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相李适之性情直率，不阿谀奉承，受到李林甫的猜忌。李林甫故意对李适之说：“听说华山附近有金矿，开采出来国家就可以富足了，陛下似乎还不知道此事呢。”李适之信以为真，过几天他上朝时就把此事告诉了唐玄宗。唐玄宗从来没听说过这种事，当即问李林甫：“有没有这回事呀？朕怎么不知道？”李林甫马上回答：“是有此事，臣也早就知道了，但因为华山是陛下的根本，正气所在，不宜开采，所以微臣也就没有提。”这一来就显出了他比李适之高明许多。唐玄宗听了，认为李林甫能够处处为皇上着想，心里十分高兴，随后又责备李适之：“以后凡有奏事先和李林甫商量一下，不要再这样轻率鲁莽了。”李适之真是哑巴吃黄莲，半晌说不出话来。
公元747年，唐玄宗下诏让天下有一技之长的人都到京城长安来应选。李林甫表面上大力支持，实际上他害怕那些来自民间的文士在皇帝面前直言不讳地攻击自己，便又玩弄权术，让尚书省对这些人进行考试，考完了之后，一个也不录取。发榜以后，李林甫上表向唐玄宗祝贺：没有一个人中选，说明天下已无剩留的贤才，贤才都被陛下任用了。就这样，由于一个当权的李林甫为一己之私利，葬送了若干天下饱学之士的前程，而李也遭到了百姓的唾弃。
这件事是在唐玄宗步入中年以后发生的，所以晁无咎有诗云：“阊阖千门万户开，三郎沉醉打球回，九龄已老韩休死，无复明朝谏疏来。”这就是讲唐玄宗中后期朝廷人才的凋敝，在安禄山叛乱以前的这一段时期，他的政府中人才少了，肯说话的人没有了，张九龄、韩休都过去了，再没有敢对他提反对意见的人了。唐玄宗遭安禄山之乱，逃难到了四川的边境。他骑在马上感叹人才的缺乏，便说：现在要想找像李林甫这样的人都难了。当时，旁边另一谏议大夫附和说：“的确人才难得。”唐玄宗说：“可惜的是李林甫器量太小，容不下好人，度量不宽，也不能提拔人才。”这位谏议大夫很惊讶地说：“陛下，您都知道了啊！”这时唐玄宗说：“我当然知道，而且早就知道了。”谏议大夫说：“既然知道，为什么还用他呢？”唐玄宗说：“我不用他又用谁？比他更能干的又有谁呢？”
李林甫的“似是而非”，不仅让唐玄宗对他格外宠爱，而且还让心知肚明的君王不忍弃他不用，这就是李林甫的高明之处，也是唐玄宗昏庸的具体体现。
智慧金言
奸臣的权力炙手可热，忠良却被埋没在市井与山林之中，这样的国家离灭亡不远了。唐明皇因不辨“似是而非”之人，故而导致了人才凋敝的局面，他真是咎由自取。但是，我们应吸取他鉴别使用人才失败的教训，要辨证地看人，多角度多方面去识别“似是而非”和“似非而是”之人。
吴起为士兵吸吮脓血
在人类社会中，爱与敬是最主要的道德规范，“爱心”一词更是近年来十分流行的词语。通过对一个人在“爱”与“敬”这两方面的实践情况，就能够预测其在社会活动和所从事的行业中的人际关系是通达还是闭塞。
“敬”作为一种道德规范，能使人们分清等级差别，但过于严格，会使人际关系疏远、淡漠。而“爱”能使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日趋亲密，这种情真意厚的爱可以说是更高层次的敬。在“敬”与“爱”中，如何掌握两者的比例，对于用人者来讲，显得尤其重要。虽然“宽严相济，恩威并举”的管理手段人人皆知，但在运用中却不太好把握分寸。上级与下级之间既不能称兄道弟，亲密无间，也不能无话可说，形同路人。
对人才来说，有爱心，尊重别人的人，易于得到别人的支持和帮助，有利于事业的发展。对用人者来说，对待下属以爱多于敬为更妙。“得民心者得天下”，能以爱心待下属，下属则会拼命回报。
吴起，战国时著名军事家，原为卫国人，出仕魏国，担任魏军统帅，以能与士卒同甘共苦而闻名，他的衣着食物与最下层的士兵都没有什么区别。宿营时，他的卧榻也与士兵一样不铺席褥；行军时也不骑马乘车，一样步行，而且还亲自背负干粮，替士兵分担劳苦。
有一次，一个士兵身上长了个脓疮，作为一个军队统帅的吴起，竟然亲自用嘴为士兵吸吮脓血，全军上下无不感动，而这个士兵的母亲得知此消息时却哭了。有人奇怪地问道：“你的儿子不过是个小小的兵卒，将军亲自为他吸脓疮，你为什么哭呢？”
士卒的母亲叹道：“吴起将军也曾替这孩子的父亲吸吮脓疮，后来打仗时，他父亲格外卖力，终于死于战场；现在他又这样对待我的儿子，看来这孩子也不会有什么好下场了！
这就是爱多于敬的感染力量。但在爱的同时，又必须少不了敬，否则上下级关系亲密有余，严肃不足，会不利于推动工作。因为毕竟有的下属存在许多缺点，有爱无敬，会纵容他们，造成纪律松散，自然会干扰工作。
如果敬多爱少，过于严肃，过于紧张，除了主张相同的廉节人士能归服、遵从外，其他带有若干懒散思想作风的人就可能因畏惧严格的管束而投靠他处。这也是用人者应该注意的地方。
智慧金言
爱能使上下齐心，彼此同力；敬能够严肃礼节，端庄行止。有爱无敬，不足以严肃纪律；有敬无爱，又不足以抚慰人心。爱敬双重，爱大于敬，则既得人心又不乱纲纪，团结一心，众志成城，以此行于天下，有谁能敌？
蔡邕对王粲礼遇有加
王粲是建安文坛上一颗明星，当他的才华还没有被世人认可的时候，蔡邕早已是家喻户晓的名人了。然而蔡邕却能够居才不傲，慧眼识才，对毫无名气的王粲礼遇有加，实在是鉴别人才方面的最好范例。
王粲是“建安七子”中文学成就最高的一个人。他早熟早慧，少年时代便博览群书，才思出众，笔下功夫不同凡响，因此，小小年纪便很有名声。当时人说王粲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一次，年轻的王粲与一位朋友同行时，见到路旁一块石碑，两人停下来将碑文读了一遍，又继续赶路了。走了一段路，这位朋友想验证一下王粲的记忆力，于是对王粲说：“先生刚刚看过的碑文，还记得吗？”
王粲胸有成竹，马上背诵起来，竟然能背得滚瓜烂熟，一字不漏，使朋友十分佩服。王粲13岁时来到长安，当时的长安处于一片混乱之中，大军阀董卓将汉献帝与文武百官一起劫持到长安，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性情暴烈的董卓又动辄杀人，搞得大臣们惶惶不安，人人自危。长安的流亡朝廷中，有一个著名学者叫蔡邕，人称蔡中郎。蔡邕博学多才，文章独步天下，而且生性随和，儒雅大方，慷慨好施，礼贤下士，是一个人心归向的大名士。尽管时局动荡不安，但蔡邕的府邸依然门庭若市，从早到晚上门求见和拜访的人络绎不绝，以致门前的道路，常常被来访客人的车马所堵塞。
这天，王粲也去求见蔡邕。当时蔡邕的府上宾客盈门，高朋满座，蔡邕正与来宾们席地而坐，谈笑风生。这时，只见一个家人凑上去对蔡邕轻轻说了几句话。蔡邕对家人连声说：“快请，快请！”说着站起身来，慌忙之中也来不及穿好鞋，便倒拖着鞋出门去了。满座的宾客从未见过蔡邕如此紧张的神情，心里纷纷猜测起来：来人是谁呢？此公的来头可不小啊！
当蔡邕把王粲带进来与大家见面时，宾客们无不流露出惊讶的目光，有几个人还下意识地用手背揉了揉眼睛，惟恐是看花了眼。原来13岁的王粲瘦弱矮小，皮肤黝黑，体格不壮，相貌不扬，非常不起眼；而此时的蔡邕已年近60，又是文坛的泰斗，却如此礼遇一个小孩，简直太令人难以置信了。
蔡邕明显地感觉到了大家疑惑的眼神，于是，拉起王粲的手对大家说：“这位嘉宾王粲可是个举世无双的神童哩！他虽只有13岁，诗赋文章却无一不精。他才情出众，悟性极高，不用说，将来一定会超过我十倍；就是现在，在很多方面我也大不如他呀！”蔡邕环顾在座的宾客，继续说道：“我可以告诉你们，我将把一生珍视、收藏的图书典籍，全部赠送给王粲，这些藏书给王粲，比放在我这里，更能发挥作用！我的话是不会错的，你们等着看吧！”自古文人相轻，蔡邕如此谦逊，难能可贵，经蔡邕一番介绍，座中的宾客们也不得不对王粲刮目相看了。
当时蔡邕的私人藏书原有一万多卷，的确是一笔相当可观的财富。因在兵荒马乱中损失了不少，后来装了几车子送去给王粲，大约还有四千多卷。
王粲16岁时，被朝廷授职黄门侍郎，但他见政局混乱，朝廷徒有其名，便南下荆州，去依附地方实力派刘表。刘表的门客众多，其中不乏才智人士，但年纪尚轻的王粲，居然很快便脱颖而出，被荆州文人公推为文坛盟主。这之中也有蔡邕慧眼识才的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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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邵说：“观其情机，而贤鄙之志可得而知也。”即观察一个人的情绪欲望是如何表现的，其内心的贤明和鄙陋便可得知。人都有七情六欲，正如刘邵所云：“杼其所欲则喜”，“不杼其所能则怨”，“自伐历之则恶”，“以谦损下之则悦”，“犯其所乏婟则”，“以恶犯婟则妒”。以上六种情绪的表现，无不源于建安七子图好强求胜之心，发于居人之上的欲望。而贤人君子质性平淡，甘居人下，虽被侵犯而不计较，不计较就会得到人们的尊重，即所谓“君子接物，犯而不校”。
愚昧小人则恰好相反，他们“既不见机，而欲人之顺己”，即出于一己之情欲，不分场合地要他人服从自己。这样就会把伪装爱敬的人当作异材，把偶然的较量当作是轻视自己。如果对其利益稍有触犯，就要深深地结下私怨。可见，对一个人情绪表现的观察，即所谓“观其情机”，就足以判断他到底是君子还是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