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反帝反封建性质和方向，无疑是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共同的前进方向。在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的现代化进程中，反封建是民主革命的根本历史任务。在从殖民体系向全球主权国家新体系变革的时代，世界范围的反帝浪潮此起彼伏，马克思主义关于被压迫民族的革命理论、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等成为世界人民反帝反封建的理论武器。中国共产党在作出中国社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这一正确的国情判断基础上，明确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纲领，为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指明了正确方向，也为推动世界人民的反帝反封建运动发展作出了贡献。
无产阶级是伴随工业文明成长起来的先进阶级，新民主主义文化由无产阶级领导，则使无产阶级实现了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方向和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结合和内在的统一。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新民主主义文化所向无敌的根本的政治保证。
新民主主义文化又因其同时具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性质而具有历史进步性。“民族的”也就是符合国情的，能在中国生根发芽的，能解决中国社会发展和进步问题的，因此，任何一种文化必须本土化和社会化为民族的文化，以民族的形式体现出来，为民族所接受，这是个前提。有了这个前提，才可能上升为先进的文化。新民主主义文化就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价值体系在中国开花结果的先进文化。“科学的”本身就是先进的，科学是推动现代文明社会发展的动力之源。科学可以消除愚昧，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必须用科学文化的力量去战胜封建文化的腐朽势力。科学又是不断发展的，坚持科学的文化标准，才能够始终为先进文化增添动力与活力。因此可以说，科学是保持文化先进性的不竭源泉。科学方法也是文化革命、文化运动、文化建设所必须遵循的方法。所以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了理论联系实际、尊重中国国情、反对教条主义等科学的方法。
“大众的”不仅从文化的阶级性上表明其进步性，而且在客观方面，即文化的本性是社会存在的范式，文化只有实现了社会化才能存在下去和发展起来，大众化实质是社会化的最高要求，是先进文化的结构性依托，是社会变迁的活性剂等方面表明其进步性。在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中只有适应社会变迁并推动社会现代化变迁的文化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先进文化。人民群众是社会变革的主体力量，也就是说先进文化需要先将人民群众上升为文化主体，通过大众的文化动员，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实现社会旧有文化结构的变迁，然后才能成为社会的主体文化。因此，大众的标准也是实践的标准，是检验文化的先进性标准。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进一步详细论述了新民主主义文化是大众文化的重要性。他指出：
大众的即是民主的，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大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在革命年代，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可见革命的文化运动对于革命的实践运动具有何等的重要性。而这种文化运动和实践运动，都是群众的”。
并进一步提出发展大众文化的要求：一切进步的文化工作都应有自己的文化军队，这个军队就是人民大众，为此，革命的文化人要接近民众，语言要接近民众，民众是革命文化的无限丰富的源泉。
把中国革命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中关于人的问题的抽象批判，上升到“为什么人”的实践高度，这是一种更为深刻的文化观念的革命。从李大钊在十月革命后领悟的“庶民的胜利”开始，五四新文化运动关于人的问题的思考就突破了自由主义抽象的“人权”局限，上升到了将无产阶级、普通劳动群众作为现代中国文明主体的认识上。此前，中国文化现代化陷于困境的一个关键，就在于文化主体定位的迷失。这一认识上的新命题和新思想率先进入早期共产党人的视野。中国共产党把这一问题作为制定全部文化政策的基础和出发点，不仅在理论上消除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一个误区，而且在实践层面使文化成为千百万人民大众而不是少数人的事业，并通过广泛的文化动员，实现了文化价值系统的转换与文化功能定位的有机整合。这恰恰是那些早期启蒙主义思想家想做却做不到的事。此后，为什么人的问题也一直成为中国文化主体性建设的核心政策关注。1942年延安时期，针对文艺界依然普遍存在的轻视工农兵和脱离群众、缺乏对新文化主体了解、认同的倾向，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围绕“文艺为什么人和如何为”这一核心命题，强调“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并全面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态度和政策主张：
“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所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
总之，民族化、科学化、大众化就是要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1938年10月，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一段重要的论述：
“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个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毛泽东的这段话已经包含了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先进文化在中国具体化的几个重要条件，即马克思主义要引领并与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的革命实践统一起来。
正如前文所论证，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和文化现代化的历史转型时期，在中华民族面临内忧外患的紧要关头，将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从而实现了文化自觉，并将科学社会主义先进的价值体系与中国国情密切结合，制订了先进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并在革命实践中达到主体文化与文化主体的历史统一，从而形成一个声势浩大的文化生力军，这个生力军一是从思想到形式（包括文字等）上，不论在哲学方面、在经济学方面、在政治学方面、在军事学方面、在历史学方面、在文学方面、在艺术方面，都有了极大的发展；二是其动员之广大，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在同帝国主义和封建腐朽文化的斗争中，在战胜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流派之后，这一生力军成功实现了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胜利奠定了扎实的社会基础。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是这一伟大历史的最伟大的思想文化成果。
《新民主主义论》中关于文化发展战略的纲领性论述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在这篇重要文献里不但提出了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总任务，而且对文化理论作了创新。他根据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从文化与社会政治和经济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的视角，对文化概念、性质、功能、作用等进行了新的阐释。毛泽东作了这样的论述：
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本的观点。
从此以后，政治、经济、文化的社会分析方法，成为人们普遍接受的观点和方法，并且成为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重要特征。根据这一文化与政治经济辩证统一关系的分析方法，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中国文化面向现代化的正确前进道路：要消除封建的旧文化和侵入的帝国主义文化，建立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就必须铲除统治中国的旧政治和旧经济，即推翻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政治和新经济，正如《新民主主义论》中所论证：
“中华民族的旧政治和旧经济，乃是中华民族的旧文化的根据；而中华民族的新政治和新经济，乃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根据”。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这种新政治和新经济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是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根据，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保证。同样，在之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建设也需要相互适应的社会主义政治和经济作为根据，但对具体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形态的探索和实践，正如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曲折性一样，并非一帆风顺。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发展和普及先进文化的政策和实践
1929年6月，中共六届二中全会专门对宣传工作作出决议，要求党的各级党部建立健全宣传组织。根据这一决议，中央宣传部下设5个科、两个委员会，其中包括文化工作委员会---指导全国高级的社会科学团体以及各类书刊的编辑和发行工作。
1930年2月，《文艺大众》编辑部在上海举行第一次文艺大众化座谈会。会议集中讨论了如何使文艺通俗化，为人民大众所能接受。即“大众文艺的标准应该是无产阶级文艺的通俗化”，座谈会有力地推动了此后持续多年的文艺大众化运动的深入和发展，表明革命文学在与工农大众相结合的道路上迈出了可贵的第一步。
1930年5月，毛泽东针对红军党内存在的教条主义错误倾向，写了《调查工作》（即《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强调“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必须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这篇文章，初步地论述了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和群众路线的基本思想，是毛泽东思想开始形成的重要标志。
1932年10月31日，张闻天在中共中央机关报《斗争》第30期发表《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一文，对当时文艺战线上存在的关门主义的“左”的错误提出了批评。
1934年11月4日，《红星》报发表《关于目前地方居民中的工作》一文。文章指出，党对长征途中所经区域的群众的宣传，“必须首先从群众切身的利益开始，然后逐步进入到苏维埃基本主张的宣传，必须以最通俗的语言，极大的耐心，同群众接近，来启发他们的斗争。不然我们的宣传鼓动就引不起群众的兴趣与注意”。对那些畏惧逃跑的群众，红军战士及政治工作人员必须到附近山上去进行耐心的宣传解释工作，“使他们回来，同我们亲近”。
1937年7月、8月，毛泽东在延安抗日军事政治大学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撰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两篇哲学著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总结了中共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揭露和批判了党内的“左”、右倾错误，特别是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为中国共产党人制定正确的思想路线、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奠定了理论基础，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1939年5月17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宣传教育工作的指示。估计到中国文化运动在革命中的重要性，各级宣传部必须经常注意对于文化运动的领导，积极参加各方面的文化运动，争取对于各种文化团体机关的影响。在必要时，可吸收一部分文化工作的同志，在区党委、省委以上的宣传部下组织文化工作委员会。应开展在社会教育、职业教育中的活动，特别注意乡村小学教师、巡回教师中的工作和通俗读物的编辑。要使党的宣传大众化、民族化，力求各种宣传品的生动与活泼。
1939年12月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强调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重要性，指出：“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同时要积极鼓励工农干部加紧学习，“使工农干部的知识分子化和知识分子的工农群众化，同时实现起来”。提醒各级党委和全党同志，要充分认识“对于知识分子的正确的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
1940年1月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这个文件指出，全党干部都应当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具体运用。其主要课程，依据由浅入深，由中国到外国的原则，大致规定如下：（1）初级课程：中国近代革命史、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游击战争、社会科学常识。（2）中级课程：联共党史、马列主义。（3）高级课程：政治经济学、历史唯物论与辩证唯物论、近代世界革命史。（4）时事政治课程：分为中国、日本、国际三个方面的经常研究。（5）军队中应有军事学习课。
1940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发出《关于各抗日根据地文化人与文化团体的指示》。《指示》强调，应该重视文化人，纠正党内一部分同志轻视、厌恶、猜疑文化人的落后心理。应用一切方法在精神上、物质上保障文化人写作的必要条件，使他们人尽其才，为革命事业做出大的贡献。党的领导机关，除一般地给予他们写作上的任务与方向外，要力求避免对于他们写作上人为的限制与干涉。对他们的作品，一方面要有正确评价，使他们努力朝着正确的方向；同时要鼓舞他们写作的积极性，不因一时的失败而灰心。对文化人的生活习惯不宜要求太高，只能采取同情、诱导、帮助的方式去影响他们进步，使其接近现实。接近共产党，尊重革命秩序，服从革命纪律。《指示》还对文化团体的组织形式、一般任务、活动方式等提出了原则性意见，认为应该挑选对文化工作有兴趣的青年知识分子加以训练，使之成为新的文化干部；同时要挑选一小部分有相当威信与地位的党员文化人或非党文化干部加以培养，主要从事文化运动的组织工作。要继续设法招致与收集大批文化人到根据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