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墉在太原知府的三年任期里，本着利国利民的原则，为政清廉，保持勤奋朴素的家风，把精力放在公务上，做了许多实事，如清积案、整顿仓储等，都受到人们的肯定，因此光绪《山西通志》给他很高的评价：“（刘墉）以翰林出为太原知府，迁冀宁道。丰裁峻整，习掌故，达政体，于吏事以勤慎著称。”由于他能胜任太原这样的繁要地方官，顿时提高了自己的声望，也得到了乾隆的注意。乾隆三十五年，刘墉升为江苏盐驿道，两年后，升为山西按察使。从此，他登上了仕途直通车，青云直上。
智慧金言
精明强干，德、术、法都倡导，但主张与力度都不够强的人才，是独当一面的器能之材。他们有精力和智慧去开创局面，治繁理乱。比如，民智尚未开化的地方，由于野蛮，缺少正常社会秩序，不用强力手段去征服，只用一味的文明说教，多半会越治越乱。器能之人可能会以暴抗暴，先把恶势力和强霸、野蛮势力铲除，再施以仁厚的道德教化，并带领大家一起兴修水利，为当地人谋利益。当地人受到了实惠，自然慢慢臣服，又接受到文明教化，地方就日渐平安、富裕了。刘墉治理太原地区后，百姓安居乐业，偷盗抢劫的事少之又少，可以说刘墉是典型的器能之材。
诸葛亮草船借箭
在刘备和孙权联合抗曹，酝酿赤壁大战的时候，周瑜发现诸葛亮是位能人，游说诸葛亮为东吴效力而没有达到目的，欲除掉诸葛亮以绝日后之患。
一天，周瑜聚众将于帐下，请诸葛亮议事。诸葛亮欣然而至。
坐下来后，周瑜问诸葛亮：“即日将与曹军交战，水路交兵，当以何兵器为先？”
诸葛亮说：“大江之上，以弓箭为先。”
周瑜说：“但今军中正缺箭用，敢烦先生监造十万枝箭，以为应敌之具。此系公事，先生幸勿推却。”
诸葛亮说：“都督见委，自当效劳。敢问十万枝箭，何时要用？”
周瑜
周瑜说：“十日之内，可完办否？”
诸葛亮说；“操军即日将至，若候十日，必误大事。”
周瑜说：“先生料几日可完办？”
诸葛亮说：“只消三日，便可拜纳十万枝箭。”
周瑜说：“军中无戏言。”
诸葛亮说：“怎敢戏都督！愿纳军令状：三日不办，甘当重罚。”
周瑜大喜，唤军政司当面取了文书，置酒相待说：“待军事毕后，自有酬劳。”
诸葛亮说：“今日已不及，来日造起。至第三日，可差五百小军到江边搬箭。”饮了数杯，辞去。
鲁肃说：“此人莫非诈乎？”
周瑜说：“他自送死，非我逼他。我只吩咐军匠人等，教他故意迟延，凡应用物件，都不与齐备。如此，必然误了日期。那时定罪，有何理说？公今可去探他虚实，却来回报。”
鲁肃领命来见诸葛亮。
诸葛亮说：“吾曾告子敬，休对公瑾说，他必要害我。不想子敬不肯为我隐讳，今日果然又弄出事。三日内如何造得十万箭？子敬只得救我！”
鲁肃说：“公自取其祸，我如何救得你？”
诸葛亮说：“望子敬借我二十只船，每船要军士三十人，船上皆用青布为幔，各束草人千余个，分布两边。吾别有妙用。第三日包管有十万枝箭。只不可又教公瑾得知。若彼知之，吾计败矣。”
鲁肃允诺，却不解其意。回报周瑜，果然不提起借船之事，只言孔明并不用箭竹、翎毛、胶漆等物，自有道理。
周瑜大疑：“且看他三日后如何回复我！”
鲁肃私自拔轻快船二十只，各船三十余人，并布幔束草等物，尽皆齐备，候诸葛亮调用。第一日却不见诸葛亮动静；第二日亦不动。至第三日四更时分，诸葛亮密请鲁肃到船中。鲁肃问道：“公召我来何意？”
诸葛亮说道：“特请子敬同往取箭。”
鲁肃说：“何处去取？”
诸葛亮说：“子敬休问，前去便见。”遂命将二十只船，用长索相连，径望北岸进发。
这夜大雾漫天，长江之中，雾气更甚，对面不相见。诸葛亮促舟前进，果然是好大雾！当夜五更时候，船已近曹操水寨。诸葛亮教把船只头西尾东，一带摆开，就船上擂鼓呐喊。
鲁肃惊道：“倘曹兵齐出，如之奈何？”
诸葛亮笑道：“吾料曹操于重雾中必不敢出。吾等只顾酌酒取乐，待雾散便回。”
再说曹寨中，听得摆鼓呐喊，毛蚧、于禁二人心慌飞报曹操。
曹操传令说：“重雾迷江，彼军忽至，必有埋伏，切不可轻动。可拔水军弓弩手乱箭射之。”又差人往旱寨内唤张辽、徐晃各带弓弩军三千，火速到江边助射。比及号令到来，毛蚧、于禁怕南军抢入水寨，已差弓弩手在寨前放箭；少顷，旱寨内弓弩手亦到，约一万余人，尽皆向江中放箭；箭如雨发。诸葛亮教把船调转，头东尾西，逼近水寨受箭，一面擂鼓呐喊。待日高雾散，诸葛亮令收船急回。二十只船两边束草上，排满箭枝。
诸葛亮令各船上军士齐声叫说：“谢丞相箭！”比及曹军寨内报知曹操时，诸葛亮这里船轻水急，已放回二十余里，追之不及。曹操懊悔不已。
关于诸葛亮草船借箭，我们只需看一看诸葛亮是如何运用他的智慧的。在隆中，诸葛亮自比管仲、乐毅，知天文，晓地理。扶助刘备后，初胜曹操，屯兵夏口，与孙权联合抗曹。当诸葛亮知道周瑜要害自己时，便开始留意其一言一行。后周瑜提到造箭之事，诸葛亮马上明白了他的真实意思，便凭借自己的天文知识答应三天完成，这在外人看来，简直是神话，但诸葛亮由于了解天数，遂开始制造神话。当鲁肃来访时，诸葛亮故意把责任推到他的身上，然后又故意给鲁肃一个台阶，答应自己的借船要求，使得自己在人员和用物上保证了绝对的安全。对于曹操，诸葛亮看得很清楚。曹操三江口新败，对于进行水上作战万分小心。日前又中了东吴奸计，杀了蔡瑁、张允。因此，对于对手的每一步作战之事均要认真分析，稳妥进行。当他闻知东吴夜间趁大雾偷袭时，加重了他对水上作战的疑虑，因此不会出兵迎战，如此一来，正中诸葛亮下怀。在借箭过程中，诸葛亮抓住了曹操多疑心理，并利用疑虑可乘的空隙，草船借箭成功。
草船借箭还体现出兵家另一思想：借敌之器，以制其敌。这是一种战略智慧。诸葛亮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在与东吴的诸种交往与纠葛中，用的最多的便是智谋。
智慧金言
具有术家之材的人多策善划，胸中有奇谋，最适合于乱世中生存发迹，会策划出惊天动地的大手笔来。
王安石变法
王安石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他在宋神宗熙宁年间领导的变法运动为积贫积弱的北宋王朝注入了新的活力，重新振兴了衰弱的宋朝。因此，连列宁也称王安石为“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但在当时，王安石变法的内容并不为绝大多数人所赞同。
王字石，字介甫，江西临川人，嘉祐三年春，被擢升为了三司度支判官。他根据自己在地方任职的亲身经历，于第二年写成《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因为其洋洋洒洒有上万言之多所以又被称为《万言书》。
在这篇文章中，王安石开篇就分析了宋朝所面临的政治经济及内外交困的窘境，指出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是文武大臣不知遵守国家法令和方针、政策，主张“按照宋太祖、太宗的思想进行革新，为改革找到了一座靠山，希望以此减少变革的阻力。
对于人才，王安石提出了“教之、养之、取之、任之”的人才培养、选择和任用方案。此外，在理财方面，王安石认为朝廷的财政困难是由于“理财未得其道”所造成的，提出要发动天下所有的劳动力去生产人们生活所需要的物质财富，并将这些财富用之于必需的开支。
尽管《万言书》切中时弊，对挽救时局具有一定的功效，但曾经支持过范仲淹改革的仁宗皇帝已经老矣，他心有余而力不足，只能维持现状，而对王安石的《万言书》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但是通过这次上书，却为王安石十年后主持变法作了思想上的准备。
当神宗即位时，这位久仰王安石风范的年轻皇帝任其为宰辅大臣。熙宁二年，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并设立“三司条例司”，由王安石亲自负责，作为主持变法的专门机构。次年，又以王安石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成为正宰相，将变法运动推向了高潮。
然而，王安石的变法立即遭到了极大的阻力，一批元老重臣纷纷辞职，朝廷中也流传着“生老病死苦”的讥讽之语，说是王安石变法革新天天“生事”；曾公亮以“年老”而周旋其中，时依时违；富弼、韩琦二人因不满变法而“称病不出”；唐介反对王安石，与之争论不是对手，又得不到神宗支持，结果背疮发作而死；赵则对当时的局势表示无可奈何，大喊“苦也，苦也！”这种“生老病死苦”的说法还流传到了社会上，一时间人们议论纷纷。
尽管如此，神宗还是坚持信任王安石，对那些元老旧臣的反对不予理睬，而王安石则当面讥贬这些人是“粪壤”、“烂石”、“朽木”。按理神宗应该为老臣们找个台阶，但他不仅没出来打圆场，而是大笑一声，不置可否。因此当时就有大臣感叹：“皇上与安石如一人，此乃天意！”可见神宗与王安石的密切关系。
但神宗和王安石的改革毕竟基础太弱，在反对派的鼓噪下，不久竟引起太皇太后的干预。太皇太后说：“我听说民间苦于青苗法和助役钱，不如将其罢免。”
神宗说：“这是利民之事，不是苦劳百姓。”
太皇太后又说：“王安石的确有才学，但是怨恨他的人太多了。皇上想保全他，不如暂且让他外出，过一两年可再次召用。”
太皇太后是神宗最为敬重的人，加上此时神宗面临的压力也越来越大，而变法派内部也出现了不同声音，部分变法措施也产生扰民现象，使神宗不得不将王安石调出京城，到江宁任知府。不过，不到一年神宗又召回王安石，复其相位，希望将变法事业进一步推行下去。二次任相的王安石虽然想再展鸿图，但变法因为吕惠卿的破坏而遭到致命打击，另一些曾积极参与变法的官员也起来反对变法。
为了坚持变法，王安石又任用了所谓的少壮派，对文彦尊等元老则一律排斥，对于其他神宗看重的官员也不予任用，这就使君臣之间的矛盾逐渐尖锐，分歧越来越严重，最终导致君臣失欢。
于是，王安石第二次在相位上待了不到两年又黯然辞职，以镇南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宁府而罢归江宁，次年又几度上表辞去江宁府职，只领集禧观使虚衔。从此以后，王安石过着田园生活，论诗会友，甚至皈依佛门，在佛教中寻求精神的解脱。
元丰八年，神宗病逝，哲宗即位，由神宗母、太皇太后高老太太摄政，以司马光为相，王安石所掀起的变法设施也被一一废止。
就这样，暮年的王安石更加悲愤失意，原本瘦弱的病体更加虚弱，难以支撑。第二年，这位以改革为己任的赤胆忠心之臣一病不起，与世长辞，终年才66岁。
王安石生活于宋朝由盛转衰的时期，他亲身经历了宋代积贫积弱而导致被动挨打的耻辱，因此他针对时弊，勇于革新，提出了“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口号，从经济、军事和科举等方面开展了全面改革。尽管变法过程中有不当的地方，但对于增强当时朝廷经济实力来说，却大收功效。他所提出的“以义理财”思想，与今天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思想不谋而合，所以国学大师梁启超在评价王安石的经济思想时，赞叹道：
“呜呼，此其言何其与今世经济学、财政学原理相吻合之甚耶。荆公理财之政策，具于是矣。而后世乃以聚敛之臣目之，抑何其与公之精神适相反耶？”
改革就是一种创新，改革并无固定模式。王安石的改革虽以失败告终，但他的改革精神对于今天正处于改革大潮中的我们，又何尝不是极好的借鉴？
智慧金言
法家之材用法制推动一切，用强硬手段整治腐败、歪风邪气，会收到良好的社会效果。如果用同样严厉的方法来治理贫困地区，因手段残酷，反而搞得人心惶惶。
陈平做事有失公平
刘邵把陈平归入智意之材，就是因为他权智有余而公正不足。我们可以从下面叙述的三个故事中，悟出陈平的公正不足之处。
其一，处置樊哙——
公元前195年，高帝击败叛军英布归来，创伤发作，缓步走到长安，又闻燕王卢绾叛变，遂派樊哙以相国的身份率军讨伐。樊哙走后，又有人对高祖说：“樊哙跟吕后串通一气，想等皇上百年之后，杀害戚夫人和赵王如意，皇上不能不早加提防！”
高祖早已察觉吕后自作主张，干预朝政，心里有些不高兴，可又想，一个妇道人家能干出什么来呢？但现在听说跟他妹夫大将军樊哙串通起来，情况就严重了。于是，他立即在床上下诏说：“陈平急速以驿传马车，载着绛侯周勃代替樊哙将兵，到了军中立即砍下樊哙的头！”高帝怕陈平不敢去杀樊哙，又吩咐陈平尽快把樊哙的头取来，让他亲自检验。
陈平、周勃立刻动身。路上，陈平对周勃说：“樊哙功劳大，又是吕后妹妹吕须的丈夫，我们可不能自己动手处斩皇亲国戚。眼下，皇上正在气头上，万一他后悔了怎么办？再说皇上病得这么厉害，咱们斩了吕后妹夫，将来吕后当权能放过咱们吗？”周勃一时没有了主张，便问：“难道把樊哙放了不成？”陈平说：“放是不能放的，咱们不如把他绑上囚车，送到长安，让皇上自己去斩。”周勃认为这是个好主意。
陈平还没回来，高祖的病却加重了。高祖想，光杀了樊哙，还不能削弱吕后的势力，因此，他吩咐手下的人宰了一匹白马，叫大臣们饮血为盟，“非刘氏不得封王，非功臣不得封侯，违背盟约，天下共伐之！”
且说陈平来到军中，以符节召见樊哙，将樊哙两手反缚载入囚车，送往长安。
陈平在路上听到高帝崩逝，太子刘盈为皇帝（汉惠帝）、尊吕后为皇太后的消息，更加恐惧，又怕吕须进谗，于是坐驿传马车急速回朝。路上遇到使者传命，令陈平屯驻荥阳，陈平接受诏命，旋即改变主意，回到关中，跑进长乐宫。
吕太后见陈平回来，马上问及樊哙。陈平讨好地说：“我奉先帝之命处斩樊将军，可我始终认为樊将军功大于过，怎忍下手？再说那时先帝病重，昏迷中所说的话不一定对，因此，我只派人把樊将军送回来，听候太后的发落。”
吕太后松了口气，宽慰陈平。陈平畏惧谗言，惟恐地位不稳，就流着泪说：“我受了先帝的大恩，应该赤胆忠心地报答一番。现在太子刚即位，宫里正需要人，请让我在宫里做个卫士，伺候皇上，一来可以报答先帝大恩，二来可以替太后和皇上效力。”吕太后听了这些话，心里挺舒坦，夸奖陈平一番；拜他为郎中令，又叫他在宫里辅助皇帝。
其二，违心地拥诸吕为王——
汉惠帝死后，其子刘恭立为皇帝，称为“少帝”。因为少帝还是个婴儿，不能统治天下，吕太后明正言顺地替少帝临朝，主持朝政。
吕太后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欲封娘家的兄弟子侄为王，故意问大臣们可不可以。右丞相王陵是个直性子，愣头愣脑地说：“高帝宰了白马，大臣们都宣过誓，非刘氏不得封王。”问陈平，陈平违心地说：“可以。高祖平定天下，分封自己的子弟为王，是对的；现在太后临朝，分封自家子弟为王，也是对的。”
事后，吕太后不再让王陵做丞相，而升陈平为右丞相，吕太后的内侄和内侄孙先后被封为王，出现了诸吕当权、一统天下的格局。
对答如流，巧除周勃
陈平本来与周勃不和。当年他归汉时，周勃曾说过他受金盗嫂，当然心存芥蒂。但为了安定社稷，挽救刘氏，陈平、周勃还是以大局为重，拥代王刘恒为帝，史称汉孝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