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圣”法
慎重独处，则心胸安然；庄严恭敬，则身体强健；追求仁义，则众人爱戴；正心诚意，则神灵钦敬。
立身要高，自律自制
原文
细思古人工夫，其效之尤著者，约有四端：曰慎独则心泰，曰主敬则身强，曰求仁则人悦，曰思诚则神钦。慎独者，遏欲不忽隐微，循理不间须臾，内省不疚，故心泰。主敬者，外而整齐严肃，内而专静纯一，齐庄不懈，故身强。求仁者，体则存心养性，用则民胞物与，大公无我，故人悦。思诚者，心则忠贞不贰，言则笃实不欺，至诚相感，故神钦。四者之功夫果至，则四者之效验自臻。余老矣，亦尚思少致吾功，以求万一之效耳。
译文
仔细思考古人修身方面的要义，其成效特别显著的约有四项：慎重独处，则心胸安然；庄严恭敬，则身体强健；追求仁义，则众人爱戴；正心诚意，则神灵钦敬。慎重独处，就是遏制贪欲，连其中最隐蔽微小之处也不忽略，遵循自然之理而行，一时也不间断，这样内心自省而无愧于心，所以心胸安泰。庄严恭敬，就是仪容整齐严肃，内心宁静专一，稳重矜持不懈怠，所以身体强健。追求仁义，本身须心存仁义滋养天性，作用于外则须，视百姓为同胞，视万物为朋友。如此大公无私，自然人民爱戴。正心实意，即内心忠贞不二，言语笃实无欺，以至诚之德感应天地万物，因此神灵钦敬。如果真能达到上述四者的修身功夫，那么效验自然来到。我年纪已老迈了，却还想在修身方面下功夫，来求得万一的成效。
解读
曾国藩是一个善于从古代先哲吸取智慧的人，也是一个善于把书本与人生联系起来思考的人，而且他特别善于从中抽取出可以指导人生的信条与经验。这种信条与经验无不反映出他与传统文化渊源关系，他受惠于传统文化，并加入这传统文化，最后又推动了传统文化向前发展，这使他成为传统文化在清朝的链环中的最重要、最闪光的部分。比如敬、静、纯、淡。
敬。作人之道，圣人千言万语，大抵不外敬恕二字。敬，就是恭谨。无论是对多数人还是对少数人，也无论是对地位高的人还是对地位低的人，君子都不敢怠慢，这就是泰而不骄；衣冠整齐，态度严肃，令人望而生畏，这就是威而不猛。所以这一切都是学习“敬”的最好着手之处。古书上说，“君子庄敬日强。”吴竹如先生说：“‘敬’字最好。”但真正做到“敬”，还需添上一个“和”字，这样才不会勉强，才会自然而自愿地去做。
静。唐镜海先生说，“静”字功夫最要紧。这话极为正确。大程夫子程颢，是三代以后的圣人，在“静”方面下的功夫足。王文成公守仁也是“静”字有功夫，所以他能对外物不为所动。假若不静，反省也就不细密，见理也就不明了，都是浮的。镜海先生还说，大凡人都有切身的毛病，或是刚的恶习，或者是柔的恶习，各有偏重，沉溺既深，动不动就会发作，必须自己体察它，并终身加以治疗。文正我曾告知先生，说我偏重于刚的恶习，发起恨来什么也不顾，自己深究一下病根，就是好动不好静。镜海先生的两句话，真可谓对症下药。今后务必专注于静。
纯。就是纯正，纯粹，至善至美。前辈倭艮峰说：“圣人之纯亦不已。”这个纯就是至善至美，一般人只能追求它，只有圣人才能达到它。
淡。庄子讲“淡然无极”、“淡而无为”。诸葛亮讲“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这个“淡”，就是清静，超脱。然而很多年来，曾国藩就是清静不得，超脱不了，总是焦虑过多，没有一天可以坦荡于天地之间。这主要在于他有两个毛病，一是名心太切，二是俗见太重。由于名心太切，因而学无所成，德无所立；由于俗见太重，因而家人的疾病轻重，子孙的强贤与否都时常萦绕于心，如同作茧自缚。若想除去这两种弊病，应在一“淡”字上多下功夫，将所有的一切都淡而忘之，淡而化之，这样，也许可以稍稍获得一点心灵上的自由自在。
曾国藩一生深参宋儒“居敬”之理，并一心一意实践。他用一个“敬”字，处理治学、办事、处世，乃至对自己的身体，真是妙用无穷，他说：“做人之道，圣贤千言万语，大抵不外‘敬’‘恕’二字。”他认为敬的功夫，“内而专静纯一，外而整齐严肃。”两语至为精微确当。
活学活用
贤者曰：“立身不高一步立，如尘里振衣，泥中濯足，如何超达”。即指为人立身处世，应具备一种高尚明达的心境，否则就好像在尘土里打扫衣服，在泥水里洗濯双脚，又如何能超凡绝俗。“慎独”即是这种境界的最高体现，而只有在自持自制的心性修养中，才能逐步达到这样的境界。
自律自制，修身养性，首先在去私心，存公心。去除私心杂念，修养自身，自我锻炼，则可一心一意治理天下之事。洪应明先生说：“忙处不乱性，须闲处心神养得清；死时不动心，须生时事物看得破。”事物繁忙时想要保持本性不乱，就必须在闲暇时特别留心精神上的修养。亦即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地修养自己，临时才能处变不惊。
王阳明一生的理学主张就是“致良知”。他曾这样说过：“良知无待他求，尽人皆有，只是被物欲泯没了它。”可见为人切不可乱动私心杂念。私心杂念一动，良知自然就泯灭，良知泯灭就丧失了正邪观念，如此刚毅之气也就顿时化为乌有，聪颖的智慧也就变成了糊涂昏聩，仁慈之心也就变成了残酷刻薄，清白高尚的品德也就染满了污点，只此一念之差，即“去”与“不去”，使其一生的人格彻底破产。去除私心杂念，则可治理公事。可见，去私的确是人生处世的无价之宝。
大凡公而忘私者，都能以天下为己任，忍辱负重，以图大德。
魏征在唐太宗手下作官十六年，长期担任相当于宰相的官职，是唐太政治上的重要助手之一。他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谏臣，前后向唐太宗进谏二百多次。魏征忠贞耿直，就是唐太宗赫然震怒，其他大臣都敛气低头的时候，也能神气镇定，从容陈词。特别是他反对帝王追求享受，认为这往往就是政治败坏的开始。唐太宗一有这样的苗头，他就毫不客气地指出。一次，唐太宗外出巡游，驻在洛阳仁官，因为供奉稍差，便对有关官员大加斥责。魏征听说后，对皇帝谏道：“陛下因为供奉不好而斥责官员，开了这个风气，以后恐怕要弄到民不聊生。以前隋炀帝王出巡时，让各地比着敬献精美食品，并据此给予赏罚，闹得天下大乱，众叛亲离，这是你亲眼看到的，为什么还要学这一套呢？”唐太宗听后马上说：“不是您，我听不到这样的话。”后来魏征去世，唐太宗派人去魏征家清理书函得一表文，上面写着：“天下之事，有善有恶，任善人则国安，用恶人则国乱。”唐太宗阅后感慨万分，命公卿侍臣将这几句话写在笏板上，并让大臣们学习魏征“知而必谏”，公而忘私的精神。因此，为人应以义当先，公而忘私，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真正的人，而非自私自利，卑鄙龌龊的小人。
修身养性，要紧的还在如古人云“每日三省”。
程颐说：“君子遇到困难险阻时，一定要思考反省自己是不是有什么错误而导致这种困难的发生。有一些不完善的地方就纠正它，没有过错就用它来自我勉励，这是修养自身的美德。”
有的人在人生旅途中，大多数不愿意承认自己的缺点。只有那些头脑清醒的人，能够充分发现自己的不足之处，多多要求责备自己是圣贤们为人仁厚公正的表现。如果不这样的话，只是一味责备别人，埋怨别人，很多不合理的意见凭空产生，人们互相指责攻击，好像踩进坑道、壕沟一样，怎么能施展开脚步呢？
智慧金言
俗世之中，胸怀狭窄的人没有一点气度，常常争先恐后地与他人争夺蝇头小利，当这一点点利到手后，却又发现被别人占了大便宜，真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胸怀开阔的人，他们不为芝麻般的小事而忙得六神无主，他们把目光投向生活的深度与广度，他们办事稳沉，态度从容不迫。
“独善其身”、“兼善天下”是儒家的修养准则与处世态度。对我们来说，每个人的机遇、能力各不相同，有什么样的机遇、什么样的能力，就办什么样的事，不能强求一致。
陶渊明写了《归去来兮辞》表明自己的心迹。其中说道：“整天抱着酒壶，斟了就喝，喝了又斟，从不上酒杯空底，这样慢慢地自斟自喝，看到院中的树木长势很好，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能和亲戚朋友们时常闲聊一阵，也善称人生一大快事。拿起琴，看看书可以让人忘记世间的一切烦恼和忧愁，岂不美哉。”
宁静致远，平淡无华
原文
尝谓独也者，君子与小人共焉者也。小人以其为独而生一念之妄，积妄生肆，而欺人之事成。君子懔其为独而生一念之诚，积诚为慎，而自慊之功密。其间离合几微之端，可得而论矣。
盖《大学》自格致以后，前言往行，既资其扩充；日用细故，亦深其阅历。心之际乎事者，已能剖析公私；心之丽乎理者，又足精研其得失。则夫善之当为，不善之宜去，早画然其灼见矣。而彼小人者，乃不能实有所见，而行其所知。于是一善当前，幸人之莫我察也，则趋焉而不决。一不善当前，幸人之莫或伺也，则去之而不力。幽独之中，情伪斯出，所谓欺也。惟夫君子者，惧一善之不力，则冥冥者有堕行；一不善之不去，则涓涓者无已时。屋漏而懔如帝天，方寸而坚如金石。独知之地，慎之又慎。此圣经之要领，而后贤所切究者也。
译文
曾说过“独”这个东西，是君子和小人共同感受到的。小人认为自己是独自一人时会产生一个非分的念头，非分之想积聚多了就会任意妄为，由此欺人的坏事发生。君子忧惧自己是单独一人时，会生出真诚的意念。真诚念头积聚多了就会处事谨慎，由此对自己不满意的德行下功夫匡正。君子和小人都是独自处事，两者的差距却可由此得到评论。
自从《大学》穷究事物的原理并获得知识之后，过去的言论行为都可用作个人开阔眼界充实知识的资料，日常处理的琐事问题，更可深化个人的阅历见识。君子这样做了，他的心在遇到实事时，已能剖析公私的区别；他的心在联系道理时，又足以精辟地研究其得失。那么对于善事应当做，不善的坏毛病应去掉，早已经形象鲜明地认识到了。而那些小人们，却不能有实在的见识，去实行他所知道该做的事。于是办一件好事，唯恐别人不知道是自己干的，去办时迟疑不决。改正一件不好的毛病，侥幸别人可能窥视不到，改正得很不得力。背地里自己独处，虚假的情弊自然会产生，这就是欺骗啊！而君子，唯恐办一件善事不彻底，在晦暗中会产生堕落的行为；一个坏毛病不改正，就会像涓涓的流水长年犯错。暗室之中懔然不动邪念如同面对天神，主心骨坚硬如同金石。在自己主持工作的地方单独行事，一定要慎之又慎。这就是圣人遵奉的准则要点，也是后世贤人切实研究的问题呀！
解读
曾国藩的天人观和心物观，统统是围绕“内圣”之学来立论的，所以他与其他理学家一样，强调个人的涵养功夫。
他认为，涵养功夫当以“诚”为本。他断断而辩，说：君子，没有比忠诚更重要的了。如果真诚而不自欺欺人，则再没有比这更好的了。在他看来，“圣学王道”的核心就在一个“诚”字。
什么叫做“诚”？在曾国藩看来，当然有“专心纯一”的意思。他以孔子为例，他认为，孔子是专心诚意的典型，至诚，可以产生神奇的功力，所以曾国藩称之为“诚神”。
然而，曾国藩远不止是把“诚”解释成这种语义学上的意义，而是把它当作一个哲学范畴。他说：“诚便是忠信。”作为一种自我涵养的理学体系，他从：“不欺、不著私物、忠信”生发开去，进而说：“无私著者，至虚者也。是故天下之至诚，天下之至虚者也。”他的“无私著”或“至虚”，实质上是顺应自然。
在“诚——不欺——无私著——虚——物来顺应”的这个涵养功夫的理学体系中，曾国藩继承程朱之学，把道家的“虚静”与佛家的“入定”引入了儒学。他跟佛者一样，把“静坐”当作达到“虚”的一个重要手段。他强调，“总是要静”。“‘静’字功夫要紧。”如何才能“静”？途径多样。而重要的一条是“耐”。纵观曾国藩一生，得这一“耐”字之益甚大。在失败之中，他因能“耐”，故坚韧不拔；在胜利之中，他因能“耐”，故未得意忘形；在待人交友之际，他因能“耐”，故多投契而少念忌；在接物处事之际，他因能“耐”，故临乱不慌，有条不紊。所以，他说，“耐”则归于静，趋于贞。贞者，正也。贞足干事，贞中养身。
从处事、省身、见理这样的角度考虑，戒浮主静，确是通向成功之路的重要一着。然而，如果把“静”提到了过分的高度，由“静”而“虚”，由“虚”而“无”、万事皆空，百念俱灰，不图进取，不思创新，则“静”或“静坐”便成为灰色人生的起点。曾国藩虽然从理学上主张“静”，但他实际上如自己在日记上常反映的，“不能安坐”、“心不静”，名利之心，升官之望，加上忠君报国之志，总是刻刻在缠绕着他；他一生并没有几个时辰“虚静”过。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他在理论上也确实把“静”看成“一阳初动”的契机。概括地说，要在静中蓄养一股生意，静极生阳，静是启的准备阶段。这样，曾国藩又把理学家的“静坐”与道家的“虚静”和佛家的“入定”区别了开来。
曾国藩又认为，“慎独”是立诚主静的集中表现。只有自慊无欲，才能静，故“慎独则心安”。周敦颐说：“无欲故静。”曾国藩的“静极”、“无私著”、“至虚”，也是把“诚、静、慎独”提到了“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高度。
概而言之，“诚”可以化育天地万物，求诚须不欺，不欺必能居敬慎独，居敬慎独者必无私著，无私著者必中虚，虚必静，静生阳，阴阳来复，是谓天行。这就是曾国藩“立诚居敬”说的一种循环。
活学活用
宁静致远，平淡无华。此也指修身养性者要淡泊明志。
一个磨练心性、提高道德修养的人，必须有木石一般坚定的意志，若羡慕外界的荣华富贵，就会被物欲困惑包围。同理，一个治理国家、服务社会的人，必须有一种如行云流水的淡泊胸怀，若产生贪恋功名利禄的念头，就会陷入危机四伏的险地。争名夺利，对名利太过执著，不惜牺牲别人的利益借以成就一己私利，最终吃亏的还是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