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有向小集镇汇合的趋向。企业经营地点在小城镇的为60家，占10.8%，同时在村和小城镇为72家，占13%。其中27家在城镇投资47万元，投资于办企业35万元，买房12万元。居住小城镇的30家，占4.3%，同时居住村和小城镇的70家，占10%（其中租赁和买房居住的42家）。
（3）部分人回乡务农，是搞农业开发经营，形成。一批不同于以往种田大户的新型农业经营大户737名回乡民工中，从事农业的166人，其中2/3（114户）是搞开发农业。搞开发农业的人，成了回乡民工中收入很高的群体（平均年收入7805元）。
这个群体之所以收入高，一是走在农业结构调整的前沿，经营项目新，多是市场潜力大的蔬菜，特种养殖、花卉和农产品加工运销。像经营花卉、草莓、美国蛙等，未外出者想不到，或想搞而不敢承担风险。二是投资力度大，追求新技术。不少投资几万十几万元。三是企业化经营，县农委称，80年代的农业大户，多是包地种粮，主要由种田能手、农业技术员、生产队长构成，带有较多的传统农业色彩。与之相比，近年在闯荡市场回乡搞农业的人中，形成了一批新型经营大户，这对农业市场化、现代化很有意义……
这个报告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它的结论也是异常明确的，那就是今天民工的返流潮--即创业潮告诉了我们：（1）凡是外出的农民工，只要他们一回家乡来创业，他们本身的收入歙肯定比没有外出的农民高；（2）他们创办的企业与从事的职业比起过去外出回来的人有了新的创造性，新的花样，因此也盘活了农村的“花色品种”；（3）由于他们有钱，这些带回来的钱还能生钱，由于他们办企业需要新的员工，因此也使当地人的非农就业，当地的经济状况都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如此看来，提倡农民外出务工，也提倡农民工回乡创业，是百利无一害的举措，而正是有了这个举措，我们的农民不再是原先的农民，我们的农村也不再是原先的农村了。而农村的现代化与农业的市场化，都寄希望于此。或者说，我们整个中国要彻底变更面貌，要努力走向世界民族之林，全依靠着农民工这一走一回之间。正是在这种激荡回流折冲之中，农民新生了，中国强盛了，一切的一切都开始改变了模样。
嘉禾的土地不再只出嘉禾。
湖南郴州的嘉禾县，是湖南的南大门，相邻于广东、广西，被称为港澳的后花园。这是全省面积最小的县，该县总共34万人，拥挤在69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是480人。该县有29.5万农业人E1，农村劳动力19万人，却有8万多人外出打工，氯年梅回家桌6.5个就是说，每两个劳动力中，就有一个外出去打工了。而25~45岁的农民，则70%~80%都外出打工了。
在外出打工的人中，有1/3成了技术骨干或老板，资产积累500万元以上的有300多人，50万元以上的则更多，这部分人通过积累形成了一定的经济实力，便陆续有1.2万人开始返乡创业，他们创建的各种企业有9500家，投资额在2.8亿元1：23。输出劳动力，引来生产力，为该县的经济发展培养了生力军。现在，人才与资金回流撑起了嘉禾的半壁江山，乡村里的柏油路是外出务工人员捐资修建的、农村中漂亮的小学校舍是外出务工人员出资兴建的……
1963年出生，1982年高中毕业的李良松，在1987年时开起了手扶拖拉机。1990年他卖掉了手扶拖拉机，开始开货车。他到的是东莞，在长平、大朗一带替老板开车，每月1500元钱，虽然包吃包住，但干活十分辛苦。拉石头拉水泥，什么都拉，一天下来满身的尘土。后来干脆回到家乡，但是在家乡又混不下去，再去广东。他曾三下广东，印象都不好。那是源于一次他与老婆一同去闯世界，晚上10点多到，刚刚住下，治安人员就来查户1：3，把门敲得山响，连蚊帐都被扯了下来，一个个如凶神恶煞。“干吗那么凶？”“拿证件！”幸好他带着身份证，但是老婆受不了惊吓，一迭连声地说：“回去，回家去！再也不来了。”
在郴州，他卖过面包。早上4点就起床，每天挣5元钱，后来就杀狗、宰鸡卖，他老婆每天卖瓜子，一角一包，两人这样混了半年，到1992年，有了两万多块钱的积蓄。按他的意思，他想买辆二手车，还是拉货，可是老丈人死活不同意。老丈人是特级驾驶员，说他的后代不能再开车，那是玩命的活。于是他只得开一个大米厂，那是1993年，到了1994年，他又开了一个做炮筒的厂，就是做放炮仗外面的壳壳，拉到广东去卖，生意也不好。不过米厂还坚持着。这样，手头开始有了些钱。
什么事都干过，却一事无成，他开始再想点子。这时候，他看中了那一片荒了的山林，人们都出去打工了，田地没有人种，何况是荒山？开始有人承包荒山种茶叶，没种好，茶场变成了茅草场，他就来承包。一下子包了200~300亩，每亩6500元一年。李良松是什么技术准备都没有就起家的，所以异常艰难，例如他想种蜜桔，就去买树苗，本来树苗是间隔3~4米一株，园艺场为了多卖给他，就说1.5~2米一株，结果多花了不少冤枉钱；1999年苗树开始挂果了，却来了一场霜降，把果树全部冻坏。
他投资了几十万块钱，光人员工资就得6万元，这次失败对他打击不小，他望着焉了的果树，却连声说道：“打得好，打得好，老子再干！”为什么说打得好呢？原来他到这时才弄清楚：他买的是很一般的品种树苗，一斤才能卖5角钱，他想正好，不遇霜降还舍不得处理呢？现在正好换上高档品种。于是他跑遍了四川、广西，多看多比较，最后决定在原来的树上嫁接优质脐橙的节穗。
1999年下半年至2002年，经过请技术员指导并让员工们学习嫁接技术，他终于走上了轨道，230亩脐橙在3年后全部结果，第一年产了5万~6万斤，每斤卖出了2.5元的好价钱。
在湖南省国际第五届农博会上，“托山脐橙”获得了金奖，这下名声鹊起，他赶快注册商标。
李良松告诉我：“我坚持使用农家肥，有机农家肥经过沼气发酵，再用井水稀释后灌溉，所以称得上是真正的绿色食品，经得起各方面的检查，销路特好。再开农博会，我的脐橙卖到128元一件（20斤），每斤是6块多钱。郴州的家运多超市拉了几箱，卖98元一件，很快光了，又接着来拉。不过，现在还是经济紧张时期，过几年你再来看吧，那时候情况就更好了。”
李良松的松艳生态农业发展园位于坦坪镇的山坡上，现在是个多种经营的综合企业，年产水果10万斤、瘦肉生猪1万头、鱼5000斤，加工厂还能加工1000吨大米。他因此被县里评为致富能手，县级劳模、县政协委员。他自己说：“我哪是什么‘能手’，是臭手，完全是在不断失败中滚出来的。”坦坪乡的老谢家村还有一个谢四苟，他1966年出生，1983年参军。1986年复员，是个擒拿格斗样样精通的侦察连班长，打过仗，立过一次二等功、一次三等功。回到家乡后被分配在，煤矿里工作。这个有着1.75米个头的勇士，老是在巷道里碰脑袋--未敢翻身已碰头，十分憋气，干脆就舍了这份工作。
但是他家实在太穷了，兄弟姐妹8个，5姐3哥，他排行老幺，生他时，母亲已经49岁了，父亲年纪更大。所以，他开始只得到处乱窜地挣钱。先是承包客车，从嘉禾到广州拉客，没挣到钱，又到东莞去做零工，成了一个小包工头。最后被乡里书记叫了回来，说村子里缺书记，要他担任村支书。老谢家村也是个穷村，200余户900余人，村里没有企业，1998年回到村子里时，已经欠债6万元。怎么还这笔债，怎么让村里的老百姓不受穷，成了这个新支书每天里都得伤脑筋的大问题。
是因为他当过兵，还是因为他在外面见过世面，他想出的第一招是承包山峦，20年不变，开大会：公开招标，谁出的价钱高就给谁，而且要现钱。他自己就用打工挣到的4万元钱包了一座荒山，其他户再包其他的山，这样拿到了10多万的现款。接着再包水塘。三弄两弄，债还清了，经济盘活了。接着他投资50万元，修了环村公路，又投资50万元建了老谢家村有史以来最漂亮的小学校。他搞的是公开集资，由于财务公开，村民对他信任，都很愿意掏出钱来。
承包荒山干什么，他也替村民拿主意了，这些主意都是以他示范开始的。他从国外进了梨树新品种，叫碧玉牌黄花梨，咬一口嘴角都流水。他不但试种成功，还叫村民们种，并且建立了推销站，帮助村民推销水果。2003年该村一年的水果收入，就达到60多万元。现在，全村600多亩的荒山，都种上了水果，笔者到那里去采访时，正好是雪白的梨花开遍了山野的时候，山景美不胜收。他说：“2004年还不是梨的盛果期，要是到了、2005年，可以收获100万斤，这种梨贵着呐，每斤得五六块，还供不应求，你想那是什么样的收入？”
如今的谢四苟已经成了一个种梨专家，光他承包的山峦上的梨树，就可以给他带来上百万元的收成。但是他想的是要带领全村人共同致富。他说他先是卖梨，再接着是做梨子罐头，再接着做其他的事业，到那个时候，他们老谢家村就彻底翻身了！
坦坪乡是个民工外出打工人数众多的乡，但这个乡较小，总共只有2.5万的人口。现在，在这个乡的所有荒山上，都已经不再是茅草丛生了，像李良松那样的企业家已逐渐让穷山变富、秃山变绿，因为这些山上，已经生长着1300亩的烤烟、500多亩的黄花梨、2000多亩的辣椒和300多亩的脐橙，并且还有不少的在外打工的赚了钱的民工想杀回到家乡来。于是，一度冷寂荒凉的穷山开始变得热闹非凡起来了。
嘉禾县石羔乡还有一个李继仔，听这样一个名字就知道是一个文化程度不高的农村仔。他属马，如今是一匹50岁的老马了。在80年代初，他就去广东一带打工了。据他说，第一次外出时家里没有钱，是挑了一担干辣椒去的。因为他听说辣椒在广东要比他的家乡好卖，在家乡一斤才2元多，而在广东能卖到5元多，可是他把辣椒挑到东莞之后，才知道销路并不好，每斤才比家里多卖了1元钱。
李继仔兄弟6人，他为老大，当时已经三十六七岁。而最小的弟弟才十六七，出发前弟弟问他：“哥，我们到哪里去？”他说“还是到东莞石龙。”于是一家6兄弟都到了那里打工。打工的生活是苦涩的，他在一家轮胎公司干体力活，卸一车轮胎只给20块钱。工资多少就看能卸几趟车，有时一天10块20块，有时30块40块，一月下来有千把块钱。他不敢乱花，一天的伙食费控制在3元左右。按他的说法，早上不吃饭，中午一块钱饭再买2两米酒；晚上也来二两米酒，再花6角钱买包烟，外加一个面包一杯水解决问题。兄弟6个人挤住在一小间房子里，他说就像那猪栏里的猪一样挤、脏、臭。后来，他学到了做轮胎生意的基本常识，自己租了一间仓库，开起了一个小小的轮胎商店。渐渐做大了，手头有了几百万的资金。
怎么想到要回家乡来办教育的？他告诉我：“我们做轮胎生意的常要和香港、日本客人打交道，你猜我是什么文化程度？‘文化大革命’时的小学五年级毕业生，还不等于什么文化都没有？中国字还认得不好，别说是英文和日文了。因为那些来往的说明书全是外文，中间即使有几个中国字，也不多，开始就难坏了我，也让我知道了文化太少是做不成大买卖的。想到老家里还有那么多孩子上不起学，将来长大了和我一样没出息，那怎么行？”
他推己及人，动了恻隐之心，就想到了回家乡投资办教育。不过最后的决心是县政协主席李峰帮他下的，因为他对教育不在行，所以起步非常艰难。在1997年，他开始征地，以每亩13万元的价格买下了10亩地，共花了130万元。2000年7月15日动工建学校，2001年秋季开始招生，先有幼儿园、学前班和小学1~2年级学生。到了我们去参观的时候，这所学校已经有了初中班学生了。
他把学校的名字取作“群英实验学校”，以示将来群英荟萃之意。这个学校现有学前班两个，小学一至五年级，外加初中两个班98人，一共是647人。初中是全日制封闭管理，吃在学校，小学生可以中午回家吃。
嘉禾一中是该县最好的学校，招收200分以上学生，而他那里，就只得捡个“瓜落儿”--160分以上就收了。
李继仔告诉我：“我返聘了一位教育局教研室主任当顾问，老师是从师专招来的，我这里年薪1.9万~2万元，比嘉禾一中的老师工资高。从开办学校到正常运转，我的经济压力大，思想压力也大。建成两幢校舍楼，还有操场、运动器材、电脑教学室等等，总共把我带回家来的300多万元全花完了，现在已经花到400多万元。我只好来个‘上阵父子兵’，让大儿子李雄军到石龙，去接替我的生意，挣到的钱全补贴到学校里，儿子李雄平在学校里帮助我，并当体育老师，现在我全家都搬到学校住，24小时不离开学校，生怕出什么事。”
“干教育难哪，比其他工作都难。”李继仔叹了一口气说：“原先不知道它难，我搞建筑，施工全是自己监督，水泥要浇水，都得自己拉管子去浇，还有这个费那个费，少交一样都不行。现在我只收基本费用，还给学生搞了个奖学金，第一名200元，第二名150元，第三名100元，两年来一共发出去6800元了。每学期评出10名特困生，只收一些学杂费，不收那应收的300块钱了。人家贵族学校一年收上万元，我们只收几百元。不过，你看一看他们的成绩，一点也不比嘉禾一中差，进来时有些孩子家长管不了，现在家长夸我们教育得好，还要请老师吃饭表示感谢。”
李良松和谢四苟在家乡的荒山秃岭上培植出了优质的水果，而李继仔则是钟情于家乡的教育，决心培养出一批识字抓字的人才。其实，按照中国人的观点，莘莘学子被称为“桃李”，也是果实的意思，所以称赞老师时总是说他“桃李满天下”。这样说来，他们是在进行着同样的工作，无论是山上的桔梨，还是教室里的“桃李”，都是为着让自己的家乡结出硕果，改变家乡一穷二白的面貌。
这就是贫穷地区的“希望工程”，有了返乡打工仔的努力，他们的家乡便有了希望，不，不仅仅是希望，而是希望的硕果，它已经挂满了家乡的枝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