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有偏至，业分六种：节清之业、法家之业、术家之业、智意之业、臧否之业、伎俩之业。各业虽有不同，但均有得失。未发达时有种种得失，已发达时亦有种种得失，只有明察得失，慎防失而稳求得，才能成就一家之业乃至数家之业。切记：得失由人不由天，智者因失而得，愚者因得而失，得失成败，全在一念之间。
原文
盖人业之流，各有利害。夫节清之业著于仪容，发于德行，未用而章，其道顺而有化。故其未达也，为众人之所进，既达也，为上下之所敬。其功足以激浊扬清，师范僚友。其为业也无弊而常显。故为世之所贵。
译文
人所从事的各种事业，都有自己的长处和不足。清廉节俭的人表现在仪容上，发自德行的深处，在尚未施用之时而自然彰显，其治理郡国的方法畅达而化育万物。因此当其未发达的时候，众人乐于推进他，发达之后，便为上下所钦敬，其功业足以惩恶扬善，最终会成为楷模。这种事业没有弊害而能长久显达，所以为世人所推重。
原文
法家之业，本于制度，待乎成功而效。其道前苦而后治，严而为众。故其未达也，为众人之所忌。已试也，为上下之所惮。其功足以立法成治，其弊也，为群枉之所仇。其为业也，有敝而不常用，故功大而不终。
译文
法家的事业，其根本在于制定法度，等到制度成功了才会奏效。其治国之道，前面辛苦后面可以安享稳定，其法严厉，但是为了民众。因此当其未成功之时，往往被众人猜忌，法令施行以后，又为上下所畏惧。它的功业足以设立法制，使国家安定富强，但它的流害也在于容易为众多邪曲所仇视。它作为一项事业，因上述的缺点而不受重视，因此功劳虽大而往往不得善终。
原文
术家之业，出于聪思，待于谋得而章。其道先微而后著，精而且玄。其未达也，为众人之所不识。其用也，为明主之所珍。其功足以运筹通变。其退也，藏于隐微。其为业也，奇而希用，故或沈微而不章。
译文
术家的事业，主要表现在聪明机巧方面，等到计谋成功以后，其成效方才显露。它的治理之道往往在开始时隐藏不露，而后显现，而且精深玄远。当其尚未成功的时候，一般人无法认识。当它施行于世的时候，明主又会十分珍视。其功业足以运筹通变。当其采取守势的时候，往往深藏不露。作为一种事业，他的特点是神奇而不常见，因此有时沉寂而不彰显。
原文
智意之业，本于原度，其道顺而不忤。故其未达也，为众人之所容矣。已达也，为宠爱之所嘉。其功足以赞明计虑，其敝也，知进而不退，或离正以自全。其为业也，请而难持。故或先利而后害。
译文
智慧明识的事业，其基础在于推测揣度。它的治理之道顺达而不违逆。所以，当其尚未发达的时候，一般人乐于接受，在其成功的时候，宠爱者当然会十分推许。它的功效足以佐助明主，深于思虑，它的弊处在于只知进取，不知退隐，或者是违背正道以明哲保身。作为一种事业，其才智足备但难以维持雅正，因此其发展过程往往是先获成功而后祸害。
原文
臧否之业，本乎是非。其道廉而且砭。故其未达也，为众人之所识。已达也，为众人之所称。其功足以变察是非。其敝也，为诋诃之所怨。其为业也，峭而不裕。故或先得而后离众。
译文
褒贬善恶的事业，其基础在于辨别是非。它的治理之道清廉而有规矩。当其未成功时，一般人能够认识接受，当其显达之后，又为一般人所称道。其功业足以辨别是非善恶，但它的弊害也在于容易为毁谤者所忌恨。作为一种事业，它严厉而不宽容，因此起初为人认同赞赏，其后就会被人疏远。
原文
伎俩之业，本于事能，其道辨而且速。其未达也，为众人之所异。已达也，为官司之所任。其功足以理烦纠邪。其敝也，民劳而下困。其为业也，细而不泰，故为治之末也。
译文
讲求技能的事业，其根本在于能够处理繁琐的事务。它的治理之道善于明辨而且行动迅速。当其未显达时，一般人会对此感到惊异，成功之后，会被国家委以职任。然而，它的功业虽足以清理繁冗的事务，纠正邪谬的现象，但其弊病在于使普通人劳顿而疲惫。作为一种事业，它繁琐而不安泰，因此是治理之道的末等。
活学活用
人材的弱点
人是生而高贵的，但并不是人人都是高贵的，更不是时时都是高贵的。人往往是环境的产物。有时，人性真的如水，会“随物赋形”。
中国有一句俗话，叫做千穿万穿，马屁不穿。这是说人的本性爱受奉承，有人好像不爱听拍马奉迎的话，其实是由于你没有挠到痒处罢了。这句俗话说得很绝对，听来让人觉得有些悲凉，好像人性卑微，难以改变，人也就没有什么希望了。
迎合与蒙蔽永远是封建官场两大不败的法宝。只要行之有术，这两大法宝无论何时何地都会显出神奇的效力。如果你能力欠缺、祭不起这法宝，那就怨不得别人了。有这样一则笑话，可谓意味深长：有一次，玉皇大帝正开御前会议，关公持刀守门，长须飘拂，大义凛然，令人望而敬畏。忽有一人趋前而拜，关公问道：“尔乃何人？”来人倒是直言不讳，颇具实事求是的精神，昂然答道：“鄙人马屁精是也。”关公又问：“尔来何事？”马屁精道：“特来看看上界神仙可吃马屁！”关公怒道：“上界神仙不同凡人，你的马屁怎能得售。快快回去，莫惹怒了我，赏你一刀！”马屁精道：“关公是义中圣人，仙凡各界无不敬仰，自然是不吃马屁的，安知别人都像你一样，也不吃马屁？况且当年关老爷华容道上连曹操都能放，今天放我进去，试上一试，又有何妨？”关公一听有理，便放他进去。须臾，马屁精出来，关公问道：“你拍上了何人？”马屁精道：“普天之上，只一人可拍！”关公大觉奇怪，急问何人，马屁精笑道：“只是足下！”关公听了，愕然无语。
噫吁嘻！虽圣人亦吃马屁也。孔子曰：“君子可以欺之以方”，今可改成“君子可以拍之以方”乎？
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人类的确就没有什么希望，而实际上，并不是所有的帝王将相都吃马屁的。有的时候，某些帝王将相不仅不吃马屁，还要将马屁当场揭穿，实在令人肃然起敬。晋武帝司马炎应该属于这样的一个人。
司马炎是西晋王朝的第一个皇帝，他的祖辈和父辈都没有夺取曹魏政权，直他才代魏自立，并由他结束了七十年的三国鼎立的局面，国家不再分裂，完成了统一大业。司马炎在位二十六年，是东晋最有作为的皇帝，这与他的正直性格有很大关系。
晋武帝泰始八年（公元272年），司马炎同右将军皇甫陶议论政事，由于晋武帝司马炎平时喜欢大臣与他讨论问题，有些性格直爽的大臣有时候也就显得有些敢逆龙鳞。皇甫陶是个急性敢言的大臣，由于意见不同，抢着说话，结果和晋武帝争了起来，弄得皇帝当时下不了台。事后，散骑常侍郑徽觉得皇甫陶竟敢和皇帝争论，皇帝肯定会非常讨厌他，便上表请求依法处治皇甫陶，想借以讨好皇帝，求得升迁。不料拍马屁拍到了马蹄上，晋武帝司马炎看了郑徽的奏章后，勃然大怒。他对大臣们说：“敢于讲真话，是我对身边人的希望。只有这样，才能博采众长，我最痛恨的就是那些讲假话的没有比欺蒙君主罪过更大的了。君主常常因为有人阿谀奉承而感到忧患，哪里会因为有了正直的诤臣而觉得受到损害呢？郑权上表，无理的指控，这哪里是我的本意啊！”于是就罢免了郑官职。
在没有民主监督机制的封建社会，司马炎的自我监督精神实能可贵。他不仅不吃马屁，其度量也是令人十分佩服。一次，晋武帝在南郊祭天，他自我感觉良好，礼毕，问身边的大臣刘毅说：“我可以比作汉朝的哪一个皇帝？”他的意思无非是想听听奉承的话，若在这个时候阿谀奉迎，肯定会大讨皇帝的欢心的，就是再笨的人也能看出这一点来。但刘毅居然回答说：“可以比作汉桓帝、汉灵帝。”周围的人大吃一惊，因为这两个皇帝都是汉朝的无道、无能的亡国之君，如此比喻，确实不当，刘毅岂不是找死。但晋武帝没有立即发怒，而是耐心地说：“我的德行虽不及古人，然而还能克己为政；况且我还平定东吴，统一天下。把我比做昏庸的汉桓帝、汉灵帝。这是不是太过分了吧！”
更令人想象不到的是，刘毅居然又用讥讽的口吻说道：“桓帝、灵帝卖官，得钱尚且放入官库；陛下卖官，钱却进了私门。这么看来，陛下还不如桓帝、灵帝呢！”周围的大臣听了，莫不为之震颤变色；晋武帝反而高兴地大笑起来，说：“想当初桓帝、灵帝的时候。哪能听到这样尖锐的话啊！现在我却有如此正直敢言的臣子，所以和桓帝、灵帝才大不相同啊！”
这倒使人想起了长孙皇后劝谏唐太宗的事。有一次，唐太宗在宫廷上被魏征毫不客气地顶撞了，他嫌魏征总是与他过不去，下朝后说：“早晚杀了这个乡巴佬！”长孙皇后听说后，立刻换上了一套衣服，给唐太宗道喜说：“我听说，君明臣直，陛下有魏征这样的直臣，正说明陛下是明君啊！”唐太宗听了她的话，转怒为喜，魏征因，此避免了一场大祸。
如此看来，唐太宗这位千古明君还不如司马炎！唐太宗尚且需！要别人的巧言妙谏才能容忍直言敢谏的大臣，而司马炎却能闻过。
司马炎于公元265年12月11日逼迫曹涣退位，改魏为晋，史称：西晋。司马炎称帝，有赖祖父辈的苦心经营，但如果他自己没有容人之量，纳谏之德，恐怕也很难聚拢人材。
则喜，在封建帝王中，实在是难能可贵了。
然而，人性虽善，到底也只如一泓清水，往往容易随物赋形。如果没有外在制度的约束，这泓清水也会一泻如倾，搅成一团烂泥。道德的力量是永恒的，只有“法制”而没有道德社会将会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但仅靠道德又是十分危险的，孔子说，“听讼，吾犹人，但使无讼”，不过只是强调了重视道德建设的重要性，是一种文化理想，如果照此办理，往往会造就暴君政治，中国数千年的封建吐会就是明证。
智慧金言
道德是内容，民主与法制是形式，只有使这种内容与形式较好地结合起来，才能发挥人性之善，保证人性之善。如果只有所谓的民主与法制，而没有道德，人就可能会成为一个空洞的外壳，这似乎还不用过多地担心，因为人类毕竟还是缺乏这些东西的。问题是在人类的历史上，以道德来代替民主与法制的历史太长了，这种泛道德主义往往造就君主集权，而无限的权力会对人造成无限的腐蚀，否则，历史上哪来那么多的昏君暴君、贪官污吏呢？封建皇帝“以国为家”，责任到人，尚且极易堕落；如果只有权力而没有责任，再无民主监督，人性的弱点就会极大地膨胀，不仅人人爱吃马屁，恐怕人也就只剩下“食”、“色”二性了。
政治之材与道德之材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做官与做人往往是相互悖反的，政治与道德也是相互悖反的，只是统治者不愿意承认，即使承认，也是羞羞答答罢了。
苏秦与燕王之间进行的一场辩论实际上已经关涉到政治与道德的关系和标准问题，今天看来仍然饶有趣味。
苏秦对燕王说：“请您允许我今天借此机会与您谈话。如果我能够像曾参那样孝敬父母，像尾生那样严守信义，像伯夷那样清正廉洁，即使有人诽谤诬陷我，我是否可以问心无愧了呢？”燕王说：“可以了。”苏秦紧接着问道：“如果我仅凭着守信义、讲孝道、清正廉洁这三条替您做事，您看是否可以了呢？”燕王说：“足够了。”
苏秦说：“如果您认为这就足够了，那我恐怕不能为您做事了。如果像曾参那样讲孝道，怎能离开父母呢？这对国家是没有用处的；如果像尾生那样守信义，就无法使用计谋，这同样对国家没有用处；如果像伯夷那样廉洁，就无法出任政事，这对国家也没用处。因此，我认为讲信义的人是不能飞黄腾达的。讲仁义的君主也不能称霸诸侯。”
燕王听了苏秦的话觉得十分不理解，问道：“照你说来，难道不能讲信义吗？”苏秦回答说：“为什么不能够？当然要讲信义。人不讲信义就不能通达事理，国家不讲仁义就不能进行统治。信义是用来修身养性的，而不能用来为别人做事。讲信义是一种保守复旧的方法，而不是进取向上的方法。三王之所以更替，五霸之所以变更．都是因为不墨守成规。我是一个向上进取、积极有为的人．不愿替无所作为的君主做事。如果大王不愿听信我的话，我宁愿告辞回东周的家中耕种务农，不愿同一般的人一样，不求进取。辱没了大王的宫廷。”
燕王对苏秦的话仍然感到疑惑不解，问道：“难道真的不能用您所说的古代的方法来治理国家吗？”苏秦干脆地说：“如果可以的话，楚国的疆土就一定不会超出沮水和漳水，秦国的国土也不会超出那狭小的商于之地，齐国的疆域肯定不会超出吕隧，燕国国土就不会超出夏屋山与勾注山，晋国的疆域也不会超出太行山。这些国家之所以能够开疆拓土，都是因为不墨守成规而积极进取的缘故。”
苏秦似乎能自圆其说，他把信义的作用作了具体的限定。在苏秦看来，对于个人来讲是应当讲信义的，而对于国家来讲就不能讲信义了，但苏秦又认为即使对于个人来讲，信义也只能用来修身养性，不能用来替别人办事。实际上，在苏秦那里，信义是一无所用的，苏秦之所以还说信义可以用来修身养性，不过是不愿揭下那块遮羞布而已。
从苏秦的话中，我们可以看出春秋战国时期世风日下、道德沦丧的社会状况。其实，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做官与做人是相互悖反的，政治与道德也是相互悖反的，只是统治者不愿意承认，即使承认，也是羞羞答答罢了。战国时期的纵横家一般都是些只求成功而不择手段的人，是些极端的功利主义者，苏秦能够直言不讳地说出这番话来，我们除了惊叹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解放”之外，倒也应当佩服他的直率和勇气。
苏秦的弟弟苏代似乎也继承了他哥哥的这个观点。有一天，燕王对苏代说：“我最不喜欢的就是那种说谎话的人。”苏代说：“让我来给您举个例子。周地看不起媒人，因为她两面说好话。到男方家说女子长得漂亮，到女家又说男家有钱。然而周地没有自行娶妻的习惯。如果年轻的女子没有媒人做介绍，即使老了也还是嫁不出去，如果不通过媒人而自己到处夸耀，也会困在家里嫁不出去。要想顺从当地的习俗而不使自己的女儿困在家中，只有靠媒人才行。国家的事情原是一样，不靠权术就无法立足。不靠势力就难以成功。而能让人坐享其成的，只有说谎话了。”
燕王说：“你说得真是太好了！”
智慧金言
人说强盗有强盗的逻辑，其实说谎家也有说谎家的逻辑。苏代说谎不仅不脸红，还振振有辞，岂止是振振有辞，简直把说谎看成了一件光荣而又伟大的事。苏代也可算是无耻之尤了。
“天下第一疏”
海瑞罢官实在是历史的必然。所幸的是，海瑞的结局似乎还不是那么悲惨。但在数百年之后，有一个叫吴晗的人很欣赏他，写了一篇《海瑞罢官》，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吴晗因此而受尽摧残，含冤九泉。如果海瑞地下有知，不知这位当年正直的官吏该作何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