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孙晶晶在广州花都的一家电子厂找了一份工作，月薪800元。至此，这位千万富翁家里出来的千金小姐，终于在历经磨难之后，在南方的一家工厂里落下了脚。（《打工》剑锋/文）孙建才知道女儿去打工之后，也曾想把女儿找回来继续让她读书，但是他不知道女儿在哪里，连妻子都不知道，也就只得作罢。
对他最致命的一击发生于2002年8月，他认识了一个缅甸商人。建议他把生意做到深圳去，还建议他用独山玉冒充缅甸玉，这样才能卖出好价钱，以后还可以到国外去发展，他经不住诱惑，决定身带300万元到深圳去，进一批缅甸玉试一试行情，结果钱打了出去始终未见到货，他这才知道自己上了大当。而王丹此时也不见了踪影。原来，这个缅甸商人早就把王丹拉拢了过去做了“内奸”。孙建才知道这次自己彻底完了……
2004年1月的一天，正在工厂上班的孙晶晶突然晕倒在流水线上，工友们七手八脚地把她送到广州流花医院。检查的结果是她竟然患了可怕的绝症--尿毒症！由于这种病不属于工伤之列，工厂出于人道主义补偿了孙晶晶3000元钱，就把她送上了返乡的火车。
这个消息传到家里，犹如晴天霹雳，把吴玉华和孙建才两人都震惊了。
2004年1月10日，火车载着病重的孙晶晶抵达南阳站，这时距她离家的日子刚好一年半。
孙建才和吴玉华一起把满面病容的宝贝女儿接下火车的时候，一家三口人抱在一起哭作一团。在南阳市第一人民医院检查完之后，医生对孙建才直言相告：“你女儿的病必须每周透析一次。”然而，每次透析得花400元，一个月下来就要1600元，这对于完全没有经济收入的孙建才一家来说是根本无法承受的，他一下子急蒙了头。
吴玉华为了救女儿的命，不得不拖着病体去给一家副食店看店，每月300元钱，可这点钱，对于女儿的巨额医疗费来说，无疑是杯水车薪。（《打工》剑锋/文）过去挥钱如粪土的孙建才，现在被几个钱逼得快要疯了。孙建才想献出一只肾来给女儿换肾，结果“运气”倒好，他的肾和女儿还能够配型。可是，移植肾光手术医疗费就得10万元，这笔钱对于这个家庭仍是一个天文数字。一次，孙建才看到报上说一个安徽父亲靠乞讨供三个孩子读书的故事，他心想自己不妨也试试看。
2004年6月29日一大早，他找来了一块硬纸板，工工整整地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善良的人们：我打工的女儿身患绝症，危在旦夕，而我又家产破败，我对不起女儿啊！她今年只有19岁，希望过路的好心人大发慈悲，救救我女儿，我在这里给你们磕头了！一个‘罪父’泣血跪书”。
但是，他从早上跪到中午，从中午跪到晚上，才讨到20元钱，要凑足10万元之数，却是遥遥无期。
他于是决定卖肾，卖掉自己的一个肾，再捐给女儿一个肾，即使自己死了，也要挽回女儿的生命。
孙建才跪街乞讨和要卖肾的事迹，经当地电视台晚问新闻播出后，感动了不少市民。目前，不少好心人专门找到孙建才父女，捐钱捐物，这让孙建才在绝望中看到了一线生机。但是，要凑足钱给女儿做手术，却不是容易的事，他父女俩仍在绝境的边缘上挣扎着……
父亲这时已改邪归正，女儿这时也原谅了父亲，但为时已晚。父亲注定要为他的那一次荒唐付出极大的代价。人生就是这样，它是一条单行道，永远不可能有“可逆反应”，一旦自己做错了事，就得为他的行为负责，担不起这个责任也得担，即使把腰脊折断。
如山般重的家庭“使命”。
打工仔里头有一句顺口溜，叫做：“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入错行，嫁错郎，都不顶一头栽进黑工厂。”有些没有牌照的黑心老板开设的黑工厂是极其可怕的，它们像是一个“黑洞”。一下子就能把进厂的民工吞没。过长的加班时间，过重的体力劳动，有毒的气体和溶液，都能吞噬那些没有劳动保护，没有法律知识的农民工。但是这里要讲述的故事，却不是那样，故事主人公遇到的“黑心老板”不是其他人，而是她深爱着的父母兄弟！
第16个故事：放弃了爱情的深圳老姑娘的故事。
这个姑娘，叫张凤玉，出生于四川盐源县某山村的一个贫寒农民家庭里，她是老大，有两个弟弟。初中没有毕业，就辍学回家帮助父母种地。为了改变家庭生活状况，她于1993年6月，刚满17岁时，就跟着一个同乡来到深圳打工。
下面，我们请她本人站出来口述，讲一讲她自个儿的故事：1996年中秋节，在深圳打工3年多的我思乡心切，就请假回了趟老家。父母把我当贵宾一样接待，两个弟弟更是对我尊敬得不得了。我的手机，我的穿着和我的时尚，无一不让乡亲们大开眼界。家里那几天像过年一样热闹，来家的人络绎不绝。各种各样的赞美不绝于耳，我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完全忘记了自己在深圳的酒桌边周旋时所失去的尊严和所受的侮辱。
走前的一天，父亲对我说，由于他们都不识字；写信很不方便，希望我回深圳后寄点钱回家来给家中装一部电话。虽然当时装电话要4000多元钱，但我还是马上答应了。
1997年底时，家中用我。寄回去的钱装了电话，并买了全村第一台彩电。父亲打电话来激动地告诉我说，每到晚上，半个村子的人都挤到我家院子里来看电视，村里人都夸我有出息，他们还教育自己的孩子要向我学习，长大以后出去挣钱给父母争光。听了父母的话，我心中也很高兴，每月一发工资往邮局跑得更勤了。
有一天，我下班时淋雨感冒了，到晚上头晕沉沉的烧得厉害，可钱都寄回家去了，身上只有一百多元的生活费，根本不敢去医院，就只得在床上硬撑着。最后还是同宿舍的姐妹们发现情况不妙，七手八脚把我送进了医院，并替我付了医疗费。医生说我若是再迟一会儿送医院，脑袋就会被烧坏了。
我打电话把这件事告诉了父亲，父亲却说我年纪轻轻的哪会有什么病，平时多注意点就行了。听了父亲这样一说，我“希望留点钱在身边以防万一”的想法就没敢说出，于是，再发工资时，我到邮局寄钱时就再没犹豫了。
到1999年底，我和马勇已谈了近两年的恋爱，马勇对我说：“凤玉，咱们也应该考虑一下婚姻大事了！我想先在深圳供一套房，房子入住后咱们就结婚，我用我的积蓄先付首期，然后由我们两人一起月供，你看行不？”“好哇，这是我求之不得的事！只是我把自己每个月必须寄钱回家的事跟马勇说了。”“不可能，在我们城里一个月有400元钱已足够生活了，何况你们乡下呢？你每个月寄1000多元回去他们花得了吗？”我想马勇分析得也对，就打电话跟父母说了这事。谁知父亲一听急了，他在电话里骂道：“这小子一定不是好东西，他是骗你有钱吧？你千万别上当！”接着，父亲又给举了不少打工妹在外面恋爱时被男方骗钱骗色的例子，最后又跟我算账说家里每月电话费要多少钱、柴米油盐要多少钱，两个弟弟读书要多少钱，化肥要多少钱和请人耕田要多少钱等等。听了父亲一算下来，我寄那些钱好像还远远不够家里开销似的，我只好赶紧挂了电话。
马勇见我无法跟他一起共同为将来的目标努力，对我也就慢慢冷了下来。那段时间我很伤心，经常一个人落泪，心想自己怎么就这么命苦？连到手的幸福都守不住张凤玉恋爱不成。只得听从父母的意见，到老家去找了一个。而这个人却是想利用她到深圳来混世界的，到了深圳之后，不但自私自利的面目全现，而且对张凤玉也随便起来，两人终于反目成仇。张凤玉为了躲开他，另觅工作，工资也减少了。家中不但没有体谅的意思，反而接连打电话来训斥她。随着年龄的增大，工作愈来愈难找，而她家里对她的要求，却是无度的。
2003年春节前夕，就在我盘算着再等两个月可以攒够钱学理发时，上大学的大弟弟却突然给我打来了求救电话，说他还有半年大学就要毕业了，他在学校谈了一个女友，对方父亲是成都一个什么局的局长，他想春节到女友家去拜见她的父亲，这对他毕业后落实工作很重要，所以希望我能赶紧给他寄3000元钱去，给他买衣服和采购礼品。听到这里，我的心一下子凉了半截。弟弟的事确实很重要，这么多年都帮过来了，难道这最关键的一次就不帮吗？我只好马上又把悄悄存了一年的私房钱寄给了大弟弟。在我心里藏了一年的学技术的梦就这样一下子破灭了。
从邮局出来，我走在深圳的大街上，到处是喧闹的人群，路边的绿草鲜花热闹依旧，可我却感到浑身发冷，心里空荡荡的，想哭却怎么也哭不出来。后来我实在走不动了，就在一个天桥台阶上坐了下来，一坐就是整整3个小时。等我回过神起身回宿舍时，却发现脚底下有十几元零币。也许是一些好心人看我面容憔悴，把我当成了落难人……
在我最失意最无助的时候，没想到家中又来电话了，说大弟准备在“五一”节带女友回老家看看，可家里实在太寒酸，部分家具一定要换。从父母的语气中可以听出，他们为了能攀上这门亲家很是得意。此时我除了点头之外真的已无话可说，我马上向同事借了2000元钱给家中寄了回去。可我为了还债连吃了两个月的方便面，把胃彻底吃坏了。
5月份的时候，大弟弟果然风风光光地带女友回家，全家都希望我也能回去一起分享这份快乐，可我却筹不齐回家的那几百块钱路费，最后只得放弃了。2003年7月，我终于踏上了回家探亲的路，在深圳，像我这样的大龄女青年在爱情上已经彻底没有了优势。我只得回家去找。这一次，我在老家找到了一个男朋友，他名叫杨战，比我小三岁，中专毕业，在老家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杨战看来确实对我好，于是我也只好同意了这门亲事，自己的年龄的确等不起啊！
我又把杨战带到了深圳，这次，为了证明我自己的清白，我主动和杨战同居了。由于杨战学历不高，又没有工作经验，所以找工作非常困难，于是他就成天躺在宿舍里由我养着。我很想杨战早日去找到一份工作，可他根本不愿意出去吃苦……
2003年8月11日，在我向常来酒店的一个熟客求了多次之后，杨战终于找到了一份在某公司任仓管员的工作。我很为他高兴，可他去后就再也没有来找过我，而我每次主动去找他，他也总是爱理不理。后来听一个老乡说杨战正在追求他所在公司的一个年轻的湖南女孩……就在这一刻，我痛不欲生地意识到，我的青春彻底地失去了。在深圳，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我都永远没有竞争优势了。我打算离开这个榨干了我所有血汗的伤心之地，回家乡去疗伤，家乡毕竟有我的亲人啊！
可就在这时，父亲打来电话说，大弟弟准备结婚了，要买一套房子，小弟弟学修理也快结束了，要钱开修理铺，而这一切，就都指望你了……
父亲的话就这样截断了我回家的路，一股彻骨的悲凉浸透了我的全身。我终于明白，在家人的心目中，我早已成了一个赚钱的机器，阳光已彻底从我身边消失。我还能回家去吗？家乡早已没有了我的位置，我这个老姑娘不得不吞下所有流不出来的血泪，继续留在深圳这个我日益厌倦的城市，艰难地漂啊漂……当《打工》杂志发表了张凤玉的情况后，“打工博士”（也就是编后语）如此评论道：张凤玉的血泪哭诉是如此的揪痛人心，因为榨干她青春的“黑心老板”不是别人，正是她深爱着的父母兄弟！为了家，她忍辱负重，过着几乎没有尊严的生活；为了家，她一次又一次地被爱情抛弃；为了家，她连学一技之长用来改变命运的权利也被剥夺了；为了家，她付出了最宝贵的整整10年的青春年华！而她只是农村外出打工妹中的一个。在深圳，像她这样的“深大荒”还有很多很多。当她们年龄日大，青春渐逝时，她们的幸福又在哪里呢？她们为之付出了整个青春的家庭最后给予她们的又能是什么呢？倘若有一天她们挣不到钱时，家里人又会以何种面孔来接待她们呢？天下的父母们啊，我们要说的是：儿女尽孝道是天经地义的事，但也要让你漂泊异乡的女儿量力而行，多想想她们在外打工的辛苦和委屈，多想想她们本来的出路和归宿在哪里，不要太过于为难你们原本就在吃苦的女儿，要知道，当爱变成了一种赤裸裸的金钱索取时，是多么地令人寒心啊！天下的父母们，希望你们千万不要变成榨干女儿青春的“血头”啊！这已经不是“可怜天下父母心”了，而应当改写成“可怜天下女儿心”！
陈宏的故事，孙建才的故事，张凤玉的故事，无不都在告诉着人们，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走向生活中不同的轨道，接受着各自的命运。每个人都有他走特定道路的特殊性，都是自己的“这一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两个人有着完全相同的经历。但是，驱使他走上这条道路而不是那条道路，限制他有这个命运而不是那个命运的，不是上帝也不是鬼神，而是他自己--他的学识、才华、能力、文化传承，他的意志、性格、情感和道德品质--我们称它为一个人的“综合能量”好了，正是这种综合能量，决定了他前进方向和运动的轨迹。而在这其中，性格和道德显得尤为重要。陈宏的数次失败，是他不调查研究、急于成功，以及屡败屡上的赌徒性格在作怪；孙建才的包二奶，是他道德品质的缺点和急切想致富的性格在起着作用（当然他的女儿的命运也决定于他，如果他还是千万富翁，给女儿换一个肾应当不成其为大问题）；而张凤玉对家中有求必应，不惜牺牲自己，是她逆来顺受，惟家庭意志而意志的软弱性格在其中发挥效用。如果陈宏失败之余来一次“暂停”和充电；如果张凤玉对家庭的无休止要求敢说一声“不”，命运就可能走向另一个方向。因此，这样一句话就尤显出它的哲理性--“没有人能打败你，打败你的是你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