下游地区当时最有名的铜矿是铜官山，就是现在的铜陵市；铁矿主要是大冶铁矿，是武汉钢铁厂的矿石基地。两个矿的规模当时还不大，但他们已经推测到，长江中下游地区肯定是铜矿、铁矿很富的一个地带，对于国家发展钢铁、有色金属工业将会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欧阳自远几乎钻遍了长江沿岸的各种矿井，1957年和1958年的很多日子，他孤身一人，用的都是一张日程表。
每天东方既白，他带好一壶水，两个馒头，下到深深浅浅的坑道里。观察矿脉，描述岩层，采集样品。每次还要带着相机下去拍照，当时没有闪光灯，用的是镁光灯，照一张得炸掉一个灯泡。他下井前在口袋里小心翼翼放好三个灯泡，拍照时反复比较选择角度，保证每炸掉一个灯泡，都能诞生一张有科研价值的照片。
渴了，拧开水壶倒一口；肚皮咕咕响了，这一刻得取下脖子上的毛巾，包着馒头往嘴里送，若不包着，坑道顶上的泥土和矿屑簌簌地往下掉，吃进嘴里得磕掉大牙。
直到倦鸟归林，暮色阑珊，他才出现在井上，背上是大包矿石，脸上是汗迹纵横，像是刚刚从山林落叶与泥土中钻出来的一只犰狳。每次回北京，他都要拉回十几箱石头。
他还几上九华山，每次去都要住上一个月左右。寺庙林立、香烟缭绕，传说是地藏王得道的九华山，不仅是中国四大佛教名山，在地质地理上也有它独特的地位。听晨钟暮鼓，攀悬崖断壁，欧阳自远查清了九华山是花岗岩基，它的每个支脉都有矿藏，长江中下游一带的铜矿、铁矿，多是以九华山为根基延伸出去。在山岩的叠层和裸露的矿根上，能读出比史前更久远的南方大地的奥秘，让刚走进地质学界的这个年轻人充满了喜悦。
这喜悦，常常化成小油灯上一团橘黄色跳跃的光斑，伴着佛号梵音，他写了一篇又一篇关于长江中下游矿藏成因的论文，陆续发表、宣读在国内的专业杂志、学术会议上，为矽卡岩矿床的理论研究和寻找提供了重要依据，并准确地预测了安徽、湖北、江苏等地储藏有大量的矽卡岩型铜、铁矿藏。
1956年到1958年里，欧阳自远还参加了全国稀有元素资源十大基地和寻找急需矿种后备基地的协作大会战。
粗粗地梳理了欧阳自远的人生道路后，我发现他真是幸运——
他屡屡“溜号”。在风云骤变、玄机莫测的1957年，他最早“溜号”。他常常在野外出差，就是回到地质研究所，因初来乍到，一个刚录取不久的研究生，尚没有引起多少人的注意。此外，他犰狳般埋头业务，难得地从业务里倦意地抬起头，对那五个星期里各级领导热烈倡导与鼓励的“整风运动”，他目光里虽一片茫然，可也因为茫然而没有丝毫兴趣……
在这年的下半年，在中国的民主党派和知识界——不知有多少人整体的现实感轰然坠毁，脚下的绿草红花遁去了，只剩下一堆幻影、逻辑和记忆的散乱的碎片；不知有多少人没有了力量，没有了意志，没有了希望，好似森林里一种又白又圆的小蘑菇，只要轻轻一触，它就变成了粉末。
而且，在全国各地，仅仅八年前，在城市的马路上、在乡间的小道上撒着脚丫子奔跑，欢呼新中国的成立并与她一起成长的无数年轻人也不能幸免，他们大多数是在校大学生，或刚刚走出校门的毕业生。根据《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北大抓了699名右派，其中589人是学生，110人是教职员。当时全校学生数是8983人，教职员人数是l399人。另一种说法是北大总共抓了1500余人。（张元勋《北大往事与林昭之死》）
此后，这千千万万年轻的生命，将微弱似山门的蕨草，以一匹匹黯淡的叶子，计算着每一个苦雨浸濡的长夜，每一回清霜覆盖的寒晨……
由后面的叙述中，读者将能看出从历次激烈的政治运动中“溜号”出来极少数如欧阳自远这样的优秀人才，对于“文革”结束前饱经折腾与忧患、在经济上已濒临于崩溃的国家，还能在地球上勉强撑持，没有像一个沉疴压身的巨象一样倒下，更对于拨乱反正、革故鼎新后的中国今日之发展，有着多么重大的意义！
1957年时只有22岁的欧阳自远，还不能深切地体会到这份幸运。
这一年，这个年轻人最大的兴奋点在苏联——
1957年10月4日，前苏联哈萨克大草原上拜科努尔航天中心天气晴朗。
人造卫星发射塔上竖立着一枚大型火箭。火箭头部，装着一颗圆球形的有四根折叠杆式天线的人造卫星“斯普特尼克1号”。卫星由密封的铝壳连缀，壳内装着一节化学电池、一只温度计、两台双频率小型发报机。
随着火箭发动机的一声巨响，火箭升腾，不到两分钟的时间里，这颗直径580毫米、重有84公斤的卫星，在现场人们的视线里消失得无影无踪。
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了。消息迅速传遍全球，各国为之震惊，次日世界各大报刊都在显要位置用大字标题报道：“轰动二十世纪的新闻”、“科技新纪元”、“苏联义领先了”、“俄国人又打开了通往宇宙的道路”等……
一个月还差一天后，即11月3日，为了给载人航天预作试验，苏联又发射了一颗载有名叫“莱依卡”的小狗乘坐的“卫星”2号。
那是在中国所有的媒体上“中苏友谊”都被加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前置词的岁月；
那是一段浏亮、和煦的风从克里姆林官顶上的红星上吹来的日子。
自苏共二十二大上赫鲁晓夫砍倒了斯大林这棵大树，这“友谊”，其实在毛泽东的心里已经有了裂纹。
尽管如此，在列宁山上的莫斯科大学，正来莫斯科参加世界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大会的毛泽东，也情不自禁，神采飞扬，对中国留苏学生们说了一个著名的论断：
今天的世界是东风压倒西风；
我们一天天好起来，敌人一天天地烂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