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言
文化作为概念，其内涵深广，其范畴没有一个统一的定论。但从较为宽泛的意义上，可以说文化是人类生活的表现。有学者作过如下推论：人类生活主要就是表示劳动的意义，劳动主要表示生产的意义，生产主要表示创造的意义，创造主要表示价值的意义，而价值主要表示文化的内容与范围，所以，文化是人类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从事生产劳动的各个方面的表现。而且，人类生活的演进，自然促进着文化的进步；文化的进步，则使人类社会生活的价值随之得以表现。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文化不只是思想、意识、观念、方法的问题，更是历史地凝结成的稳定的人的生存方式：每一个时代或每一个民族自觉不自觉地普遍遵守的占主导地位的生存方式构成基本的文化模式，而这种生存方式的改变就是文化模式的转型。作为人的生存方式和生活样式，任何一种主要的文化模式都内含有两个基本的层面：自在的文化层面和自觉或自为的文化层面。文化既可以表现为自觉的知识、自觉的思维方法和世界观、意识形态等自觉的思想观念，也可以体现为自在的传统、习惯、风俗、自发的经验、价值观念、情感等。然而，只有少数人是自觉文化的实践者，绝大多数人只凭借自在文化而自发地生存。文化变革开始往往是思想观念上自觉的激进或先进文化去造成对自发的大众文化的影响和冲击，如果影响不能深入，那么变革就很难顺利成功。因此，即使是先进性的文化发展和变革也要从两个方面展开，既要有思想解放，又要有大众文化的变迁，需要世俗生活和生存方式的变迁以及相应的社会动员。正因为如此，在马克思关于文化的思想中，包含着对文化特点、作用和本质的静态与动态的两种不同论述和概括。作为静态，他认为，文化是人类在改造自然的劳动对象化的过程中产生的、以人化为基础的、以人的本质或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为实质的，包括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等因素在内的一个广义的概念。作为动态，它是人自我解放、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根本手段、途径和过程。
现代化是代表一种先进的历史运动及其引发的社会变革的综合性概念。全面的现代化包括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多方面的变迁。社会现代化的重要性在于其主体---人的重要性，因此可以归结为，“社会的现代化归根到底是人的现代化”，或社会的现代化“依赖人的现代化”。文化作为人的生存方式，它的变革或转型关系到人的再造，因而在文明的总体变迁中处于核心地位，但文化的抽象性、深层性、稳定性和保守性又使得它的变迁比文明的任何其他层面的变化都更为艰难。对于落后民族或国家的现代化来说，文化面向现代化发展所具有的先进性既是整个社会现代化的最具深刻性的标志，又是整个社会现代化进程开拓性的先导。
不同时代的人有其自身社会认同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体现出一定社会文化下的人的素质，所以，现代化就取决于这样的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及其行为模式的全面现代化，它是文化系统或文化环境的现代化的主观先导。而先进的自觉的文化在现代性文化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它可以通过有意识的社会动员和有目的的引导，形成社会的文化自觉，进而成为整个社会的自觉文化。
中国社会现代化与文化变迁的内在要求
一、文化觉醒与文化运动
中国古代文化有过长期的辉煌历史，与之互为支撑的是中国长期的农业文明。然而，近代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含科技教育等）在列强等外部势力的冲击下陷入严重危机之中。中国历史上虽然不乏外来势力的挑战，但此时，中国不仅又一次遇到强势的民族残暴，而且遇到了拥有工业文明的民族的挑战。中国的彻底失败说明，封建的农业文明再也难以与西方资本主义的工业文明平行发展、和平共处。这是历史进程中先进力量与落后势力必然发生的生死较量，只不过这次它是以民族欺凌的形式展开而已。这样也就决定了中国的世纪灾难。西方资本主义的扩张在有了工业文明这把万能利剑之后，已经使整个世界进入殖民体系时代，几千年中华帝国的最终衰落必定是这种体系扩张的结果。伴随中华帝国衰落的，必然是农业文明下的中国整个社会的结构性嬗变，不管进程快慢，其趋势必然是要开启以工业文明为特征的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其中中国传统文化的结构性嬗变与封建文化的衰落，就是这种必然性的反映，而且历史背景决定了中国现代化的文化进程一开始启动就步入中西文化巨大冲突的历史阶段。虽然文化冲突与军事、经济、政治冲突具有一体性，但时人对军事、经济、政治的认识与对文化的认识并不同步和一致。军事落后因军事失败而清楚明白，且容易清醒，但文化较量上的胜负往往取决于主观裁定，因此国人对文化落后的自醒则较为困难，非常滞后。文化自觉是文化先进性发展的客观要求。而缺乏文化自觉的现代化只能等待被动启动，因此，现代化的文化进程从一开始便有着认识因素的主观性羁绊，这是中国文化现代化相对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
梁启超在其《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就曾有过类似总结。他认为中国人是渐渐知道自己的不足：第一时期在鸦片战争后，国人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即经济、军事等物质上的技不如人，于是便有了晚清早期的洋务运动。第二时期在甲午战争后，国人开始从制度上感觉不足。所以晚清人士拿“变法维新”做一面社会运动旗帜；第三时期在辛亥革命使清政府垮台后，按照西方资产阶级政府制度建立的民国所希望的事件落空，两次帝制复辟，人们渐渐认识到中国需要全社会人格的觉醒，数千年封建文化传统下消极的国民人格，保守的文化心理，顽固的道德意识，乃是专制制度死而不僵的魂灵，必须打破封建专制造成的“万马齐喑”的文化僵滞之局。这才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于是，在追求物质上的现代化和制度上的现代化依然失败之后，从文化上对现代化的追求进入议事日程。
于是20世纪初期便有新文化运动的应运而生，这就是陈独秀所称的“吾人最后之觉悟”。陈独秀也曾总结道：
“自西洋文明输入吾国，最初促吾人之觉悟者为学术，相形见绌，举国所知矣；其次为政治，年来政象所证明，已有不克守缺抱残之势。继今以往，国人所怀疑莫决者，当为伦理问题。此而不能觉悟，则前此之所谓觉悟者，非彻底之觉悟，盖犹在惝恍迷离之境。吾敢断言曰：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
当然，这里所谓的文化主要指狭义的价值体系，也是文化中最核心、最顽固的部分。新文化运动打出的旗号之一便是“重新估定一切价值！”这是中国第一次现代意识的觉醒，也是第一次真正的文化自觉。
二、现代化的文化标准
简单地说，现代化应该是以社会进步为标准，在中国，应该以反封建文化开始，以建立与工业文明要求相一致的文化为目标。然而，由于文化有一个十分复杂的结构体系，其中包含有人类文明的文化结晶，也有陈腐的文化积淀；有与封建体制相互支撑的政治文化、经济文化和封建伦理纲常，也有维护社会正义和社会秩序的道德价值规范，等等。同样，工业文明不等于外来文明，西方文明中既有工业文明孕育的文化果实，也有西方社会自身传统的文化结晶，也含有其积淀的陈腐文化。这种复杂性说明，反封建不能简单归结为反传统，然而正是这种复杂性最容易造成将两者等同的历史实践。因而，新文化运动一开始是以全面反传统的面貌出现的。这几乎是一种历史的宿命。另一方面，中西文化的冲突本来应限于农业社会与工业社会这两种不同文明之间的对立来加以解决，而不应简单地归结于文明与野蛮的较量，更不应归结于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优劣兼并。然而实践上，虽然西方工业文明所孕育的文化价值体系具有必然的进步意义，但它却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夹带着西方文化的劣根性进入国门甚至横行世界的，因此，在难辨是非真假的时代，本不该对西方文化作全面欣赏却最容易造成崇洋媚外，本不该对输入的工业文明作出排斥却最容易形成盲目排外。这样，新文化运动一开始就出现了全盘西化派和民粹派。这两种极端现象说明，文化的变革道路不会没有曲折，并且很容易陷入困境：反封建的人走向全面反传统并成为全盘西化派，反西洋的人力图从传统文化中寻找资源但容易以传统文化的捍卫者自居并成为文化保守派，这使得两极端派之间的文化之争就不仅仅像是关公战秦琼，而更是升到孔子与耶稣之争的地步，完全脱离了文化变革的国情需要。其根源就在于人们对于文化的先进部分与落后沉渣，文化的民族性与人类文明成果的普遍性，没有也无力作出客观清醒的区分和判断，没有以必须合乎现代社会发展的历史实践为判断标准。
文化运动的社会作用和历史影响
一、新文化运动中开放的文化视野与科学的文化信念
开放的文化视野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成就，其理论基础在于认识到文化发展存在有共同的规律性的一面，在总体上与近代以来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的历史逻辑相吻合。新视野另有的可取之处在于人们已经深入到文化结构中去认识社会，这是方法上的革新。但因处于达尔文进化论盛行的时代背景下，难免受东西方社会或整个人类社会发展进化单线论的影响。胡适曾经认为，人类的身心结构大体是一样的，所处的环境也大同小异，所要解决的问题也就必然大体相同，因此，拿历史的眼光观察文化，中西文化的发展有其共同的道路，不是路向不同，而是发展速度的不同，是时代性不同，西方人已经进入近代，科学、民主是近代文化的结晶；而中国文化尚未完全摆脱中世纪的束缚，印度文化仍然处在中世纪之中。既然如此，学习西方，岂不是昭彰显明的道理吗？由此推论，必然得出中国的道路就是要步西方后尘的结论，这也就成为全盘西化的理论依据。
新文化运动的另一重要成果是提出了民族自信心必须建立在科学反省的基础之上。胡适指出，自信心是一个民族生存的基础，但这种自信心本身要建筑在稳固的基础上，不可站在散沙之上，更不可用祖宗昔日的光荣来掩盖我们今天的痛苦、失败与羞辱，而是要敢于反省祖宗的罪孽，对封建文化传统反省思过。中国文化的发展要以科学为根据：
“如果我们有什么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东西的话，那么这些东西将会在科学与工业进步所产生的健康、富裕和闲暇的新的乐土上开花结果。”新文化运动时期，文人不但提出民族自信心要建立在科学之上，而且倡导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也要进行科学改造。胡适认为他西去求学的重大收获就是明白了科学方法的性质与功用，并慨叹中国之患是国人无思想能力。当然，由于这一时期流行的是美国实用主义的功利思潮，加上欧洲的进化理论，胡适又直接受教于实用主义的始祖杜威，因此他的科学方法主要也就是西方的实验主义。他为中国所开的急需药方也就只能是：一曰归纳的理论，二曰历史的眼光，三曰进化的观念。实用主义成为此时中国思想文化的重要思潮，陈独秀直到1919年还在《新青年》中写道：
“我们相信尊重自然科学实验哲学，破除迷信妄想，是我们现在社会进化的必要条件。”
实用主义或实验哲学作为一种批判精神和科学怀疑的方法，在反传统文化的同时，也促动了中国人思维方式的变革，但其偏于实证和实验、主张在实验基础上进行社会和文化点滴改良的做法，无疑是导致远离并脱离现实中国政治并最后被摒弃的原因所在，这也是新文化运动中自由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分道扬镳的关键所在。
二、“五四运动”后中国人对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认识转变
“五四运动”后，中国知识界对于西方资本主义弊端已经有相当多的认识。陈独秀就曾指出：
“世界各国里面最不平等、最痛苦的事，不是别的，就是少数游惰的消费的资产阶级，利用国家、政治、法律等机关，把多数极苦的生产的劳动阶级压在资本势力底下，当做牛马机器还不如。”
资本主义“虽然在欧洲、美洲、日本也能够发达教育及工业，同时却把欧美日本之社会弄成贪鄙、欺诈、刻薄、没有良心了；而且过去的大战争及将来的经济的大革命都是资本主义之产物？？幸而我们中国此时才创造教育、工业。在资本制度还未发达的时候，正好用社会主义来发展教育及工业。免得走欧美、日本底错路”。
掌握马克思主义的中国进步人士已普遍将资本主义的弊端归于西方以个人主义为本位、以实利为本位的资本主义文化上。
19世纪末20世纪初形成的世界性反现代化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因第一次资本主义世界大战的爆发，欧洲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几乎到了崩溃边缘，同时出现了世界上反西方文化及西方社会内部自我文化反省的高潮，包括欧洲在内的思想界得到的一个教训就是：科学和个性不足以单独构成社会进步的动力或保障，一旦脱离道德力量的驾驭，它们会轻而易举地冲破文明的脆弱屏障而致毁灭。甚至有西方学者劝诫中国人不要丢掉自家祖传的道德和价值观念，还有人对中国文化产生兴趣。这些对中国思想文化界产生了重大影响，表现为各种“传统文化”捍卫者都开始大张旗鼓地批驳西洋文明，以使国人看到西方文化的各种不是，甚至有人唱起了西方物质文明破产的挽歌，公然打出反对科学的旗帜。这样就使得该时期的封建的和保守主义的倾向似乎找到了强化的藉口。如梁启超的反科学观点：
之前“讴歌科学万能的人满望着科学成功黄金世界便指日出现。如今功总算成了，一百年物质的进步比从前三千年所得还加几倍。我们人类不惟没有得着幸福，倒反带来了许多灾难。好像沙漠中失路的旅人，远远望见个大黑影，拼命往前赶，以为可以靠他向导。哪知赶上几程，那黑影突然不见了，因此无限凄惶失望。影子是谁？就是这位‘科学先生’”。以向国内引介西方文化而著名的严复也开始向孔孟之道回归，痛斥西方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