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夫圣贤之所美。莫美乎聪明。聪明之所贵，莫贵乎知人。知人诚智，则众材得其序，而庶绩之业兴矣。是以圣人著爻象，则立君子小人之辞。叙诗志则别风俗雅正之业。制礼乐，则考六艺祗庸之德。躬南面，则援俊逸辅相之材。皆所以达众善，而成天功也。天功既成。则并受名誉。是以尧以克明俊德为称；舜以登庸二八为功；汤以拔有莘之贤为名；文王以举渭滨之叟为贵。由此论之，圣人兴德，孰不劳聪明于求人，获安逸于任使者哉。是故仲尼不试，无所援升。犹序门人以为四科，泛论众材以辨三等。又叹中庸，以殊圣人之德。尚德以劝庶几之论。训六蔽，以戒偏材之失。思狂狷，以通拘抗之材。疾悾悾而无信，以明为似之难保。又曰察其所安，观其所由，以知居止之行。人物之察也，如此其详。是以敢依圣训，志序人物，庶以补缀遗忘，惟博识君子裁览其义焉。
译文
圣贤所喜爱的，莫过于明辨是非了。明智聪察中最重要的，莫过于识人了。认识人才如果运用智慧，各种人才就能按其等次得到使用，而各种事业就能够兴旺发达。因此，圣贤用占卜、算卦的方法来规定君子和小人的不同言行；专门阐明《诗经》的意思，区别风俗雅正的教化事业；制定了各种礼法，用它来考察人们有无具备“六经”中所说的各种道德；如果圣人“该览学籍，文质周洽”。唐朝牛李党中李党的首领李德裕，赞美刘邵“索隐精微，研几玄妙，实天下奇才”。宋朝人阮逸说此书“王者得之，为知人之龟鉴；士君子得之，为治性修身之囊括”。
清朝人臧玉林将此书与刘勰的《文心雕龙》、刘知几的《史通》并称为“三刘之书”。清代中兴名臣曾国藩置《辨经》于案头，朝夕研读，参较时事，而成为清王朝的擎天一柱，更是将此书学以致用的典范。红顶商人胡雪岩能周旋于官府、商界和洋人之间，纵横驰骋、游刃有余，其中有不少为人处事的方法就是得益于《辨经》。
台湾的南怀瑾先生认为此书是一部“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纵横中外的人才学的教科书。”
由此可见，《辨经》不仅是中国传统人才学的专门著作，而且在传统人才学著作中享有至尊的地位。同时，它还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的管理学思想，并且与现代管理学的许多观点有着深度的契合。为此，我们根据实际需要将《辨经》作了三方面的加工：一是将《辨经》译为通俗易读、适合大众阅读的语言；二是对每章都进行了精辟的概括与解析；三是针对每一种观人法，列举了大量的史实。这些例释都是历史上著名的范例，不仅增加了本书的趣味性，还可以帮助读者深刻地理解《辨经》一书。
值得指出的是，由于本书以古籍为蓝本，其中不乏有一些封建糟粕，所以，建议读者持批判的观点去阅读理解。
当了皇帝，他就到处去搜罗可以辅佐君王的杰出人才。这些都是为了发挥众材之长，从而成就丰功大业。大功告成，君臣都有了美好的声名。所以，尧具有赏识人才的高明眼光，受到了众人的一致赞扬；成汤选拔了出色的人才——伊尹，自己也因此举世闻名；周文王以荐举渭水滨的姜子牙而受人尊崇。由此而论，圣人兴盛德业，一定要动用他的聪明去求取人才，通过任用贤臣而获取国家的安定。因此，孔子虽然没有被国君重用，在仕途上没有什么成就，尚且按弟子的材能排列为四科，泛论众材以辨别三等。提出做人要以“中庸”为准则，以突出圣人的最高德；崇尚道德，以此勉励那些有希望成材的人；分析人的性格存在的六种弊病，以此来提醒偏材的人；指出性格“狂狷”的人的特点，劝导和疏通性格过于谨慎或者是过于放荡的人；批评那些只讲空言的人，提醒人们貌似忠厚的人不可信任。又说观察一个人做了什么事，再想一想他为什么这样做，便可知道他的为人。圣人观察人物如此详细，所以，我斗胆希望依照圣人的教诲，意在排列各种人才的等级，希望借此来修补连缀，以防遗忘。真诚地希望学识渊博的君子观览取舍其中深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