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魏晋南北朝最后一位皇帝陈后主，就是一位天生的音乐家，他创作的《玉树》、《后庭花》在当时是极为流行的歌曲。唐人有诗说：“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后人竟至把陈后主的歌曲当作了亡国之音。北宋的宋徽宗也不是个做皇帝的料，而是一个天才的画家。在他的开创和影响之下，宫廷画院形成了中国画史上独树一帜的既忠实于细节又强调画境诗意的风格流派，其名作《听琴图》有很深的艺术造诣。在个人生活上，他也富有“艺术家的气质”。他竟然出外游逛，寻猎“野趣”，与当时的名妓李师师打得火热，把三千后宫佳丽一概抛在脑后。
在中国历史上，这样的皇帝艺术家很多，如汉成帝、梁元帝、隋炀帝、宋宁宗等均是。
但必须指出的是，像魏武帝曹操写出“东临碣石，以观苍海”、“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汉高祖刘邦写出“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是算不得艺术家的，因为他们写如此诗篇的出发点不在于艺术，而是为了抒发他们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他们仅是略有文采的帝王，而不是全身心投入艺术的真正的艺术家。
皇帝艺术家既把身心投入了艺术，肯定无暇顾及政治，其政治只会越来越腐败，皇帝艺术家逐渐蜕变成一个昏君，那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其实，这还是浅层的原因，深层的原因在于，政治是一种理性行为，艺术是一种感性的表达。一个完全沉浸在感性当中的人。在常人看来，尚且像疯魔，更不用说把他放在朝堂之上了。因此，让一个浑身上下散发着艺术气息的人坐在朝堂上，一板一眼地做那些需要冰冷的理性来处理的事，那是只能做坏，不会做好的，中国历史上的一部分昏君就是由此产生的。
五代时期的南唐李后主是一个极好的例子，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他都算是一个第一流的词人，对中国词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但写词并不能帮他治理好国家，只能使他的国家一天天地腐败下去，当北宋的军队打入都城的时候，他仍在饮酒赋诗，这些情意缠绵、悱恻伤感的诗只能感动才子佳人，却吓不退百万大军，于是，他只有做了俘虏。真是所谓“国家不幸诗人幸”，这位亡国之君用伤感的笔调写出了他的亡国经历，从而使他成为一位真正的继往开来的大词人，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但是，他的诗词不仅使国家灭亡，据说连他自己也因此遭害。
李煜的江山是继文祖之业而来的。他工词、善律、精于书画，但惟独对处理政事不感兴趣，对日渐强大的北宋政权处处委曲求全。北宋建立十几年后灭掉南唐，李煜被押往汴京。在离开自己的都城的时候，李后主有一首词写道：“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挥泪对宫娥。”
后来，宋朝的大文学家苏东坡评论说：国破家亡之后，李后主应该首先想到的是自己丢掉了祖宗创下的基业，应到宗庙前痛哭，并向百姓谢罪。但是他根本没有这么做，而是去颂听教坊乐手演奏的《别离歌》，惋惜自己再也没有机会与宫娥彩女寻欢作乐了。有这样的国君，南唐不亡才怪呢！
不过，苏轼在此是以政治家的标准来要求艺术家了。当代一位伟人在劝诫一位名士的时候也说：“牢骚太盛妨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其实，世上是本无“放眼”“风物”的名士和发“牢骚”的政治家的；发“牢骚”是名士的品格，“放眼”“风物”才是政治家的气度。这是两种不同的人格，各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政客多是戴着王冠的强盗，艺术家才是真正的无冕之王。然而，人看眼前三寸，谁能顾得长远？唯知兴亡成败，怎管身后是非。不过，只要考虑上面的道理，大概也就应该算是艺术家或是书生了。
智慧金言
才能绝不仅仅是才能，才能的底蕴是生命情调。生命情调主要源自天赋秉性，后天的境遇是很难移易的。人无生而贵贱，但贵贱其实早就选择了人。说道此处，才知上面的道理都错了。原来，真正的政治家在生命的底蕴处与真正的艺术家是相通的。难道。怀着诗意的文化理想去处理政治，不正是我们的理想政治吗？正是唐尧禹舜式的理想凝聚了我们的民族，使之历经磨难而不摧折，生生不息地发展到今天！
性格制衡术
御人之术，妙在借助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借助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的精微之处，在于以不同的性格相牵制。官位相当，性格相左，必能相互牵制。以此治之，必能起到坐收渔利之神效。
在中国历史上，无论是帝王还是将相，都存在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如何统御部下。所谓御臣之术或御人之术，往往是最高统治者或长官所考虑的首要问题。这个问题如果处理不好，轻则尾大不掉，重则国覆家亡。而处理这个问题的惯用的方法，恐怕也是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性格制衡术。所谓性格制衡，妙在分而治之。分而治之的精微之处，在于以不同的性格相牵制。官位相当，性格相左，必能相互牵制。以此治之，必能起到坐收渔利之神效。
司马懿的儿子司马昭，有知人之明，亦有政治家的才干。他在派大将钟会和邓艾伐取蜀国时，做了一番细致独到的分析，可谓把钟会和邓艾紧紧地捏在手心里，不论二人反与不反，都逃脱不了司马昭的控制。
当初，司马文王（司马昭）想派遣钟会征伐蜀国。下属邵悌求见文王说：“现派遣钟会统帅十万大军征伐蜀国，我的愚见认为钟会可单身出征，不要委以重任，否则会有不测之变，不如派别人去。”文王笑着说：“我难道还不懂得这个道理吗？蜀国给天下兴起灾难，使黎民不得安宁，我现在讨伐他，胜利如在指掌之中，而众人都说蜀不可以征伐。人如犹豫胆怯，智慧和勇气就会丧失干净，智慧和勇气都没有了，即使勉强派他去，也只会成为敌人的俘虏罢了。只有钟会与我们主意相同，现在派钟会伐蜀国，一定可以灭亡蜀国。灭蜀之后，即使发生了你所顾虑的事情，他又能做什么呢？凡败军之将不可以同他谈论勇气，亡国的大夫不可以与他谋划保存国家，因为他们心胆都已吓破了。倘若西蜀被攻破，残留下来的人震惊恐惧，就不足以与他们图谋起事了；中原的将士各自思乡心切，就不肯与他同心了。倘若作乱，只会自取灭族之祸罢了。你不必忧虑此事，心莫让他人知道这些话。”
等到钟会禀告邓艾有反叛的迹象，文王统兵将往西行，邵悌又说：“钟会所统领的军队超过邓艾五六倍，只要命令钟会逮捕邓艾就可以了，不值得你亲自领兵去。”文王说：“你忘记了你前一阵子说的话吗？怎么又说可以不必我亲自去呢？虽然如此，这些话也还是不可分开。我自己应当以信义对待他人，但他人也不应当辜负我，我怎能首先对人家产生疑心呢？近些日子中护军贾充曾向我说：‘是否有些怀疑钟会？’我回答说：‘如今我派遣你去，难道又可怀疑你吗？’我一到长安，事情就会自行结束了。”司马昭的军队到长安时，钟会果真已死，都如司马昭预料的一样。
司马昭深知二人必反，但又派二人前去，这是用其勇。的确，如果不是邓艾出奇兵从阴平小路偷袭成都，蜀国还不知道何时才能攻破。正是由于邓艾和钟会两人的内外夹攻，蜀国才破于一旦。但二人皆有反心，必然相互牵制。所以，钟会先是逮捕了邓艾，宣布反叛，然后又被部将所杀，邓艾亦被乱兵所杀。二人取了成都，拱手送给了司马昭。即使钟会在蜀地反叛成功，司马昭也不怕，因为他早已断定，蜀地人心不可用，钟会成不了大事。况且司马昭听到钟会报告邓艾反叛的消息，即起大兵西去，众将不解，其实司马昭用意不在对付邓艾，而在对付钟会。
可以说，司马昭实在是计出万全了。
俗谓性格即命运，此话极有道理。根据各人的不同情况，即使有共同的认识，也会作出不同的选择。春秋时期楚平王忌害伍奢父子就是一个极好的例证。费无忌对楚平王说：“伍奢有两个儿子，都有本事，不杀掉将成为楚国的祸害。可以用他们父亲做人质，把他们召来，不这样，将成为楚国的后患！”
楚平王派人告诉伍奢说：“你若能把你两个儿子叫来，你就能活命，否则就处死你。”伍奢说：“我大儿子伍尚为人仁慈，忍辱负重，我叫他，一定会来；二儿子伍员为人桀骜不驯，能干大事，他知道来了会同时被擒，一定不会来。”楚平王不听，派人去召伍奢的两个儿子，说：“你们来了，我就饶你们父亲不死；不来，现在就杀死你们的父亲。”
伍尚要去，伍员说：“楚王召我们兄弟去，并不是想保我们父亲的性命，而是恐怕我们有人逃脱，给他留下后患，所以拿父亲做人质。欺骗我们。我们两人一到，就会把我们三人一同处死，这对父亲又有什么好处呢？如果去了，我们的大仇就不能报了，不能逃奔别国，借别国兵力来洗雪父亲的耻辱，一道被消灭，没有任何意义。”伍尚说：“我知道去了也不能保全父亲的性命，可是只恨父亲召我。如果为了求活命而不去，以后又不能雪耻，终会叫天下人讥笑。”他对伍员说：“你逃走吧，你能报杀父之仇，我将去投身就死。”
伍尚已被捕，使者要捕捉伍员，伍员张弓搭箭对着使者，使者不敢上前，伍员于是就逃跑了。伍员听说太子建在宋国，便到宋国去追随他。伍奢听说伍子胥逃跑了，说：“楚国的君臣将要被战争所困扰了！”伍尚到了楚都，楚平王把伍尚和伍奢一并杀掉了。
伍子胥历尽千难万险，终于逃到吴国，后来带领吴兵攻破了楚都，把楚成王的尸首从墓中掘了出来，鞭尸三百，报了杀父杀兄之仇。在牵涉到这一事件的几个人中，几乎个个都有知人之明，只是由于性格不同，各自的结局就大不相同了。
智慧金言
这个例子虽然不属于性格制衡的范畴，但可以看出性格与命运的关系。问题是，数人之中几乎个个都有知人之明，但是，伍尚赴死出于孝道尚可理解，楚王明知伍员必然报复而做此蠢事，就不可理解了。实际上，这最终还是要归结到性格。
张昭是否可为相
孙权不以张昭为相，连作《三国志》的陈寿都评论说：“以此明权不及策也。”其实非也。张昭最大的优点大概就在于忠直敢言，至于其他方面，恐怕没有什么才能。如果以他为相，东吴上下必定会群臣离心，四分五裂，闹个不亦乐乎。何也？盖由其量狭、交恶、自大、胆小的性格所决定的。
张昭，字子布（156—236年），是三国时东吴极不寻常的人物，他资格最老，影响也很大，孙策托弟时的“外事委周瑜，内事委张昭”的话一直让人们觉得他在东吴的地位非同寻常。然而，东吴的外事的确由周瑜来解决了，但内事似乎并没有委任张昭，甚至张昭还处处与孙权闹矛盾。反正，在人们的心目中，张昭好像是个说不清的人物。其实，这是因为缺乏具体分析的缘故。
张昭在东吴可谓是资格最老的人物，孙策在创业之初就非常尊重他。“命昭为长史，抚军中郎将，升堂拜母，如比肩之旧，文武之事，一以委昭”。在孙策托弟时，更有“内事委张昭”的嘱托，张昭的确十分尽心，“率群僚立而辅之”。孙权称王以后，张昭一直兢兢业业地辅佐孙权，对其过失和缺点直言不讳，有时甚至弄得孙权无法下台。孙策刚刚去世，孙权心情非常悲痛，不愿立即主持政事，张昭曾严厉地批评他，认为他的职位不同于常人，应当以完成父兄的大业为己任。孙权猛醒，开始主持政事。孙权性情刚猛，喜欢打猎，经常骑马射虎，有一次，孙权趴伏在马鞍上，才没有被冲向他的老虎伤害到。张昭立即严厉地对孙权说：“将军作为君主，责任是驾御英雄、驱使群贤，怎么能在原野上驰骋，与野兽较量呢？怎么能逞匹夫之勇呢？万一发生不幸，岂不让天下人讥笑吗？”孙权醒悟，马上向张昭道歉。孙权喜欢饮酒，有一次，孙权在武昌庆祝战斗胜利，自己喝得大醉，并强迫群臣喝酒，让人用酒水泼洒在群臣身上取乐。张昭见了。一言不发，也不喝一口酒，神色严肃地走到外面去了。孙权很难堪，就派人找回张昭说：“我只是想与大家高兴高兴。”张昭很不客气地说：“我听说殷纣王以酒为池，痛饮达旦，后来怎样，您自己大概明白吧！”
孙权听了，惭愧万分，立即宣布结束酒宴。
张昭就是这样一个人，但孙权却一直没有拜他为丞相。孙权称王之初，群臣两次举荐张昭任丞相，孙权都没有同意，任顾雍为丞相。第一次不用张昭时，孙权推托说：“方今多事，职统者责重，非所以优也。”第二次不同意任张昭为相时，孙权说：“孤岂为子布有爱乎？领丞相事烦，而此公性烈，所言不从，怨咎将兴，非所以益之也。”其实，孙权的第一次不用张昭时说的话完全是托词，第二次不用张昭时说的才是心里话。但当时及后代有很多人不理解，连作《三国志》的陈寿都评论说：“以此明权不及策也。”其意是说不用张昭为相，孙权不如其兄孙策高明。
其实，纵观张昭其人，确如孙权所言，“此公性烈，所言不从，怨咎将兴”，如果将这段评语与张昭的为人处事联系起来考察，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评论张昭的缺点：
一、量狭。有一次孙权举行宴会，他让诸葛恪给群臣斟酒，诸葛恪就一一给大臣们斟酒。斟到张昭面前，张昭已经醉了，推辞不肯再喝，诸葛恪仍劝他喝一杯，张昭气呼呼地说：“这哪里是敬仰老人的礼节！”此话有失厚道，而孙权偏偏故意给他出难题，对诸葛恪说：“看你能不能让张公理屈辞穷，不然这杯酒你就喝了。”
于是诸葛恪对张昭说：“过去师尚父九十岁了，还举大旗使兵器，领兵作战，不提告老的事。现在，领兵打仗，请您在后，而喝酒吃饭的事情，先请将军在前，这怎么能说不是敬老呢？”
这无疑之中把张昭损了一下子，还使张昭无话可说，他只能把满满一杯酒喝了下去。
曹操慨叹：“生子当如孙仲谋”。孙权不仅有英武之姿，还有睿智之谋。周瑜、鲁肃、陆逊等人都用得恰到好处，不拜张昭为相，也是智慧过人之见证。刘邵说：“夫一官之任，以一味协五味”，丞相之职更是如此，张昭虽忠直敢言，但却固执己见，肚量狭小，不能以一味协调五味，看来孙权也深通《辨经》之理。
有一天，孙权和诸葛谨、张昭等大臣们在大殿中议事，诸葛恪也在。忽然一群鸟飞到大殿前，这些鸟的头部是白色的，孙权不认识，就指着那一群鸟问诸葛恪：“你知道这是什么鸟吗？”
诸葛恪不加思索地回答说：“这是白头翁。”在座的张昭年纪最大，一头白发，他听了诸葛恪的话，以为是取笑他，就对孙权说：“陛下，诸葛恪在骗你！从来没有听说过叫白头翁的鸟。假如真有白头翁，那是不是应该还有白头母呢？”
诸葛恪反驳道：“鹦母这种鸟，大家一定都听说过，如果鸟也对称的话，那一定有鹦父了，请问辅吴老将军能打到这种鸟吗？”
张昭无言以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