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好的结果，是既打了工，又挣了钱，而且身体完好，无病无灾、无伤无残。倘若不济，哪怕是没有挣到钱，只要人和家庭能平平安安也就不错了。伤，当然要比死还好上一个层次，因为毕竟这个人还活着。然而，打工仔却说：“我们死得起，却伤不起！”这是什么原因呢？中国工伤事故的频发与增加，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实。美国的《波士顿环球报》记者吉姆·约翰逊在2004年4月18日发自深圳的报道如此说道：根据中国媒体透露的数字，今年大约有4万名中国工人的手臂、手和手指被机器压碎或切断。大多数工伤事故发生在拥有重型冲压设备的金工车间和电子工厂，拥有皮革切割设备的制鞋厂和手提包以及拥有高温燃烧机器的玩具厂和工业塑料厂。
在深圳医院的病房里，受伤工人告诉记者，工厂管理人员拆除了机器上影响产量的安全装置，让工人在不安全的设备上工作。一周苦干近百个小时的工人由于劳累过度而头晕目眩，一不留神就被机器切去了手指。
地方官员通常故意忽略可怕的安全状况，担心工厂老板将工厂迁往别处。他们将受伤的民工送回偏远山村，将工伤造成的沉重负担转嫁给贫困的内陆省份。
香港基督教工业委员会副主任陈嘉威（音）说，小工厂老板对全球顾客没有任何优势，他们总担心被其他供应商取代，因此想方设法快速挣钱。该委员会负责监控大陆工厂的劳动条件。
中国媒体将浙江省阳康称为“切指城”。据报道，阳康有7000家制造各种工具的小工厂，这些工厂每年有大约1000名工人被机器切断手指。
对年轻人而言，失去一只手无异于厄运来临。在每年有2000万名健康人四处找工作的情况下，工厂老板从不雇用残疾人。肢体残缺的工人往往陷入了孤苦伶仃的状况。
28岁的孙宏远（音）说：“没有钱就很难找到女朋友。”他几年前在一次事故中失去了右手。
工伤事故对农民来说也是一场灾难，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由于中国实行的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而只有一两个孩子，他们只得依赖孩子养老。
北京地质大学工作场所安全学教授罗云（音）说，一些工人宁可死去，因为这样他们的父母可以一次性得到一笔赔偿金。
罗云说：“现在一种流行的说法是：‘我们死得起，但我们伤不起。”’
打工蚨曲何操务。
第17个故事：裸奔的打工妹。
这个女孩子叫刘蓉，家住湖北省潜江市棉原小区。1993年，她16岁，毕业于一所卫生学校。后来，因为在穷家里再电过不下去，她约了同学小黄一起去了深圳，先是应聘到一家妇幼医院，月薪只有一千多元。虽然对于一般打工仔而言，有这样的工资也算是过得去了，但是这个刘蓉却不够。这是因为，她在毕业后正要去一家妇幼保健院上班的路上，见到一大群人围在一起像看西洋景似的看热闹，她凑上前一看，却看到一个被人抛弃的新生儿，连脐带疤还没脱落，这孩子后来鬼使神差与她结下了不解之缘。而在这过程中，她的父亲突发脑溢血去世，家中为父亲看病还欠下了一屁股债，因此她要用在深圳打工挣的钱还债，并抚养那个被取名叫做“虎子”的弃婴。她每个月要给“虎子”寄400多元的生活费，还有她母亲的生活费用，她那一千元工资差距太远。刘蓉本想挣点钱自己开个诊所，这下离她的目标太远，所以心里发急。
1999年9月，她通过一个病人认识了私企老板万宏。万老板声称自己刚刚创办了一家园艺公司，专门为那些新修的小区、广场、街道做绿化。他说，做他们这一行的，利润很大，业务提成也高，一年一般赚个一二十万绝对没问题。刘蓉心动了，就辞职来到了这家园艺公司上班。
她对园艺一窍不通，只好每天蹲在苗圃里，先是认识各种绿色作物，然后对照书本研究各种作物的长势特点，当然，更难的是跑业务。偌大的一个深圳、新修的小区、广场、街道不少，可对于一个初来乍到的外来妹来说，深圳就像是一个迷宫，走着走着就摸不着北了。刘蓉坐在公交车上，看见哪儿在大兴土木，就急急下车去谈业务，一般每桩业务最少也是几万元的工程量，老板当然不会轻易相信她一个外地打工妹和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园艺公司。
5个月了，刘蓉没有签下一张单，每月只有300元的底薪，除去一笔交通费外，每天只能吃几个馒头充饥。
皇天不负有心人。2000年4月，刘蓉终于签下了第一张单。她凭着自己锲而不舍的精神和努力，赢得了很多客户的信任。她的业务越做越多。在接下来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她犹如神助，一个人又相继签了四百多份的定单。
公司给她涨了底薪，但业务提成却总是因为各种理由不能兑现。刘蓉自己算了一下，按当时签订的合同，她至少可以拿到二十几万的提成款。二十几万已足够开一家小诊所，每月就有了稳定的收入来源，她就再也不必这样奔波了，就可以尽心尽力地赡养母亲和抚养年幼的虎子了。想到这里，她疲惫不堪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灿烂的笑容。
因为是公司的老“业务员”了，老板和几个心腹在商量事情的时候，并不特意避开她。一次，她从他们的谈话中偶然得知，这家公司的有些证件是假的，也就是它根本不具备做绿化工程的资格。想到自己这一年多来拼死拼活地为公司做业务，不过是为虎作伥，她不禁心惊肉跳。镇静下来之后，她脑海中只有一个念头：赶快结钱走！，越快越好！
她三番五次地向万老板提出结算业务款的事，可他总是推诿。终于有一天，刘蓉忍无可忍，大声地指责他：“你们是骗子公司，我要告你们。”万老板勃然大怒，一个电话叫来两名五大三粗的汉子，将刘蓉推进一个暗房，毒打了一顿。这天是2001年3月8日，从这天开始，刘蓉的行为就开始有些反常。当天晚上，她一个人在街上疯跑了一夜，跑掉了眼镜，跑掉了鞋子，身上所有的钱也全部都跑掉了。幸好，来看望她的同学小黄在路边发现了她，将她带回宿舍。精心照料了一个星期后，刘蓉终于慢慢清醒了。她不甘心自己两年的心血、汗水就这样白流。她发誓一定要讨回自己的血汗钱，因为那是支撑她苦苦拼搏的精神支柱，是她和母亲、虎子的梦啊！
刘蓉向万老板提出结清款后就辞职。万老板似笑非笑地看着她：“辞职，行啊，现在就可以走。要钱？没那么简单吧，你得答应我，做我的私人秘书……”他一双淫荡的眼睛在刘蓉身上扫来扫去，为了能拿到钱，刘蓉不得不忍辱负重。
不久，万老板出差了。音讯全无，刘蓉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一个月后，万老板终于回来了。刘蓉去找他结款。万老板竟哈哈大笑起来“钱？什么钱呀，谁欠你的钱啊！”那一刻，刘蓉愣在那里老半天没动，她以为听错了，可望着万老板那张狰狞的脸，她突然大叫一声，飞奔出去一路上大喊大叫：“天哪，我的钱！”（《深圳青年》明星/文）刘蓉的精神失常了。
在她精神失常的前后两三年的时间里，她的家庭发生了一连串的变故：最先是父亲患重病去世，患麻痹症的大哥又染上乙肝；姐夫、外甥都因先天性心脏病去世；二哥在鞭炮厂被炸毁容；三哥开的“的士”多次被抢，险些丢命。短短的两三年时间，原先一个富裕、幸福的家庭变得衰败。聪明、能干的刘蓉一直是刘家的骄傲，家人也将希望都寄托在她的身上，希望她能够出息，帮衬大哥大姐。然而，他们等来的却是刘蓉精神失常的噩耗。不仅没有赚到钱，还成了家庭的拖累，而且到深圳去找刘蓉（刘蓉曾数次跑到深圳去要账），三姐放弃了蒸蒸日上的客运生意，导致破产，母亲也落下了胃溃疡、风湿病。为此，家人对刘蓉有很多的怨怪。9岁的虎子在日记中写道：“自从我小姨回来后，我们家就变得日无鸡食夜无鼠粮了。”可见，虎子也受到了大人情绪的影响，对小姨有些怨气。家人的不满，指责的语言和行为，无疑加重了刘蓉的心理负担，使她的精神状态每况愈下，最后出现裸奔、纵火等精神分裂症状。
（据记者报道，刘蓉最近的病情得到了控制，她们一家II准备向深圳法院起诉，这场官司的胜负如何，现在尚未定论。
“敢要工钱，就撞死你！”
第18个故事：讨要工资反被打伤的民工兄弟：2003年11月25日，长春某公司承包给王才的抹灰工程全部结束了，王才和哥哥王平长长地出了一口气--第二天就是发工资的日子，这样一来，就可以让两个月来没日没夜和自己赶工的兄弟们拿上钱高高兴兴地回家过年了。但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工钱没有要到，他们和几个民工却挨了一顿毒打。
王才说，26日，兄弟俩和二十几位民工到位于长春市高新开发区工地的“经理办公室”要工钱，得到的答复是：“滚，你们想要工钱，没门，都给我滚回家去，不走就打死你们。”老实巴交的兄弟俩，当时瞠目结舌不知所措。王才刚想讲道理，在屋子里的10多个水暖工、质检员对他就是一顿拳脚。无奈，王才抱着脑袋逃出屋子。刚刚出屋就听到还在屋里的哥哥的惨叫声，王才又拼命地往屋子里面冲，但是刚冲到门口，又是一顿铁棒、拳脚劈头砸下。
此时，在屋里试着讲理的王平，情况更为凄惨：脑后挨了铁管重重一击，血流满面。恍惚中，王平听到一声大喝：“跪下。”但这个硬汉强忍着头上的剧痛和“经理”讲道理：“这工钱是我们应得的，你们得讲道理呀。”但是近乎哀求的声音，换来的却是鼻梁上又挨了一铁管。这时王平也红眼了：“你们打吧，你们打死我也不跪。”紧接着，手背和左腿上又重重地挨了3个。实在忍受不了，王平死命地摆脱了3个人的拉扯，逃到了屋外。
这时，屋外的王才正被一辆白色轿车追得走投无路，在死命的逃跑中，王才清楚地听到车里的人在大喊：“再敢要工钱，我就撞死你！”左躲右闪中，这辆车始终没有撞到王才，但迎接他的却是新一轮的毒打，一把铁锹在王才的头上砍出了一条口子，一把镐把狠狠地打在他的背上，王才只能没命地跑……
同时挨打的不单单是这兄弟俩，和他们同来的农民工张洪岩、刘殿忠、王河也遭到不同程度的毒打。兄弟俩逃到一个角落，拨通了“110”，过了一会，两名警察步行赶到工地。在了解了情况之后，两位警察都上了“经理”的车。“经理”对王氏兄弟说：“你们在后面跟着，上派出所。”被吓得魂飞魄散的兄弟俩怕再遭毒打，没敢跟着车走。
随后，兄弟俩来到派出所门前的时候，看到一群人都拿着铁棒。害怕挨打、伤痕累累的兄弟俩暂时离开了高新区。
等到21时，王才和王平在亲友的搀扶下，来到了派出所说明了情况。民警对此事立了案，之后兄弟俩才进了医院。昨日（28日），和“经理”一起坐车的民警给王才打电话说，自己和对方没有任何关系，现在需要他们将诊断书送到派出所，如果行动不方便，他们也可以亲自来医院取。但是直到昨天14时，这两位民警也没来到医院。
以上的这一段报道，出自长春《城市晚报》的记者的专访。在东北，像这样干完了活而拿不到工钱却又被打的例子，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在过去传媒不发达的情况下，他们兄弟俩也许只能忍气吞声了，而今天，记者们并没有放过这种惨无人道的事件，他们继续着追踪报道。
记者们来到了王才和王平所住的医院，他们看到这兄弟俩在医院里的实况是：王才、王平已经两顿没吃饭了。现在他们每天只能得到医院免费提供的白开水，但他们连喝水的杯子都没有，，只好用走廊里其他病人丢掉的塑料瓶当杯子，因为他们已经身无分文了。
王才告诉记者，4天来，兄弟俩的医疗费已经花了5000多元，这些钱也是以每元钱一天一角的高利息“抬”来的。这些天来，为了省钱，王才、王平从来不敢到医院的食堂打饭，兄弟俩的一日三餐都是最廉价的面包就白开水。11月29日晚上，兄弟俩翻遍所有口袋，只找到了6元钱，买了几个干巴巴的酥饼和护理他们的亲戚一起充饥。但昨天，兄弟俩用来充饥的东西，就是白开水了。
王平鼻子被铁管子打伤，入院的时候拍了X光片，但仅凭一张X光片医生还不能断定是否骨折，建议他做脑CT检查。但200多元的检查费用对于他们来说已经是天文数字，因为入院时所交的钱，现在剩余部分仅够兄弟俩打两天吊瓶。王才的神志依然不是很清醒。前天晚上，剧烈的头痛让王才辗转反侧，在挣扎中，手上的针头掉了下来，大家都怀疑他被打成了脑震荡，但由于没有钱，没有办法做进一步检查……
记者到病房的时候，王才的妻子仍然在四处借钱，亲戚朋友已经没有钱可借了，就连放高利贷的都不敢把钱“抬”给他们了。
就在11月28日下午，记者离开王才、王平兄弟俩以前干活的工地不久，在寒冷的房框子里的其他20多名苦等工钱的农民们无奈地离开了工地。、王才的妻子告诉记者，12月8日晚9点多钟，
她回家的时候，看见两个农民工正蹲在她家的门前，因为身无分文的他们实在没有地方可去了。29日中午，20多个农民工集体来到病房，看望曾一起没日没夜干活的王家兄弟俩。看见他们头上、手上缠着的绷带，谁也没好意思提工钱的事。但王才还是给每个人拿了一点回家的路费。在一片无可奈何的叹息声中，大家默默地离开了。
昨天，王才对记者说，就是砸锅卖铁、卖房子卖地，也要把兄弟们的血汗钱还上。但在场的亲戚们都知道，王才现在住的房子还是租来的……！
些天来，建筑公司的人一直也没露面，就连答应来医院做笔录的民警也没有一点音信。无奈，农民工兄弟俩依然在伤痛、饥饿中苦苦等待。一滴水能够映出太阳的光辉，一滴污染的水也能测出环境的混浊。这件事发生于不久前，我们可以看出吉林，乃至东北三省建筑工地的“生态环境”很令人担忧。可以试想一下，像王才、王平这样的民工，讨要工资实属正常的合情合理的行为，难道他们的汗水就白流了吗？不给他们钱已是第一错，工资讨不着，反而将他们打伤，这是无理中的无理、错误中的错误了。看来，老板本来就存心不想给钱的，存心雇了一伙打手来对付民工讨要工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