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交恶，即容易与人搞坏关系。甘宁投降孙权以后，急于立功，于是要求征黄祖，取刘表，并请自任先锋。孙权觉得可行，准备实施，张昭却说：“吴下业业，若军果行，恐必致乱。”甘宁不服张昭，对之反唇相讥：“国家以萧何之任付君，君居守而忧乱，奚以希慕古人乎？”孙权看到这种情形，赶紧说：“兴霸，今年兴讨，决意付卿，卿但当勉建方略，令必克祖则卿之功，何嫌张长史之言乎？”（《三国志·吴书·甘宁传》）虽然解了二人的围，但明显地站到了甘宁一边。从这件小事也可以看出，东吴众将不服张昭。后来，孙权令甘宁为先锋征黄祖，大获全胜。
三、自大。张昭自己实际上没有什么具体的真实本领，但却看不起人，他对鲁肃的态度就很能说明问题。“张昭非肃谦下不足，颇訾毁之，云肃年少粗疏，未可用。”（《三国志·吴书·鲁肃传》）。
如果一个人这样看人，就不会使用合适的人材，更不能发现人材。
四、胆小。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率数十万大军南下，企图吞并江东，众武将欲战，而以张昭为代表的文官却欲降。幸亏鲁肃、周瑜坚持，才与刘备联合，在赤壁战败了曹操。
此事使孙权对张昭极为反感，说：“子布、文表诸人，各顾妻子，挟持私虑，深失所望。”（《三国志·周瑜传引江表传》）在胜利以后，孙权建皇号，百官庆贺，功归周瑜，张昭也想趁机说些赞扬的话，孙权就抢白说：“如张公之计，今已乞食矣。”“昭大惭，伏地汗流。”（《三国志·张昭传引江表传》）。
由于以上四方面的原因，张昭为相远不如顾雍。“雍为人不饮酒，寡言语，举动时当。权尝叹曰：‘顾君不言，言必有中。’至饮宴欢乐之际，左右恐有酒失而雍必见之，是以不敢肆情。”可见，众人对他的尊敬是发自内心的，这样的人当领袖百官的丞相应该是合适的。
智慧金言
张昭最大的优点大概就在于忠直敢言，至于其他方面，恐怕没有什么才能。如果以他为相，东吴上下必定会群臣离心，四分五裂，闹个不亦乐乎。何也？盖由其量狭、交恶、自大、胆小的性格所决定的。
小材遇大材：王闿运空谈帝王学
中国社会每到末世，总是群雄争霸，诸侯蜂起，清末也是如此。每逢此时，“帝王之学”总是最为走俏。然而，中国最后一位帝王之学的积极推行者王闿运却是纵横乏术，始终未能说动曾国藩。历史就这样过去了，曾国藩是不是真的不应该自立，王闿运是不是要“志吾过”，也不知谁能说得清楚！
生逢乱世，似乎正是王霸之材得以施展才能的好时候，只有那些没有雄心壮志的人才会作“生逢末世运偏消”的感慨。中国社会每到末世，总是群雄争霸，诸侯蜂起。每逢此时，“帝王之学”总是最为走俏，推行帝王之学的人也自然会受到格外的重视。然而，中国最后一位帝王之学的积极推行者王闿运却是纵横乏术，他始终未能说动曾国藩。
王闿运（1832年—1916年）字壬秋，号湘绮，湖南湘潭人，咸丰五年（1855年）中进士，曾为曾国藩嘉宾，两度游说曾国藩自立不成，后专门从事教育，先去成都尊经书院，后到江西主办高等学堂，最后到湖南在湘绮楼讲学，门生众多，遍布天下。民国以后，历任清史馆馆长、参议院议员等职。著书立说讲究经世致用，著作多种，后被门人辑为《湘绮楼全集》。
王闿运著有《春秋注解》，明显地受到了今文学派的影响。他认为《春秋》一书就是经世致用的，其效用是拨乱反正，在乱世中开出一片新的天地来。为人要看准时机，在乱世时要积极进取，成就霸王之业，在治世时要清静寡欲，禅悟人生。因此，王闿运在太平天国起义的时候，就积极主张曾国藩趁势自立，建立一个不同于清朝和太平天国的新的世界。
太平天国的起义军进入湖南，曾国藩按照朝廷的命令自办团练保卫家乡，王闿运觉得自己施展抱负的机会来了，就积极地投书给曾国藩，要求加入曾国藩的军队。但由于曾国藩募兵有规定，即独子不得参军，王闿运因是独子而未能如愿。虽然如此，由于王闿运多次写信给曾国藩提建议，就给曾国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后二人的关系就密切起来。
王闿运其人博闻强记，满腹经纶，善辨时势，自视甚高，常以王霸之材自许。据王闿运晚年的弟子杨度回忆，王闿运曾经游说曾国藩、胡林翼和太平天国连横反清，这当然没有成功。1855年，他来到了曾国藩幕下，游说曾国藩自立，认为曾国藩当时的地位，很像楚汉相争时韩信的情况。韩信当年没有自立，成功后终于为刘氏政权杀害。王闿运认为，曾国藩的才能不是韩信所能比的，自立当得到天下人的支持，况且当时的清朝已经十分腐败，更无法与当年的刘邦政权相比，如果一味保清，即使消灭了太平天国，清朝也未必就能保得住。再者，王闿运认为太平天国内部分裂，难成大事，早晚灭亡。如果不趁势自立，在与太平天国的军事斗争中发展自己，等太平天国灭亡了，不仅失去了自立的借口，也失去了发展的机会，到时候恐怕后悔莫及。
现在看来，王闿运的这一番分析不仅是有道理的，而且是极其可能的。后来的历史证明有一多半是按照王闿运的预测发展的，只是曾国藩本人极其善于安排后路，才没有落个韩信的下场。但是，至于曾国藩为什么没有接受王闿运的建议，那就不得而知了。也许，曾国藩本来就是个“相材”，他就是按照自己的才能来设计自己的。
1860年，王闿运再次来到了曾国藩的府上。仍是游说曾国藩自立，认为时机已经完全成熟，如果再等下去，时机稍纵即逝，千载不复。他在桌子这边不停地说，曾国藩则一声不吭，在桌子的那边用手指蘸水划字。划完后起身而去，王闿运不解，凑到跟前一看，原来依稀是个“妄”字。王闿运失去了信心。然而，作为一代才子，王闿运是不会轻易罢休的。几年后，曾国藩北上剿捻，王闿运再次来见。这次他学了乖，不再开门见山地游说他自立，而是先从曾国藩的文章说起。他说：“您的文章是从韩愈学起，然后学习西汉的风格，这样从下而上地学，是选择了一条难走的途径。如果从曹操学起，然后再学东汉的文风，就容易了。”文章之道的确是这样，但曾国藩听出王闿运谈的不仅仅是文章之道，而是要他做代汉自立的曹操。曾国藩便给王闿运来了个佯装不知。王闿运是什么人，他知道自己三次纵横无功，已经不可能再有机会了，况且曾国藩自立的大好时机已经过去，即使以后曾国藩试图自立，也已经无此可能了。
其实，早在曾国藩攻破南京的时候，曾国藩的部下出于各种各样的考虑，曾经在深夜闹轰轰地聚集到曾国藩的大堂里，但大家心照不宣，没有一个人说出自立的话，曾国藩也佯装不知，在无声无息中化解了这场自立骚乱，也保全了他的部下。
此后，据说王闿运对曾国藩的看法大为改变，认为他不是一个敢作敢为的人。直到晚年，王闿运己经历了清亡、袁世凯复辟又旋即败亡等重大的历史变故以后，才对曾国藩当初不自立为帝的看法有所改变，当然，曾国藩是否曾预料得如此深远，是不得而知的。
据说曾国藩当年为平息别人劝他自立而写过一幅“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的对联，王闿运一直不信。民国以后，珍藏着这幅对联的朱夫子曾专门去拜访了王闿运，并拿出这幅对联求王闿运写跋语。王闽运大为吃惊地说：“难道真有这个联吗？涤生襟怀，今日以前，我只知一半，今而后，乃全知。吾老矣，如果不是您相示，几不知文正之所以为文正，左老三（指左宗棠）之所以为左老三。”沉思片刻，写下了这样一幅对联：“花鸟总知春浩荡，江山为助意纵横。”然后对朱老夫子说：“吾不敢著墨文正联上，以重污文正。另书此，纪文正之大，且以志吾过。”
智慧金言
历史就这样过去了。曾国藩是不是真的不应该自立，王闿运是不是要“志吾过”，也不知谁能说得清楚！
“鸡刀”之材与“牛刀”之材
俗话说，杀鸡焉用牛刀，但如果用杀鸡之刀来宰牛，恐怕不仅杀不了牛，还会刀损人伤，甚至刀毁人亡。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很多，也非常富有启示意义。
德位相配是儒家的政治理想，虽然在现实中从来没有完全实现过，但它一直是人们批判现实的武器和改良社会政治的力量。我们如果撇开这些玄远的道理不谈，也可以从中借鉴某些为官之道。其实这个道理十分简单，俗话说，杀鸡焉用牛刀，但如果用杀鸡之刀来宰牛，恐怕不仅杀不了牛，还会刀损人伤，甚至刀毁人亡。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很多，也非常富有启示意义。
明朝的时候，明太祖朱元璋问刘基说：“我想让你做右相，不知怎样？”刘基顿首说：“国之大事，莫大于置相，换相好比换殿中的柱子，必得用大的木材，若用小的木材，不折断也必定仆倒，我就是那种小材，怎能当右相呢？”
朱元璋问：“杨宪如何？”
刘基说：“杨宪有当丞相的才能，却无当丞相的器量。丞相必须持心如水，不偏不倚，杨宪做不到。”
又问：“汪广洋如何？”
又答：“器量更浅，胸怀更小，比宪不如。”
又问：“胡惟庸如何？”刘基急忙摇头道：“不可！不可！区区小犊，一经重用，必至辕裂轮破，祸且不浅了！”
不久，杨宪因诬陷人而被处死，李善长又被罢去相职，胡惟庸逐渐升为丞相。后来，李善长被赐死，胡惟庸因谋反被族诛。
刘伯温是一位奇人，他所说的“换相好比换殿中的柱子，必得用大的木材，若用小的木材，不折断也必定仆倒”的话非常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