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小学后，自远很快表现出记忆力强、求知欲强，干什么事都能全神贯注。只要是他感兴趣的书，他可以废寝忘食不停地看下去，凡他感兴趣的问题，必定要刨根究底，老师们对此留下了深刻印象。很快，课堂上的知识已经不能满足他那发酵一样膨胀的求知欲，他经常拿着大人给的零用钱到书店买书，一时买不起的书，他就将自己杵在那里，一站就是半天。老板和店员都认识了这个常常要关门才悻悻然而去的少年。
欧阳自远在小学表现出的唯一缺点，便是少了这个年龄段孩子的好动与活泼。
他几乎不会玩什么，从不和其他孩子打弹子、下棋、抓知了或捕蟋蟀。只在夏天时，他会和几个小伙伴去游泳，从县城东门浮桥那儿跳下去，一路用狗爬式，沿着清澈的禾水游下去。他走到哪里，都给人规规矩矩、一板一眼的感觉。
他的妻子邓筱兰的情况却有些相反。
抗日战争前，邓家原经营着一家食品店。抗战爆发后，生意越来越清淡萧条，后来终于倒闭。靠着父亲买回的一台压面机，早起晚睡压面条，赚取一点加工费；还有母亲发豆芽、做豆腐，逢墟赶集也挑去卖，才能勉强维持生活。邓家五个子女，筱兰是老大，她既要管好弟弟妹妹，又要为父母分挑生活的担子。情况最恶劣时，她不得不辍学在家，种田、插秧、莳田、割禾、打谷、种菜，有什么农活她都得干。父母病了，或是有事走不开，自己也只似豆芽菜的身架，竟要挑着五六十斤的担子，去墟集上卖面条、豆芽和豆腐。
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中长大，邓筱兰的性格自然很难小家碧玉，巧笑倩兮，自有些大大咧咧，风风火火。
从这个时候起，两家人就彼此熟悉了。欧阳自远的祖父母和邓筱兰的父母都是教友。两家的大人曾背地里说，这两个小孩子长大了，能成一家倒也不错。不过，孩子之间却没有什么交往，只是偶尔碰到彼此看一眼，点点头，他们都还年少得很。
一两年后，欧阳自远进入永新中学。
他年近古稀时还清楚地记得，瘦瘦高高的语文老师刘燕江，留学日本，既有国学的深厚功力，又有外来文化的浸润，讲课生动活泼，神采飞扬，妙语连珠，永新许多杂碎般的方言俚语，经过他的一番点拨，变得别有洞天，回味绵长。还有数学老师左大元解方程式的自得神态，几乎闭着眼睛，那一手板书也如行云流水。教地理课的袁老师和教化学的贺老师，更夺其魂魄，撼其心智，前者信手拈来，寥寥几笔，就把一个国家的山河清楚地立在了黑板上；后者将他领进了一个变幻有趣的元素世界，从此他看到的许多东西，他都试图用元素去结构，放进化学里去把玩……
如今谈起这所学校，欧阳自远还感慨地说：“我非常感激这所学校，她治学严谨，集中了一大批非常优秀的老师，这些教师才华横溢，给我多方面的教育与培养，对我今后的发展有非常深远的影响，我真感谢这些老师。”
现在已改名为任弼时中学的这所中学，仍是全省著名的重点中学，她以师资优良、治学严谨著称，所培养的精英学生遍布国内外。
其实，中国文化的薪传火播，在很大层面上并不得力于北大、清华这些富丽、显赫的大学殿堂，而在于广袤、贫瘠的县镇乡野间那千千万万以博学解惑、以清贫度日、以良知求得心安的中小学教师们。在今天已经很难设想了，现在的“时代宠儿”宁要城里一张床，不要乡间一幢房。岂止是乡间，连中西部地区的城市也人不了他们的“牛眼”。倘若要问当年这些先生的精神驱动在哪里，那便等于问教会：在哪儿去找到长年背井离乡、漂洋过海，总是箭簇般深入穷乡僻壤的一代代传教士的呢？
在永新县城的基督教堂里主事的，就是两个来自芬兰的金发碧眼的修女，在人们的记忆里，她们的韶华岁月，都留在了这个世界地图上永远找不到的地方。
1952年，欧阳自远高中毕业。
这个学习上从来无需大人操心的孩子，大人们却在他未来的去向上不得不多说几句。在祖父、父亲、叔叔看来，无论是国民党坐天下，还是共产党打天下，或者日本人打来了得逃难，什么情况下都得有人悬壶济世，医生的饭碗不但吃得很稳当，也端得很无愧——这是他们的亲身体会。他们唯一遗憾的是，自己开了大半生小药房，好些年里在吉泰盆地，提起九州药房，老百姓几乎无人不知，可欧阳家却还没有出一个科班出身的正规医生。
他们无疑将这个希望寄托在自远身上。
大人们的话，于他第一次如秋风过马耳。
还记得天净如洗的晚上，做完功课总爱去县城公园里看天的那个孩子吗？
在招考的所有专业里，最吸引他的是以窥探宇宙奥秘为使命的天文了，当时由国民党时代中央大学转换而来的南京大学天文系，是全国最好的。他的目光在这张招生海报上留恋了许久，有些如月色即将融进曙色之前的罗密欧，迟迟不愿退去朱丽叶的花园。
在1952年，国家最缺的恐怕就是石油，因为找不到地下的石油，只好咬牙提炼比天然石油成本高出十几倍的人造石油，但这一年人造石油的产量才24万吨，占了当时石油的55%。就是靠了这么一点点石油，在支撑着新中国刚启动的工业化建设，还有硝烟滚滚的朝鲜战场上大部分军事用油。
毛泽东为此忧心如焚，屡屡召见李四光，下令“找，得把960万平方公里的地底下摸个清楚”。
“找矿去，到野外去”，成了那个年代最迫切、最响亮的声音。
地质勘探队被称为“和平建设时期的游击队”。
1952年8月，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地质部。同年，趁着全国性的院系调整，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洋大学和唐山铁道学院的相关学科，组成了北京地质学院。该院是当时国内著名的八大学院之一。
“罗密欧”再痴情，也架不住党的召唤。毛泽东的话，在五六十年代，对于一颗颗年轻的心绝对像轻纱万顷的月华一样撩人。
再说，欧阳自远本来就对地理课感兴趣，地球土如此丰富的地形地貌因何而起，因何而变，也是他上课时脑海里总浮现不去的一个问题。倘若说地理只是浮在水面上的一角，那么地质不正是藏在水下的广阔冰山？他深信由地质人手，一定能获取地理更多的奥秘。
对化学，他也有很浓的兴趣，在中学的各科成绩里，他化学不但最高，而且一直在班上名列前茅。他最没有兴趣的，可能就是医学了，当时他也不懂到底医学包括哪些东西，可听说入门就得熟悉人体构造，那全身的206块骨头，每块叫什么，哪块该安置在哪里，一想到这，他就觉得自己肯定会头大如斗。
他最后报的志愿——第一志愿北京地质学院地质系；
第二志愿南京大学天文系；
第三志愿北京大学的化学系。
他所报的学校和专业，都是这个学科里全国最好的。他觉得要学就要学最好的，他自信也有条件被最好的选择。
1952年，全国首次实行高等院校招生统一考试。吉安地区的应届高中毕业生全部集中在吉安市白鹭洲中学，其前身是文天祥读过的白鹭洲书院。有点像老去的岁月里秀才赶考，他自己背着书，请一个力夫挑铺盖行李卷，从永新走到吉安94公里，要走三天。丰饶的吉泰盆地上，此时正是稻浪滚滚，瓜果壮硕，荷绿莲红，空气里有一股甜丝丝的气息。每天三十公里走下来，人并不感到疲惫。到了白鹭洲中学，晚上就带个草席，找块江风习习的凉快地方睡下……
几门课考下来，他都是一个小时左右就交卷了，而且交了两回头卷。交头卷，不但他争，别人也争。由此可见，半个多世纪前的高考，考生们的心态很是放松，宛如一次学业与心灵的双重旅行。绝对不像今天的高考，往往不但学生考糊了，家里人也考糊了，人人累得那一年长了三千岁。
那时还没有录取通知书，各校录取学生的名单均由报纸发布。江西当时属中南区管辖，中南区的录取名单刊登在《长江日报》上。邮局门口，天天是一片昂立着的鹅脖子、鸭脖子。有一天，登着他名字的《长江日报》到了，一切都如愿以偿，按第一志愿他录取到北京地质学院。
这前后，同学们的名字也陆续见报。永新中学名不虚传，欧阳自远的班上有16名学生，全部被大学录取。其中，他的好友金荣华、胡育农、尹祥楚、尹怀邦都录取到了北京，不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就是中国人民大学。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与杜甫不同的是，欧阳自远和他的几个伙伴不是还乡，而是出乡，但情境却是相通的。
1952年8月末，他们从永新乘汽车到吉安，再搭小船顺赣江而下，到达樟树，又转乘火车，经武汉跑了两天后才到达北京。这是欧阳自远第一次看见火车并坐上火车，可惜的是，许是家族性遗传，他一路晕车，一吃东西便吐得人仰马翻，只能什么也不敢吃，躺在座位上，不见天日地熬到了北京。
一走出火车站，如一条误入淡水里的海鱼又游回了海水，他一下活了过来，脸色骤然红润得像刚从果园里摘下还带露水的苹果。洋溢着青春和热情的车站广场上，处处是各高等学校设立的迎新站，他和伙伴们有在大海上漂浮的感觉。许多面哗哗响动的红旗里，他看到了毛主席书写的“北京地质学院”六个雄健而又飘逸的大字。
当他听说这是北京地质学院首次招生，与他一起走进学院的还有来自祖国天南海北的一千二百名新生，更使这个十七岁的少年兴奋不已……
一千二百名新生，在当时可以说是个天文数字，但与二十世纪前几年高校大扩招的学生数量相比，却只是许多高校扩招的一个零头。
至1955年，新中国不过建国六年。思想改造，“三反”“五反”，批判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论”，批斗“胡风反革命集团”，“肃反”……大大小小的运动、斗争、批判，算起来也有六次，它们的锋芒即便不全对着知识分子，也让知识分子惊出一身冷汗！
另一方面的情况是，据1955年的官方统计，中国科研、工程技术、教育、卫生、文艺五个方面的知识分子，共计三百八十四万人，高级知识分子只有十万人。
好在欧阳自远选择的是工科，而且密切关系着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
好在北京地质学院有一个院长叫刘型，是参加过秋收起义的老革命，他对地质学虽是外行，但尊重知识，虚心听取专家意见，广揽人才，除组建时的基础队伍外，还有不少教师调自西北大学、重庆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等学校以及地质调查研究部门，可谓名师荟萃，英才如云，很快成为中国地质教育界百川汇合、登高望远之翘楚。刘型积极创造条件，鼓励师生互相取长补短，不遗余力向科学进军。在校园上下一派欣欣向荣的气氛里，那几年，师生们还没有感受到校园外许多知识分子的困惑与忧虑。
欧阳自远学的是金属与非金属矿产勘探专业。他就是奔着要为祖国多找矿、找大矿的目的而来。刻苦的学习精神如中学时代那样一以贯之。与中学有不同的是，自修的时间大大增多，课余时间和节假日他大都扎在图书馆。此外，他经常一人或和同学一起登西山，爬香…，走门头沟，有时还背着沙包到颐和园等地来回走，他自称“练铁脚板”，为将来爬山涉水作好充分准备。
一个年级约有二三百人。分成十个班。他的个头不高，门门成绩却总是最高。他被各班一致推举为班联的主席。大二时，他是全院的三好学生，又当上全国的三好学生。表彰大会是在当时最好的北京饭店开的。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出席会议，并为三好学生颁奖。会上每个人发了一本郭老的诗集《百花集》，约有百种花，每种花他都写了一首诗。他当时讲：你们不要以为我的诗写得有多好，其实——郭老郭老，诗多好的少……
这年的金秋时节，学校又奖励他随在院工作的苏联专家到六朝古都南京旅游。
这些过去只会在梦境里出现，或者在梦境里也不可能出现的场合与人物，如今就在自己身边可见可闻、可感可触。他深深觉得自己生活在毛泽东时代的幸福，更有一种青春隐隐的冲动，好像阿基米德所说的：给我一个支点，我就可以撬动地球！
在欧阳自远的青春冲动里，唯有爱情不冲动，恰如月光下的朦朦胧胧、中秋时令的不冷不热。
1951年，十六岁的邓筱兰报名参军。她当然想继续读书，只是因为父亲生病，遽尔过世，家中生活很是困难，家里的六张嘴加起来长似一根扁担，她只能先从扁担上卸下自己这张嘴。许是因为年龄小，她未被送上抗美援朝的前线，而是分配到西安第四军医大学学习护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