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者论神
有清浊之辨
清浊易辨
邪正难辨
原典
古者论神，有清浊1之辨2。清浊易辨，邪正③难辨。欲辨邪正，先观动静。静若含珠4，动若水发⑤：静若无人，动若赴的6；此为澄清到底。静若萤光⑦，动若流水8，尖巧9喜淫10；静若半睡，动若鹿骇，别才而深思；一为败器，一为隐流，均之托迹 二清，不可不辨。
注释
①清浊：目光的两种状态，一种清亮晶莹，端庄有神，另一种昏浊灰暗，惊疑不定。
②辨：区别。
③邪正：从精神状态中反映出来的正直与奸邪两种心性。
④含珠：目光清纯如晶莹的明珠，含而不露。
⑤水发：目光安详而又敏锐，沉稳而又犀利，宛如春水动清波。
⑥赴的：直飞箭靶的中心。的，箭靶的中心。
⑦萤光：夏夜中萤火虫的明灭不定的光。
⑧流水：目光像流动的水一样漂游。
⑨尖巧：指人善于机巧和伪饰。
⑩淫：奸邪。高诱注《吕氏春秋·知度》，“不学正道为淫”。
鹿骇：像鹿一样惊恐不安。
别才：聪明而不行正道的人。
深思：心思暗藏，担心他人窥破。
败器：本指有缺损、有瑕疵的器物，引申为品德不高尚、行为不端正的人。
隐流：奸心暗藏不发的人。
译文大意
古人把神区别为清与浊两种。清与浊比较容易辨别，邪与正却不容易辨别，因为邪与正都托身于清之中。考察邪正，要从动静两种状态入手。
眼睛处于安静状态时，目光安详沉稳而有光，好似晶莹玉亮的明珠，含而不露；处于运动观物状态时，眼中光华生辉，精气闪动，好似春水之荡清波。或者眼睛处于安静状态时，目光清莹明澈，静若无人；处于运动状态时，锋芒内蕴，精光闪烁，如同飞箭，直射靶心。上述两种表现，澄澈明亮，一清到底，属神端正的状态。
眼睛处于安静状态时，目光像萤火虫的光，一点柔弱却又闪烁不定；处于运动状态时，目光又像流动的水，尽管清澈，但游移不定，毫无归宿。以上两种目光，一种属于尖巧和伪善的神，一种属于奸心内萌的神。处于安静状态时，眼睛似睡非睡，似醒非醒；处于运动状态时，又像受惊吓的鹿，慌恐不安。以上两种神态，一是聪明而不行正道的表现，一是好心内藏、又怕别人窥破的表现。前一组神多是品德欠高尚、行为欠端正的表现，后一组神多是奸心内萌、深藏不露的表现。这两种状态都属于奸邪之神，都混迹在清之中，必须仔细辨别。
活学活用
人之邪正最为难辨
曾国藩擅长洞悉部下心理，精于驭人之术。不过，凡事都有例外，他在识才用人问题上，也曾有一时眼拙，出现失误的时候。因此他才有了“邪正难辨”这样的感慨。
有一次，曾国藩与几个幕僚煮酒论英雄，他问道：“我与李鸿章、彭玉麟相比，孰高孰低？”
幕僚中当然不乏“九段”拍马高手，其中一位抓住机遇，抢答道：“自然是曾公才德最高！”
不料，此时曾国藩认为还是谦虚点有助于自己进步，摆摆手说道：“过讲了，过讲了。李鸿章和彭玉麟都是当今的英才，我自知不及二位。我生平略微值得称许的，就是不爱听拍马奉承，还有那么一点儿自知之明。”
幕僚们听罢，坚决不信，继续猛拍狂拍。又有一位开腔：“曾公不必客气，依我看你们三位各有所长，各有千秋，彭公威猛，人不敢欺；李公精明，人不能欺；曾公……”
这位老兄是信口开河，岂料讲到此忽然一时想不出恰当的比喻了。
曾国藩正听到兴头上，追问道：“我怎么样呢？”
其他的幕僚们见状，马上脑筋急拐弯，想来个一语惊人，大讨曾国藩的欢心。无奈，脑袋突然“停电”，就是想不出。
坐在门边的一位年轻人插嘴道：“曾公仁德，人不忍欺！”
幕僚们一听：好棒！猛拍巴掌。
曾国藩嘴上坚持谦虚：“不敢当，不敢当！”心里早已是一片阳光。他打量了一番那个年轻人，咦，自己怎么不认识他？于是，悄悄问身边的幕僚，此人是谁？幕僚告诉他，这个年轻人是个秀才，刚刚招来担任文书的，办事还算勤快。
曾国藩一听，频频点头，此人有才华，可重用。果然，没多久，他就破格提拔这个年轻人出任扬州盐运使。
这次，曾国藩可是大跌眼镜。这个年轻人得到如此肥缺，立刻经受不住考验，抵不住诱惑，花天酒地挥霍不说，还一口气娶了四个姨太太，大演“妻妾成群”。朝廷派员到各地检查廉政情况，他自知难逃谴责，干脆携公款潜逃。
很明显，曾国藩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听说这件事后，紧锁眉头，心头郁闷。有一位幕僚不忍心，好言劝慰：“这种事情是常常发生的，不要往心里去。”
曾国藩长叹道：“唉，我一向慧眼识才，没想到这回栽在一个青年小子手上。他说人不忍欺我，他不是就忍心欺我了吗？”
那幕僚倒也直率：“您不是自夸不爱听拍马奉承吗？那小子是拍您的马屁，您还没听出来呀！”
这可真应验了那句老话“事之至难，莫如知人”。
事之至难，莫如知人。这是宋朝诗人陆九渊的一句名言，他揭示了识人的基本情况。说明了世上的事情，再没有比识别人更难的了。
事之至难，莫如知人。原因之一在于“凡事之所以难知者，以其窜端匿迹，立私于公，倚邪正，而以胜惑人之心者也”。这就是说，识人这样的事情之所以不易了解，是因它隐藏迹象，把私心掩盖起来而显出为公的样子，把邪恶装饰成正直的样子。人的奸恶之所以难以辨识，是由于有正直、忠诚、善良的外表做掩护。
事之至难，莫如知人。原因之二在于“人心难测”。
人心险于山川，难于知天。这就是说人的内心比险峻的高山和深邃的江河还危险，比天还难以捉摸。
事之至难，莫如知人。原因之三在于“人之难知，不在于贤不肖，而在于枉直。”识别人的难处，不在于识别贤和不肖，而在识别伪和实。人有坏与好之分，英雄有真与假之分，君子有真与伪之分。人还可以分为虚伪与诚实。有表面诚实而心藏杀机，有“大智若愚”，表面看上去是愚笨的样子，而内在里却是聪明之人；有“自作聪明”而事实是愚人；有当面是“人”，背后是“鬼”的两面派。
事之至难，莫如知人。原因之四在于“才与不才之间，似是而非也”。即指贤才与非贤才之间，似是而非，难以分辨。可以说，任贤非难，知贤为难；使能非难，知能为难。任用贤德的人并不太难，识别有贤德的人才真正困难；使用有才能的人并不难，发现有才能的人才真正困难。
知人难，推举贤才也难。由于有贤才的人，在他未成才时，不为人所知，或知之者甚少，知者如无名无权也推荐不了。若已锋芒毕露，才华超人，或许会被嫉贤妒才者所忌，不但不会推荐，甚至加以诽谤，诚恐其超过自己，或代己之位。而有的尽管知贤也不愿推荐，这种人认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怕推荐的人如若出事会连累自己。所以世上虽有奇才，愿推荐者少。
因此，荐贤者不仅要有知人之明，还要有荐贤之量，不嫉贤妒才，有为国家荐贤的至公之心，因此说，能荐贤才的人，其本人就是贤才。历史事实说明：正因有推荐贤才的贤才，才能出现不少闻名于世的大才，这些大才也与推荐他们的贤才的大名共同垂誉于史册。
《宋史·程元凤传》记载：宋度宗时，程元凤任少保、观文殿大学士，他荐举人才，不徇私情。有世交之子来求升官，元凤谢绝，其人累次来请求，言及先世之情，元凤说：“先公畴昔相荐者，以某粗知恬退故也。今子所求躐次，岂先大夫意哉？矧以国家官爵报私恩，某所不敢。”但是，有人尝被元凤弹劾，后见他改过，而其才可用，便推荐之，元凤说：“前日之弹劾，成其才也；今日擢用，尽其力也。”
元凤选拔人才坚持原则，不应提拔的，即使是有恩于己的人的儿子，也不提拔，正如他所说不能“以国家官爵报私恩”。细品元凤言行，值得借鉴的有三：一、推荐和使用官吏，元凤都是出于为国的公心，不存在任何私人的成见。二、弹劾人是为保护人才，是不使其人走上邪道，使其回到正路，促其成才。三、辩证地看人。对官吏有错误则弹劾，不使其有害于国家；改正了错误，其才可用，则擢升，使为国尽其才能。元凤如此为国保护、推荐人才，只有大公无私的人才能做到。
能否辨伪，与能否知人大有关系，崔群向唐宪宗提出要辨伪必须“纠之以法”，这是很有见地的主张。事见《旧唐书·宪宗本纪》：
唐宪宗对宰臣说：“听受之间，大是难事。推诚选任，所谓委寄，必合尽心；乃至所行，临事不无偏党，朕临御已来，岁月斯久，虽不明不敏，然渐见物情，每于行为，务欲评审，比令学士，集前代昧政之事，为《辨谤略》，每欲披阅，以为鉴诫耳。”崔群说：“无情曲直，辨之至易；稍有欺诈，审之实难。故孔子有众好众恶之论，侵润肤受之说，盖以暧昧难辨故也。若择贤而任之，待之以诚，纠之以法，则人自归公，孰敢行伪？陛下详观载籍，以广聪明，实天下幸其！”
唐宪宗对下属进言，认真评审其是非，不过有时要辨别进言者说的善恶真伪，感到是大难事。于是，他令学士总结前代关于这方面的经验教训，写成《辨谤略》，作为鉴诫。崔群说唐宪宗以史为鉴，是可增广聪明的，但事属暧昧，一时是难于辨别的，故孔子有众好众恶以分善恶之论。而崔群提出的意见，比之孔子所说更能解决问题，即“择贤而任之，待之以诚，纠之以法，则人自归公，孰敢行伪”。这便是以诚待贤，如果行伪作恶，则以法处理，这样做，官必奉公守法，不敢作伪为非了。
左仆射王起频主持贡举工作，每次贡院考试完毕，都把录取的名单呈给宰相最终定夺。因录取的人不多，宰相廷英说：“主司试艺，不合取宰相与夺。比来贡举艰难，放人绝少，恐非弘访之道。”唐武宗说：“贡院不会我意。不放子弟，即太过，无论子弟、寒门但取‘实艺’耳。”
因职权和取才原则未明确规定，因此主持取才工作的王起频心中没底，恐取士有失，故呈宰相最终决定。对此，宰相廷英提出两点意见：一是录取的士人不必呈给宰相决定；二是录取的人太少了，不利于广招人才。对此，唐武宗确定了取士的原则：取士要取有“实艺”的，即有真才实学的人，不管他是贵族子弟还是出身寒门。
唐武宗确定取才的原则，负责取才者就可有所遵循。不过有了原则还不能保证所取的是有“实艺”的，还要有具体的办法，否则，原则难以贯彻执行，有可能落于空谈。
俗语说：“人心难测。”人心何以难测？心是指人的思想，思想是无形的，看不见，摸不着，它隐藏在人的脑海里；且思想又是随着客观世界的变化而变化，因此，要摸透人的思想是不易的，故称人心难测。
照理说，思想指导人们的言行，人的思想必然在他的言行中表现出来，也就是说人的思想和他的言行应该是一致的。但是，各人表现不同，有一致的，有不一致的。其人所想与其言行一致的，这种人易知；若其人所想的与他的言行不一致，或者他说的是一套，做的又另是一套，这种人就难知。
人们常说，“知人知面不知心”，这恐怕也道出了“人心难测”的道理。有人说不要轻易相信他人的知心话，这不是没有道理的。有的人尤其是在情浓之际和说话投机的时候，总是轻信他人的知心话。对方向我吐露了真言，我又为什么要讲假话给别人？因此把心里话都掏出来讲给人家听。但是，你可晓得，他“真诚”地在你面前说别人的坏话，在别人面前也会“真诚”地说你的坏话。人总是在变化的，今天你是他的朋友，明天你或许又成了他的对手。是对手，他就可能利用你的知心话，尤其是隐秘的话来打击你。
因此，所谓的“心里话”常常是靠不住的。对此，最好不要轻易相信它。若失去了这方面的警惕性，轻信了别人，就易上当受骗。
人们常说，知人难，知人心者更难。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有人说的和心里想的不一致。表里不一。
正如冰鉴所说人之“正邪难辨”，难辨是难辨，但并非不可辨。虽然那些奸邪小人都善于伪装，但总有些破绽可以让我们看清其嘴脸。
《三国演义》里的魏延杀了长沙太守投奔刘备，诸葛亮不仅不觉得是一件什么好事，反而下令把他拉出去斩首。诸葛亮之所以如此不近情义，原因就在于他看透了魏延有反骨：现在反叛太守，有朝一日也必要反叛蜀汉。果不出所料，诸葛亮一死，魏延就出了问题。
知人看交结，识人看处事。识别一个人只要看他现在的为人处世，就知道他会对你怎样了。
常在你面前说别人闲话，记别人小账的人，在背后肯定会说你的闲话，记你的小账。天天算计别人，与别人斤斤计较的人，与你关系再好，有朝一日你很可能要被他算计。对那种别人帮了他的忙不但不感谢，反而恩将仇报的人，不管怎样对他不可发善心，否则吃亏的只能是你自己。
这些都是具有规律性的常识，我们要牢记于心。
辨别贤佞是个大难题，非三言两语可以说清的，不过从理论上讲，要辨别肯定是可以的，问题是决定于用人的人，如能以公心来对待其下属的人的言行，并用实践效果来检验其是否正确，贤佞自必分明。王充在他所著的《论衡·答佞篇》里，比较详细地探讨了这个问题。他以问答形式进行论证，有人问佞人和谗人有否异同之处？他答道：“两者都是卑鄙的人，但表现不同，谗人是以口害人，而直言不讳；佞人以阴谋诡计害人，而隐瞒其动机。因此，谗人害人易知，佞人害人则难知。”有人质问：“这么说，佞人则不能知了？”他答道：“佞可知，人君不能知，庸庸之君，不能知贤；不能知贤，不能知佞。唯圣贤之人，以九德检其行，以其效考其言，行不合于九德，言不验于事效，人非贤则佞矣。夫知佞以知贤，知贤以知佞；知佞则贤智自觉，知贤则奸佞自行得。贤佞异行，考之一验；情心不同，观之一实。”他认为能知贤则能知佞，知佞则能知贤，因贤佞是对立的，否定了此方则可肯定彼方。而辨别的标准是“九德”，看其言行是否符合，并用实践效果来检验其言行，贤佞则可辨别。对此，王充在《论衡·定贤》里作进一步的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