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政治文化具有民族性、历史继承性和相对独立性。历史必然会沉淀出对社会发展起内在影响作用的民族精神、民族心理及其风俗习惯。因此，政治文化的民族性是与政治文化的历史继承性相伴而在的。正是由于政治文化的民族性和历史继承性，一个国家、民族的政治文化的创新发展和功能发挥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其固有的民族精神、民族心理和风俗习惯的规约和影响，历史愈悠久、文化愈古老、传统势力愈强大，这种规约和影响的力量就愈大、愈深远。在对待传统政治文化的态度上，马克思主义主张要批判地吸收，做到扬弃与超越。每一种民族文化中，都有两种民族文化：一种是先进的，一种是守旧落后的。所以毛泽东指出：
“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任何社会政治文化都是现实性与历史继承性的结合。政治文化具有相对独立性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其一，政治文化的预见性。作为创造政治文化主体的人具有能动性，在主客观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常能深刻考察和洞悟社会时代的发展。恩格斯指出：
“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仍然能演奏第一提琴”。由于超前性的思想文化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预见社会的发展趋势，所以它对现实社会的政治经济发展具有前导作用，能够推动整个社会的向前发展。当然，政治文化本身不能自动实现推动社会前进的任务，要真正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力量，它必须适应现实社会发展的需要，努力实现与现实社会运动的结合，能够被实践的主体所掌握。
其二，政治文化的滞后性。马克思说过：“人的思想跟不上事变的进程”。恩格斯指出：
“在一切意识形态领域传统都是一种巨大的保守力量。”列宁也曾以俄国农民为例生动地揭示了旧思想意识对社会进步的滞后性。滞后性的政治文化对现实社会的作用是消极的，它阻滞新思想新观念的产生，压制社会成员的创新行为，抗拒社会变革与进步。而要消除政治文化的滞后性影响，一方面是靠社会前进自身的潮流来消除，另一方面则需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形成文化自觉。
三、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本质特征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本质特征可以从多种视角加以审视。有认为是“史官文化”；有认为是“伦理政治”；有认为是“政教合一”；有认为是“王权主义”；有认为是“专制主义”；有认为是“以礼仁结合为本体的政治哲学，以伦理道德为标准的政治价值评判，以忠孝一体化为内容的政治统治原则，以封闭、趋同为特征的政治心理结构”；有认为是“礼法一体的人治模式”；有认为是“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意识形态，天、君、国、家合为一体的政治认知，以忠孝为核心的伦理至上的政治评价模式，丧失主体性的政治依附情感，礼教精神的政治思维内核”；等等。不管从哪一个视角或进行什么样的描述，中国古代传统政治文化在本质上是与封建政治经济基础相联系的，是封建文化的核心部分。其特征一是政治文化中意识形态的儒家主义取向。儒家主义作为对社会政治发展产生影响的一家思想，肇始于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孔孟儒学。虽然此时的儒学还未占据绝对官方意识形态的地位，但它已基本具备了后期发展的核心内容。到了西汉，儒家继承人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得到汉武帝的采纳，确立了儒学在中国专制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其后在南北朝、唐朝之初，虽然有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并曾风靡一时，但在按照“佛从于儒”进行吸收与改造之后，儒学在宋朝发展到理学阶段，官方御用的地位却进一步巩固与确立了。西方基督教传入中国后，其早期社会、政治影响是相当微弱的，在华的传教士在强大的儒家面前，也只能以儒化的形式传教。19世纪西方利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天朝大门时，儒家的绝对主宰地位还未遇到过真正强有力的文化体系的挑战。
儒学不是关于客观世界的知识逻辑体系，而是教化人们安身立命的道德信条和治国平天下的经世之学。它把一切无法理解把握的东西皆归为天、命、道。主张仁、主张克己复礼，其目的在于使人的行为与外部世界保持适应、和谐的关系。这种对自然万物和超自然力量缺乏深入性探究，只是一味地消极适应的心态，可以说是造成中国近代科技衰落和社会发展迟缓的一个重要原因。作为主要辅助文化的道教，也与儒教在理想政治社会的主张上有相通之处，表现在道家主张“小国寡民”，虽然反对干涉人民生活，但直接将关注点放在维持传统，尤其是维护传统的鬼神论上，因此“，切莫提倡变革”，要求贫富均衡，而儒家向往的“大同世界”，提倡“无处不均匀、无处不饱暖”，因此“，小国寡民”与“大同世界”在本质上是一样的。作为文化的精神的力量，他们共同合流作用，无疑构成了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最大障碍。
二是社会世俗化与政治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社会控制。与西方的社会发展史不同，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存在过宗教神权专制的时代，而一直是世俗的专制统治体制，在世俗的皇权、王权专制体制下，一直没有过类似西方的社会相对自主的局面，而是国家和社会高度一体化。“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江山、社稷成为王权和国家的代名词，象征着统治者的力量与荣耀，从来不是一个公民社会。被牢固地宗族化的家庭则被纳入到整个国家政治结构体系中，社会的、民间的自主活动都或多或少具有一定的政治象征意义，整个社会生活都是某种泛政治化的存在，这是封建“官本位”的文化基础。古代知识分子如不被政权势力认可，便觉意味索然，因为所有价值都是政治形态的价值，从正心诚意到修身齐家，再到治国平天下。即使是科学技术也主要被用来为政治服务，而不是用来发展农工商业，所以西方有学者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在经济活动、社会生活中的应用，只在西方受到社会鼓励，这“是从西方的社会结构中衍生出来的”。中国古代的城市与其说是商业社会中心，不如说是政治军事专制的据点。自秦汉建立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以来，中国的历史就几乎是一部皇族世袭制的帝国史。国家财政被认为是皇家的私产，官吏是皇帝的家臣，因而他们食皇禄、报皇恩，以家仆的身份代为管理皇家财产。而且官吏是通过科举选士录用的文人，他们被委派到各级权力层做官，将司法行政理财权力集于一身，根本不会形成分权管理和专业分工，更不会形成以“谋利”为目的经济制度。在乡村基层，家族（宗族）制下的族长拥有巨大势力，对族员严格控制，严重阻碍着个人独立个性的健康发育。在整个社会控制上，“礼”成了古代中国政治文化的核心规范。中国历代的刑律本质上是“伦理规范”，而不是法律规范体系，所以鲁迅曾尖锐地指出，封建社会一直在以“礼”杀人。
四、中国政治文化变革的历史进程
辛亥革命推翻晚清政府，从制度上冲破了封建帝制的枷锁，建立了以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为蓝本的中华民国，但民主、共和的思想观念和民主政治的文化土壤并未形成。封建专制主义依然影响甚至支配着国家的政治生活和人们的思想行为，也就是说，传统的政治文化依然成为政治生活和政治行为的规范因素，导致“民主其名、专政其实”的畸形政治局面，这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最终归于失败的根本原因。
就历史发展的规律看，文化的巨大变迁大都是内力外力各种因素共同作用促动的结果。变迁的终极原因在于人们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发展。根据矛盾论的辩证观点，变迁中，内因是关键，有些时候，有些文化是靠自身内因实现变迁的，而更多时候、更多文化是靠外因诱变内因、内外合力作用来实现和完成嬗变的，如果没有变迁的内力因素作根据，外来文化作为外力因素，要么完全被同化，要么完全被取代。外因是条件，外力因素导致的变迁是指，某一文化体系在受到异族异质社会文化的传播辐射、冲击影响下而发生的变革。外力作用的方式可能是武力征服式的“文化入侵”，也可能是和平传播的文化友好交流；外来文化可能是粗朴野蛮的落后“蛮夷文化”，也可能是比当地文化、文明程度更高的先进文化。当一种文化不愿变迁、拒绝变迁、无力变迁的时候，那么这种文化已到了其生命的尽头，其生命力已耗衰殆尽。
在近现代史上，政治文化的嬗变经过了从态度上的被动、无奈，到被迫，再到自觉的艰难历程。这次嬗变可以说是从19世纪中叶开始的，首先是坚船利炮下西方文明的到来。19世纪，已经兴盛强大起来的西方殖民主义列强在瓜分完世界其他各处的殖民地之后，用坚船载着利炮来到中国的国门，长期封闭而独自发展的封建中国，面对这种局势，欲拒异质的列强于国门之外。然而，资本扩张的利欲驱动，结合坚船利炮的力量，无情地冲破国门。经过多番较量之后，国人才逐渐认识到，这次遇到的不再是落后于自己的粗蛮敌人，而是比自己还要先进发达的对手。于是开始睁眼看世界，思考并从此开始反躬自检。但更为不幸的是，这种反省一直在沦为半殖民地的屈辱境况中进行，历经了一个长期的中华苦难史。此间，传统政治文化只是作了不成功的封闭式防御，之后，它一方面顽强地保持着自身主题的连续性，一方面逐渐在接收西方政治文化中的有用成分，但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其嬗变是微弱的。
一种政治文化有两层政治基础：一是根本的生产力和经济关系结合而成的物质基础，一是直接的政治制度的结构基础。封建社会所尊奉的政治文化，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物质基础，其主要功能是为皇权专制体制服务。统治者在政治运作中讲求法（严刑峻法）、术（政治权术和弄权技巧）、势（政治权力之间的派系斗争）；民众则被要求克己复礼守法、逆来顺受。因此，这些传统政治文化与西方工业文明的文化面貌极不合拍。而要改变它，就必须首先改变其所黏附的经济和制度基础。20世纪初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先从与政治文化有最直接联系的制度上推翻了封建王朝。然而，当西方的政治文明传到东亚并把它的物质外壳---宪政、议会共和制、君主立宪等政治形式移植到中国时，封建的政治文化余威在嬗变之后仍然在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在新的制度土壤中残存的余毒导致了旧的封建制度复辟。然后虽有二次制度革命以及几乎同时产生的反封建的文化运动，但内部封建势力与外部帝国主义殖民势力的结合，似乎可以铸就封建政治文化的铜墙铁壁。当然，这只是黎明前的黑暗。“五四运动”的爆发宣告了中国社会更大更猛烈的一场暴风雨开始到来，从此，中国社会进入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新中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不但结束了中国的封建制度和殖民主义统治历史，而且也结束了中国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这不是一般地消灭旧制度，而是消灭人类历史上已出现过的所有私有制性质的国家制度。人民民主专政改变了国家和社会政治生活的主体，也同时改变了政治文化的主体，改变了政治文化的剥削阶级性质，确立了以人民大众为主体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文化方向。其任务首先是解放劳动人民，使人民群众上升为社会政治生活的主人，其革命的力量基础是劳动人民，其文化社会动员的精神资源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和改造社会的社会主义价值体系，其直接效果是人民大众日益高涨的革命斗争和建设热情的迸发，打碎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政治参与意识得以普遍确立。因而，这种政治文化主体的总体性革命变迁，也就意味着从总体上完成了政治文化革命的历史任务。这无疑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现代化道路上迈出的重要一步。与此同时，中国革命和建设也完成了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历史任务。
但是，与先进工业文明相适应的商品经济基础的建设在新中国并没有立即建立和发展，并且，人们犯了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理论教条化和“左”的盲动实践的双重错误，造成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被抑制，因这种社会基础性资源的严重缺失以及因突出政治文化地位造成整个社会政治热情过分高涨且长期居高不下的奇怪现象。
社会主义文化资源性缺失的历史成因和经验教训
我们可以从现代化的视角，并遵循中国文化变革的轨迹，在看到历史成就的同时，来审视20世纪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文化资源的历史缺失。
中国的现代化起动客观上主要是以外来工业文明向中国传统农业文明挑战为直接推动力，但中国社会受到千年封建文化的羁绊，又遭遇外来帝国主义殖民文化的伤害，因此中国文化在现代化的启动阶段，就产生了较为明确的理想目标，即它要彻底抛弃封建文化的糟粕，又不要沾染西方文明的弊病，历史最终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
但现代化的工业文明内涵是既定的，工业文明包含有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如前所述，单是文化就包含有社会文化（如习俗、道德伦理等）、政治文化（如传统官本位思想观念体系）、经济文化（如小农经济下的男耕女织风尚）、精神文化（文学、艺术等）。现代化意味着整个社会的综合变动，文化的变革也应该是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中价值体系和思想观念与行为模式的综合变迁过程。并且这一变迁必须以现代工业文明的形成和扩展过程为其动力纽带，尤其是以生产力革命和经济结构的变革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