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特殊的国际环境和腐朽的晚清政府统治，近代中国没能完成这两项使命，天生不足的中国资产阶级在内部封建势力和外部列强的铁蹄下，也无力承担起现代化的这两大基础性使命。这就决定了中国的现代化不仅晚生而且天生畸形的命运。这是中国共产党登上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舞台、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前的基本事实。因而，中国共产党无论是它与中国社会变迁的关系，还是与五四运动在思想渊源上的关系，还是与近现代中国面临的内忧外患的历史关系，都决定其必然是中国现代化使命的承担者，并且首先是“拯救中国”这一历史使命的承担者。尤其是俄国革命后，整个中国现代化运动开始了由西化向走俄国道路的范式转变。在拯救中国这一大背景中，新文化运动自然演变为社会改造的政治运动，以革命的方式从政治上推翻反动政权、打败帝国主义就成为这一运动的直接目标。暴力革命和军事斗争等手段则是其最直接和最主要的形式。这一形式一直持续到新政权的确立，也就是新中国的成立。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成立，尤其是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从总体上完成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政治革命，或者说从总体形式上实现了中国反帝反封建和反官僚资本主义的政治变革方面的现代化任务。中国文化融入近代以来政治现代化的进程之中，因而必然带有政治革命的色彩，政治革命的完成也使得文化中的政治文化部分较早较彻底地实现了现代化的目标。比如，历经同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革命斗争，随着革命的彻底胜利和劳动人民当家做主人的政治地位的确立，人民群众的阶级斗争意识、主人翁意识、翻身做主意识、劳动光荣意识、反封建意识、反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思想、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团结友爱精神、集体主义精神，等等，都明显增强。
虽然，政治文化是文化的最重要部分，政治文化的进步可以带动整个文化的进步，但政治文化的进步并不一定表明文化的各个方面都同步前进，就如同政治革命并不一定带来社会全面发展一样，因为文化的社会部分（如习俗、道德伦理等）、经济生活层面（如小农意识、惰性心理、因循守旧心态等反映形式）并不直接与政治体制发生直接联系，其变革更多地依赖生活模式和生产模式的变迁。正如政治制度会影响整个文化状况一样，滞后的生活模式和生产模式变迁也会制约包括政治文化在内的整个文化的进步，不但阻碍先进的社会文化和经济文化的产生，而且会使政治文化难以健全。正如鲁迅在新文化运动期间曾拿国民性改革所作的说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鲁迅这里是对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从文化上作出的一种反思，但就国民性改革而言，国民性改革不是抽象的，也不是只靠教育可以彻底解决的，也不是只靠政治革命可以很快达到的，制约其进程的深层社会文化价值结构还依附于社会经济生活的基本关系。
近代以后中国反封建和发展工业文明的现代化努力，由于十分明确地聚焦在政治革命目标上，因而客观上没注意找准生活模式和生产模式的变革方向，致使相关的文化领域未得到很成功的改造。也就是说，在长期革命和战争时期，以现代生产力为基础的社会化大生产和商品经济这两项工业文明标志的建设，在中国一直没有成为主要任务。虽然解放区的农村进行过土改运动，中国共产党也发动过大生产运动，但是对生产力的推动，其目的并非是促进商品生产，因为当时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满足战争的需要。新中国的成立也只是为完成现代化的任务奠定了政治基础，而发展生产力和商品经济的任务毕竟已经提到议事日程上，这也是新民主主义既定的历史任务之一。但由于国内外条件的制约等主客观因素影响，中国在迅速而顺利地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及其以后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虽然认识到发展生产力这一急切任务，并且想方设法提高生产力水平，但却没能认识到商品经济这一工业文明的标志性形态的重要社会功能。也没有认识到，在当时的情况下，除了少数重要工业基地的建设外，整个社会的工业化和农业发展，都必须在商品经济和市场的平台上展开，从而在小农经济快速消灭之后，马上转到“一大二公”的操作层面。工业及其他方面的建设，也建立起以指令式的计划经济为主的体制，致使中国的现代化无论在主观上还是客观上都基本上缺少了商品经济这一基础。这种缺乏影响了整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现代化进程，在某些领域一段时期内甚至出现明显的向自然经济的倒退。新中国建立后文化发展中出现的偏差，在相当程度上是商品经济的缺乏在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反映，是发展商品经济还是停留于自然经济这两种社会取向、倾向在思想文化领域中斗争的反映。
一、文化和社会现代化缺少商品经济的催化剂和根据
改革开放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已经注意到中国未能根除封建文化影响所造成的严重危害，并意识到没能根除封建文化的因素缺失。邓小平1980年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讲话中对封建残留思想作了列举，他说，除了某些领导干部工作中存在有官僚主义、家长作风和特权思想外，“还有，如社会关系中残存的宗法观念、等级观念；上下级关系和干群关系中在身份上的某些不平等现象；公民权利义务观念薄弱；经济领域中的某些‘官工’、‘官商’、‘官农’式的体制和作风；片面强调经济工作中的地区、部门的行政划分和管辖，以致画地为牢，以邻为壑，有时两个社会主义企业、社会主义地区办起交涉来会发生完全不应有的困难；文化领域中的专制主义作风；不承认科学和教育对于社会主义的极大重要性，不承认没有科学和教育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对外关系中闭关锁国、夜郎自大；等等。”并进一步总结了他们残留的社会原因：
“我们进行了二十八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和封建土地所有制，是成功的，彻底的。但是，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这个任务，因为我们对它的重要性估计不足，以后很快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没有能够完成。”
邓小平这里说的十分明确的一点就是，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本来应在新民主主义阶段就完成，但因我们很快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没有能够完成，其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中对扫除封建主义有用的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在之后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连同资本主义制度一道被社会主义国家所否定。
由于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的天然联系，所以搞商品经济很容易被当作搞资本主义，加上认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不存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相互补充与协调发展，而是你死我活的生死决战。随着1958年的大跃进，中国出现把工、农、商、学、兵，政治、经济、社会结合在一种组织内的农村人民公社，虽然人民公社一度实行的“供给制”和其他统一分配的方法被纠正了，但它的自给自足经济模式却难以冲破。人民公社也讲“商”，但实际上强调的是自给自足，从而制约了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工业企业的生产结构和服务结构也存在一定的自给自足。各地方强调形成比较独立和成套的经济体系。对物质利益原则在思想上一直采取抵制态度，分配上的接近平均仍然被当作信条。这些都带有自然经济的色彩，不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更没有与商品经济相联的市场调节，只有高度计划化的中央集权。而且，人民公社和大跃进都是靠群众运动的方式推动，很大程度上所基于的是对共产主义理想的狂热。1958年后中国经济工作所追求的最重要的主题是革命化或不断革命，经济工作和其他工作一样逐渐演变为以反修、防修和批判资产阶级、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为中心，社会主义的主要目标从发展生产力转变为纯洁生产关系，再变为纯洁国家权力和意识形态。结果是经济的地位越来越低，在离开商品经济的歧路上越走越远。
正如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的土地革命使广大农民焕发革命热情、增长政治觉悟，从而具有反封建意识一样，商品经济不但从物质形态上是封建主义的对立物，而且它会进一步促使人们在长期小农经济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思维模式和文化心态消亡，从旧的传统惰力束缚中解放出来，产生出自由、平等和公平竞争、法制等基本原则，这些正是现代化所要建立起的科学与民主价值体系的基础。有了这些基础，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为指导，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改造和文化建设就有了雄厚的基础。缺少这些基础，要革除封建文化残留，就必然容易采取社会动员与政治动员紧密结合的做法，以政治动员代替社会动员，甚至采取革命年代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方式，使社会长期处于政治革命状态。
建立在此基础上的文化动员，虽然有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和社会主义文化的“双百”方针，但从文化改造和社会动员的方式和手段上看，文化的现代化与社会的政治化就难以区别或失去差别，甚至还是用“五四”时期的斗争方式和解决方法，以至于文化革命被高度政策化，最后导致文化艺术领域的文化革命与社会政治领域的“文化大革命”合在一起，引起长达十年的全国性政治动荡。不但国家和人民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而且使文化进程严重偏离了现代化的正确方向，与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文化设想和文化政策大为不符。首先，百花齐放得不到贯彻甚至被长期遗弃。在“双百”方针提出后不久，的确有被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加以利用，作为向共产党进攻的工具，加上国际上有西方的和平演变战略和中苏关系的紧张等状况，使“阶级斗争”开始与文化革命紧密联系在一起并作为文化革命新的主题。其次，“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受到严重歪曲。“文化大革命”时期所谓的“八亿人民八个样板戏”，使以工农兵为主体的广大人民的根本文化利益遭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侵犯，使社会主义价值重建的努力完全失落了主体。第三，造成革命与执政不分。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以前的战争岁月里主要任务是通过闹革命夺取政权，文化动员也主要是为了革命这一政治任务，需要狂风暴雨式的破旧立新。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夺取政权后，执政就成为党最大的任务，而执政的基本任务就是在维护社会基本稳定的状况下保持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协调发展，重点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就是代表人民执政的权利和义务。同时应将局部领域的斗争尽量限定在社会主义法制范围内有序进行，不能再搞残酷斗争和武装斗争，造成执政党破坏自己执政基础的革命运动，甚至破坏保证国家政权稳定的党的领导这一基本前提。严重背离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自己强调的文化问题的解决不能靠强制和暴力办法的正确主张，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歪曲，对社会主义文化发展自身规律的扭曲。
有人将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文化革命与半个世纪后的“文化大革命”作对比，认为前者作为中国现代革命的主导思潮，其义无反顾的反传统精神内涵着深刻的文化批判精神，表征着中国文化开始进入理性自觉，对于打破两千年来儒学作为官学的文化统治，迎受世界现代文明的洗礼和挑战，实现中国价值系统的更新转化，具有文化批判和思想解放的历史必然性和价值合理性的话，那么，后者就绝无文化进步的意义可言，因为这场“文化大革命”的结果不仅没有给民族文化增加新的因子，相反，它带来了空前的民族文化灾难，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留下了有破无立的文化空白。在对比的基础上，人们进一步提出，如何使中国文化走出“不断革命”的怪圈，以使文化在发展中形成舆论力量、价值观念、道德规范和文化条件，为社会的全面发展和进步提供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证，既增加文化资源度，又继承而不是破坏人类的文明成果。这实际上是一个保持文化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但其出路不能局限于文化本身。正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以及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为文化的良性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基础性条件和社会保障。
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缺少法制化的经济动力源和物质基础
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对于资源配置的机制完全不同，物质利益原则和价值规范也不同。缺少商品经济，社会必然缺乏对竞争规则和法律规范的渴求。本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建设就存在着理论上的缺失。新中国又是从传统宗法社会中走过来的，封建社会本来奉行的原则主要是人治，缺少法治的传统资源。由于社会主义经济原则中缺少商品经济的发展，造成在现实中更加藐视法制建设的普遍倾向。
没有依法治国的大政方针甚至缺乏法制势必对文化发展造成严重损害。邓小平1980年说过：
“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解放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