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9月29日到11月6日，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批准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确定了党的思想路线，要求全党必须努力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并把马列主义理论和国际经验创造性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反对教条主义。毛泽东在会上作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中，专章论述了学习问题。他号召全党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具体环境，指出“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报告，论述了加强党的理论建设的重要性，号召全党干部认真地、理论联系实际地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断提高全党的马列主义水平。毛泽东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的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张闻天作了《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党的组织问题》的报告，他在这个报告中提出，党在目前阶段的宣传方针是：利用一切具体事实，宣传抗战中民族英雄们与烈士们的伟大事业，发扬为民族，为国家而牺牲的奋斗精神，以造成民族自信心，以击破民族失败主义；利用中华民族过去历史上一切伟大的事迹与人物，宣传中华民族的伟大，以造成民族自尊心，以击破投降妥协的心理。不断破坏敌人、汉奸、托派挑拨离间的阴谋诡计与破坏作用，反复说明民族的团结统一是战胜日寇的重要条件。暴露敌人的凶恶残暴兽行的具体事实；暴露国内的一切黑暗面；诚心诚意拥护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宣传三民主义，发展其积极方面，使之在抗战建国中有进一步的发展；宣传马列主义，提高全党的理论水平，特别要注意以马列主义的革命精神与革命方法去教育共产党员与革命青年，并以此去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要认真地使马列主义中国化，使它为中国最广大的人民所接受。在理论上、事实上，宣传共产党是中华民族中优秀分子的党，它继承着中华民族革命的传统，负担着解放民族与人民的历史使命，以最后打破共产党是外国搬来的不适合于“国情”的恶意宣传。注意于对外的宣传，争取国际对于中国抗战的同情与援助。宣传的方法，应多注意于向全中国人民说话，使我们的话为大众所了解；多采取合于中国民族习性的形式，要生动、活泼、具体，带有充分的科学性与说服性。
1939年4月26日，为推动国共合作和抗日形势的发展，中共中央发出《为开展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告全党同志书》。这个文件指出，国民精神总动员是一件大事。全党应积极拥护国民精神总动员，并尽一切努力推动全国人民参加这一运动。为使全党同志深切了解这一运动的意义，中央指出：（一）中国共产党早在抗战以前，就已向全国同胞号召全民族力量的总动员---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精神、物质的总动员。我党进行这种号召，为的是准备抗战。共产党员必须号召全国同胞积极拥护国民精神总动员并赞助政府推行于全国，以达到高度发扬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坚持抗战，克服悲观失望情绪，反对妥协投降之目的。（二）《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提出的“共同目标”是：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意志集中，力量集中。这些都是根本正确的。必须号召全国人民牢牢记住：
“国家利益应高于一切，在国家民族之前，应牺牲一切私见、私心、私利、私益，乃至于牺牲个人之自由与生命，亦非所恤。”对于一切出卖国家民族的人，则宣告和他们势不两立。（三）中国共产党老早就提出了“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一切为着抗战，一切服从抗战”的号召，这就是“军事第一，胜利第一”。必须抛弃一切个人得失、个人利害、个人之屈伸与荣辱。必须打到鸭绿江边，收复一切失地，才是抗战的最后胜利。（四）为着打到鸭绿江边收复一切失地的目的，“必须意志集中与力量集中”，这就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惟有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能达到意志集中力量集中的目的。共产党员必须号召全国同胞拥护国共合作，反对一切挑拨离间、制造摩擦、捣乱前线后方、破坏统一团结的阴谋家，并给予这些阴谋家以必要的制裁。（五）必须号召全国同胞实行最高的民族道德，这就是对于古代的封建道德给予了改造和扩充。共产党员必须成为实行这些道德的模范，为国民之表率。（六）共产党员必须在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中号召全国同胞坚决实行三民主义。
（七）为着实行三民主义，争取最后胜利，必须实行精神上的改造。（八）国民精神总动员，应当成为全国人民的广大的政治运动；精神动员即是政治动员，它不依靠强迫命令，而依靠于人民之政治的自觉。中共中央希望全体党员协同友党党员与各界先进人士一致努力，认真开展这一动员运动。
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阐述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指出了新民主主义文化与帝国主义文化、半封建文化的区别，阐明了文化与政治、经济的关系，揭示了中国文化战线以“五四”为分界的前后两个不同时期的历史特点，考察了文化革命的4个不同历史时期，明确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纲领：发展以共产主义为指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1940年9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发展文化运动的指示》，对国民党区域和各根据地的文化运动作了规定。关于国民党区域的文化运动，《指示》指出，在这一区域发展抗日文化运动具有头等的重要性，它不但是当前抗战的武器，而且也是在思想上干部上准备未来变化与推动未来变化的武器。因此，应把对文化运动的推动、发展及其策略与方式等问题经常放在自己的日程上。关于各根据地的文化运动，《指示》指出，各地党部与军队政治部应对全部宣传事业、教育事业与出版事业做有组织的计划与推动，用以普及与提高党内外干部、抗日军民的理论水平及政治水平，使其高于广于全国各地。要注意组织好报纸书刊的发行工作。对于文化运动的进行，无论在国民党统治区或各根据地，都应联合一切不反共的自由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共同去做。
1940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充实和健全各级宣传部门的组织及工作的决定》。《决定》指出，党的宣传工作包括以下各项：领导和进行党内的教育工作，包括一般党员教育和干部教育（党校及干部训练班等在内）；指导和推进国民教育；指导和推进文化活动（指文化、文艺与学术上的活动）；研究敌人方面与同盟者方面的政治动向及宣传政策，及时提出我们的宣传对策；影响和指导非党的文化、教育、宣传、鼓动等机关或组织。
1941年5月7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展开对国民党宣传战的指示》。在反对国民党的反共宣传时，应注意几个原则：以科学立场解释共产主义和中共适合中国国情需要；以客观事实证明八路军、新四军及各抗日根据地的合法地位；以真凭实据粉碎其造谣；在反对一般的反共宣传中，应当遵行有理的、有利的、有节的原则；对于顽强的、有影响的反共对手，则应与之进行系统的斗争，直到他全军覆没。瓦解反动宣传方面，不但应当从外面来击破它，还应当乘隙打入国民党各种宣传堡垒里面去瓦解它，尤其要善于利用其内部矛盾而各个击破之。要战胜国民党的反动宣传，就必须一方面熟悉我党政策、口号及其实际，熟悉我党和我党领袖人物的言论、文献，一方面又熟悉三民主义及国民党的历史，熟悉其文献、政府法令，熟悉其内部派别、领袖人物及言论。要战胜国民党的反动宣传，就必须努力于马列主义中国化的事业，真正在我们的宣传战中做到使“中国人喜闻乐见”，具有“中国气派与中国作风”。
1943年10月21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向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和各区党委发出《关于进行阶级教育问题的通知》。《通知》要求各地的阶级教育（即十大政策中的时事教育），应毫不放松地有系统地进行。在阶级教育中一般应达到如下目的：（1）在事实方面，暴露国民党蒋介石反动派特务机关之一切祸国殃民的罪恶；（2）在思想方面，说明封建买办法西斯主义之荒谬反动，严格区别蒋介石主义与孙中山主义，区别新三民主义与旧三民主义，区别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应该在所有新党员、新干部（包括非党干部）中进行彻底的人生观教育，把为剥削阶级服务的、个人主义的以及所谓超阶级的人生观，与无产阶级的为人民大众服务的马列主义的人生观严格对立起来，不允许在这个基本问题上存在含糊（；3）在前途方面，说明世界前途与中国前途都是属于人民大众的，不是法西斯反共分子特务机关的。
1944年8月31日，毛泽东在给延安解放日报社社长秦邦宪的信中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问题，指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工厂（社会生产、公营的与私营的）与合作社（变工队在内），不是分散的个体经济。分散的个体经济---家庭农业与家庭手工业是封建社会的基础，不是民主社会（旧民主、新民主、社会主义，一概在内）的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民粹主义的地方。简言之，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机器，不是手工。我们现在还没有获得机器，所以就永远不能胜利，我们就要灭亡。现在的农村是暂时的根据地，不是也不能是整个中国民主社会的主要基础。由农民基础到手工基础，正是我们革命的任务。解放人性也是民主对封建革命必须包括的。有人说我们忽视或压制个性，这是不对的。被束缚的个性如不得到解放，就没有民主主义，也没有社会主义。
1944年10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化教育大会上作了《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的讲演。毛泽东指出，我们的工作首先是战争，其次是生产和文化。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而解放区文化的现状是人民的进步的新文化和广大的封建遗迹同时并存。文盲的大量存在，迷信思想还在影响广大的群众，这些都是群众脑子里的敌人，反对这样的敌人，常常比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还要困难些。为了动员群众自己起来同自己的文盲、迷信和不卫生的习惯作斗争，就不能不有广泛的统一战线。这个文化工作的统一战线，在教育工作方面，不但要有新式的正规的中小学、不正规的村学、读报组和识字组，而且要利用和改造旧的村塾；在艺术工作方面，不但要有话剧、新秦腔和新秧歌，而且要利用和改造旧戏班和旧秧歌队。文化工作统一战线的原则有两个：第一个是团结，第二个是批评、教育和改造。在统一战线中，投降主义是错误的，宗派主义也是错误的。我们的任务是联合一切可用的旧知识分子，进而帮助、感化和改造他们。为了改造，先要团结。毛泽东最后指出，在改造思想的文化教育工作中，文化工作者必须有为人民服务的高度的热忱，必须密切联系群众，耐心地启发群众的觉悟，并要按照群众的需要和自愿实行改革，否则，就会犯盲动主义的错误，就会流于徒有形式而失败。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举行。大会交流总结了中国共产党24年来领导中国革命的经验，全面地论述了新民主主义的基本理论，制定了党的总路线，论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法宝”和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作风，通过了新的党章，规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大会贯彻执行发扬民主，增强团结的方针。4月24日毛泽东在“七大”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提出的党的具体纲领，包括保障人民的自由，取消一切镇压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等项自由的反动法令，解除套在人民身上的绳索，使人民获得抗日、团结和民主的自由。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保障教职员生活和学术自由，保护青年、妇女、儿童的利益，实现男女平等。改善国内少数民族的待遇，允许各少数民族有民族自治的权利，等等。
1945年9月14日，毛泽东从重庆致电中共中央并转华中解放区负责人，指示派到上海等地去的宣传人员如范长江、钱俊瑞、钱杏邨等，要多去、快去；要尽速在上海、南京、武汉、香港等地以群众面目出版日报；除日报外，其他报纸、杂志、通讯社、书店、印刷所、戏剧、电影、学校等方面无不需要。毛泽东指出，做好蒋管区的宣传工作，“在今后和平时期中有第一重要的意义，比现在华中解放区还重要些，必须下决心用最大力量经营之”。根据这一指示，中共中央和华中局、南方局选了一批新闻、出版、戏剧、电影等方面的宣传人员前往南京、上海等地建立新的宣传基地。
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文章指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对民族资产阶级中的许多人，要进行“适当的教育工作”；对反对阶级和反动派，也“做宣传教育工作，并且做得很用心，很充分”。
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历史性胜利
一、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历史进步性
毛泽东在著名的《新民主主义论》中用较大的篇幅论述了新民主主义文化，提出了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的历史任务，而且提出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的形式：
“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新文化。”
并将这种新文化表述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发展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任务之一，即：
“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
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结论，是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验总结，是新民主主义文化在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成为主体文化的历史见证。新民主主义文化在本质上具有历史进步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