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淡泊明志，宁静致远”，见利让利，处名让名，这种态度常人认为你太糊涂，然而在其背后，自然是名利双收，迈向更大的成功。
任公子做了一个大鱼钩和一条很粗的黑丝绳，用五十头阉牛做钓饵，蹲在会稽山上，把钓鱼竿投入东海，天天都在那里钓鱼，整整一年没有钓到鱼。一看过后不久，有一条大鱼吞食了钓饵，牵着大鱼钩沉没水中，一会儿又用力摆动着脊背窜出水面。它搅得白浪如山，海水震荡，声音有如鬼泣神号，威震千里。任公子钓到这条鱼，把它剖开晒成鱼干，从浙江以东，苍悟山以北，没有人不饱食这条鱼的。
后来，后世那些才智浅薄而又爱说长道短的人，都惊讶得奔走相告。那些拿着钓竿丝，走向小沟小渠，守着鲵鱼鲫鱼这些小鱼的人，要想钓到大鱼是很难的。那些用浅陋的言论装扮自己来博得高名美誉的人，距离通达的大道理也是很远的。因此没有听过任公子的风尚习俗的人，是不可以让他们治理世间的事情的，他们相差得太远了。
修身养性，心在静中，而心地尤须光明，念头不可暗昧。“心体光明，暗室中有青天；念头暗昧，白日下有厉鬼。”这就是说：一个人的心地如果光明磊落，即使立身在黑暗世界，也像站在万里晴空之下一般。一个人的观念，如果邪恶不端，既使生活在光天化日之下，也像被魔鬼缠身一般终日战战兢兢。
所有外界的善恶、正邪、美丑等现象，实际上只不过都是自己内心的反映，心善的人把恶也看作是善，心正的人把邪也看作是正，心美的人把丑也看作是美。而心地丑恶的人却恰好相反，他净把人家的善行看作是恶意，把人家的正言看作是邪念。这就如同一个心中快乐的人看见花就觉得美，一个心中忧愁的人看见花并不觉得美，杜甫诗中的“感时花浅泪”，就是说明这种心理现象。总而言之，一切善恶邪正美丑都是存乎一念，也就都同自己的心向所生，于是，修身养性，尤要知足不辱。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老子·四十四章》所说的这句话就是告诫人们要懂得荣辱的分寸。知道满足就不会受辱，知道适可而止，就不会遭遇不幸。又说：“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老子·四十六章》）。不知足是最大的祸患，贪得无厌是最大的罪过。当然，也有人把荣誉看得很淡，甘做所谓“荣辱毁誉不上心”的清闲人、散淡者。
他们对客观的、外在的出身、家世、钱财、生死、容貌都看得很淡泊，追求精神的超脱、洒脱，正所谓“去留无意，任天空云卷云舒；宠辱不惊，看窗外花开花落”。
古人强调慎独自治，修炼内圣之法，正如孟子所言，人人都可以成为尧舜。但长着尧舜的面目，姓着尧舜的姓，也不一定能成为尧舜。只有遵从尧舜的制度，像尧舜那样行事，才可以成为尧舜。像尧舜那样行事，如果是在古代，就是古代的尧舜，如果是现在，就是现在的尧舜。
三国时代的刘备临终前对儿子刘禅说：“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这句话在现今更为珍贵。内圣修养如同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有人在人前或顺境中，能注意自己的言行，而在孤独或逆境中就又颓唐、萎靡起来；如有的领导者今天尚能严于律己，关心体贴别人，但明天却又以权谋私，损害别人和国家的利益。
智慧金言
在古代，“慎独”是一种流行的内圣修养方法。《礼记·中庸》说：“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意思是说，内圣的道德原则是一时一刻也不能离开的，要时刻检点自己的行动，警惕是否有什么不妥的言行而自己没有看到，害怕别人对自己有什么意见而自己没有听到。因此，一个有道德的人在独自一人、无人监督时，总是小心谨慎地不做任何不道德的事。坚持慎独，在“隐”和“圣”上下功夫，即有人在场和无人在场都是一个样，不允许有任何邪恶性的念头萌发，才能防微杜渐，使自己的道德品质高尚。慎独修养的方法，实质就是提倡高度的自觉性。
以身为度，以己量人
原文
修己治人之道，止“勤于邦，俭于家，言忠信，行笃敬”四语，终身用之有不能尽，不在多，亦不在深。
古来圣哲胸怀极广，而可达天德者，约有四端：如笃恭修己而生睿智，程子之说也；至诚感神而致前知，子思之训也；安贫乐道而润身眸面，孔颜曾孟之旨也；观物闲吟而意适神恬，陶白苏陆之趣也。自恨少壮不知努力，老年常多悔惧，于古人心境，不能领取一二。反复寻思，叹喟无已。
译文
自身修养和治理国家的道理，有四句话可终身适用而受益无穷，这就是“勤于政事，节俭治家，话语忠信可靠，行事诚恳无欺”。真是话不在多少，也不在于多么深刻呀。
古往今来圣哲们的胸怀极为宽广，而可达至圣大德的，约有四种境界：诚恳谦恭，注重自我修养而生出聪明睿智，是二程的主张；精诚感动神灵而天生就有知识，是子思的遗训；安贫乐道而身体健康面无忧色，是孔子、颜回、曾子、孟子的要旨；欣赏大自然的美妙，吟诗作赋，而意志安适、精神愉悦，是陶渊明、白居易、苏轼、陆游的人生乐趣。我常自己悔恨少壮不知努力，而到老年往往多出悔惧之感，对于古代圣哲们的心境情趣，不能领略获取一二分。只能反复寻思，叹息感慨不已。
解读
为使志向得以实现，曾国藩以存诚自养。中国圣贤内圣外王之道，即大学上格、致、诚、正、修、齐、治、平八个步骤，而最基本的则在于诚意、正心，曾国藩以此自励，并以勉励僚属子弟。
曾国藩以儒家思想作为他的立身态度，道光二十年（1840）九月十八日致诸弟书说：
吾辈读书，只有两事。一者进德之事，讲求乎诚正修齐之道，以图无忝所生。一者修业之事，操习乎记诵辞章之术，以图自卫其身。
在这番话中可以看出，曾国藩在功名事业之外，极其重视进德修业之事。
曾国藩的道德文章，即使不能说是千古以来所罕有，至少在清代是第一流的人物。尤其是在道光咸丰以后，世风日下，人心日沦，整个国家社会都有分崩离析之危险的时候，竟然能有曾国藩这样一个节行文章俱属卓荦不凡的人出来挽救清政府，转移社会风气，实在可说是清政府的福分。
曾国藩“内圣”法修习得一身正气，耿耿峻骨，从未推诿责任或瞻前顾后，那股倔强之气无时不在胸中，令人慨叹。他自到翰林院后，真到死时，鞠躬尽瘁，严于克己，坚贞自守，不仅仅是那个时代所罕见的，即使与古代的贤臣相比，大概也不在其下。
曾国藩自从统率军队以来，就没有生还的打算，所以经历种种危难，都视死如归，凛然不屈。这种挺拔至诚，感染和影响了他的下属、士兵和兄弟。所以湘军阵亡的文武官兵，按在册所记载的，就多达一万多人。咸丰八年（1858），三河镇战役中，他的胞弟曾国华随李续宾征战，使用单骑冲击敌阵的方法，不幸陷阵而死；同治元年，雨花台战役中，他的胞弟曾国葆在击退太平军几天之后，竟然劳累而死。而曾国藩与各位兄弟均在军中，出征迎战则督促兄弟们勇往直前，论功行赏却要求兄弟们甘居其后。看来他是深深懂得功成名就之际，难于善始善终；常常因地位高于大家，权力重于别人，怀着拥有大名不见得是好事的恐惧。所以一旦受到不同寻常的赏识和宠遇时，就更加感到居此高位要越发恭谨。
他一生清淡节俭，常给人一种家世清贫的感觉。他为官所得的一切薪俸，都全数用于公事，不曾建造一栋房屋，添置一块土地。吃的是蔬菜，穿的是薄衣，甘于恬淡寡欲，连每次吃饭都不超过四小碗；而男女婚嫁，花费不超过200两纹银，而且作为家规家训代代相传。他的内圣修为，具有唐代宰相杨绾和宋代宰相李流的遗风。
他为人处世平和朴实，不求标新立异。他平日严于遵循而又持之以恒的，一是“不说假话”，二是“不迟起床”。即使是对外安抚异国的人们，对内接受降将，交往中一定开诚布公，言谈质朴；对于中外远近的人，他都以诚相待，而被他人认定为办事认真一丝不苟。无论是在军营还是在朝廷做官，他都从早到晚不曾有稍微懈怠，即使是风雨交加的天气，抱病忧怀的时候，也常常是一听到鸡啼就起床，直到夜半才休息，几十年如一日。
曾国藩之所以能有所作为，就在于他能日日反省，天天自新。他有一种强烈的、热切的洗心革面的愿望，他是自己卑琐灵魂的严厉审判者，他是自己淫邪恶欲的无情拷问者，他是自己赢弱身躯的猛烈抨击者，这使他得以洁身、保身、全身。
他是多么爱自己，他又是多么善于爱自己。他的功业，不在他的道德，也不在他的文章，而在他对自己肉体和心灵的永无休止的洗涤和更新。
活学活用
《尸子·恕》中说：“恕者，以身为度者也。”西汉贾谊也在《新书·道术》一书中写道：“以己量人谓之恕。”“恕”道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以身为度”、“以己量人”。即要以自己为标准，以自己的心理推知他人的心理。这也就是说，凡事都要设身处地为别人想一想。
凡事都要设身处地为别人想一想，是通过角色互换的心理体验，更好地理解他人，体谅他人，表现了对人的尊重和爱护。明朝有个人叫丁广，他有个朋友叫黄六，黄六生活困难。一次，丁广正要吃饭，黄六前来拜访。丁广见他来了，非常高兴，马上开了一坛好酒，热情宴请他。其实丁广心里知道黄六的来意，他已听说黄六家里缺粮，知道他这次来肯定是想向自己要粮，自己只等他提出，就答应他。可是，席间黄六却迟迟不提这件事，丁广见他实在是不好意思开口说，就主动提起：“我听别人说你家缺粮，为什么不及时告诉我呢？”随即就运了一车粮食送给黄六。通过这件事，丁广知道黄六这个人自尊心强，爱面子，不好意思张嘴求人，于是以后每当黄六家里稍有困难，就主动让人把粮食送过去。设身处地地为他人多想想，要解除他人的心理负担，不要让他人感到为难或痛苦，将心比心，体贴入微，这是多么高的道德要求啊！
凡事设身处地地为他人想一想，不仅于人有利，对已也是有益的，能使自己和别人的心灵沟通起来，增进人际关系的和谐。设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在我们今天的人际交往中仍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道德原则。一个人遇事能否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反映出其道德修养的高下、道德自律性的强弱。一个道德修养高、道德自律性强的人，遇事总会设身处地地为亲人、朋友、同志或群众想一想。
宽厚待人是“恕”道的一个重要方面。宽厚待人就是要充分理解他人、体谅他人；遇事多念他人的善与功，多想他人的恩与德；对人不求全责备，能成人之美，与人为善。宽厚待人表现出一个人心地善良、心怀仁爱。
我国历史上许多成大事业者都具有宽厚待人的美德。三国时，诸葛亮死后，蜀国由蒋琬主持朝政，他属下有一个叫杨戏的官吏，性格孤僻，寡言少礼，蒋琬跟他说话，他总不应不答。有人对蒋琬说：“杨戏怠慢上级，太不像话！”可蒋琬却替他说好话：“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说赞扬我的话，不是杨戏的本心；说反对我的话，却又显出我的不是；因此他就默不作声，这倒是他的爽快之处。”督农杨敏在背后指责诉蒋琬，并要求治杨敏的罪。可蒋琬说：“我确实不如前任，杨敏没有错。”后来杨敏因别的事被捕入狱，人们估计他这回一定活不成了。但蒋琬并不公报私怨，而是秉公处理，使杨敏免除了重罪。蒋琬器量宽宏，受到了人们的称赞，夸他“宰相肚里能撑船”。别人做了对自己不利的事，自己毫不计较，这表现了一个人雍容大度的君子之风。
不计前嫌，不报私怨，重大局，尚信义，以德报怨，以德化人，是我们民族的传统美德。只有待人宽厚，才能兼容万事万物，跟各种各样的人友好相处，减少别人对自己的怨恨，赢得大家的心，从而有利于公众的事业，有利于人们团结相处。
当然，我们讲宽厚待人并不意味着无原则的妥协、退让、姑息养奸，做老好人。宽厚待人应该以去恶扬善为基础。对不该宽容的坏人坏事采取宽容的态度，是违背“恕”道本意的，也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团结。
这世界越来越小，待人从容还需律己从严，是人们常说的一句口头语。我们都是这地求村里的公民。我们何不互相友爱，以宽容对待别人呢？其实宽容别人，同时也是宽容自己，为自己开拓出更大的生存空间，赢得友谊，活得自由。
王安石和苏轼是南宋时并称的文学家，都是欧阳修门下。在他们二人间曾有这样一则故事。事情是这样的：苏东坡原来是翰林学士，后被贬为潮州刺史，一直认为是因为揭了王安石的短而遭此报复。三年刺史任满，回到京城，一日去拜见王安石，在东书房等待。他偶然看见砚台底下压着一首没有写完的诗稿，为“咏菊”，只写了“西风昨夜过园林，吹落黄花满地金”两句。东坡心想，按常理冬天才刮西风，菊花开在秋天，老了也只是枯萎，不会落花，就挥笔依韵续了两句：“秋花不比春花落，说与诗人仔细听。”写完不等见到王安石就走了。
事后王安石发现苏东坡续的诗，便建议皇上让苏东坡到黄州当团练副使，东坡对此很不满意，到任后不勤于政事，经常游山玩水，饮酒赋诗。一天，正好好友陈季常来看他，苏东坡忽然想起他后园的几株黄菊，于是便邀友现云玩赏。正好前天刮了大风，这天到菊园一看，只见满地铺金，而菊枝上一朵花没有了，这下惊得他目瞪口呆，半晌说不出话来。
到此苏东坡才知道王安石让他到黄州任职的真意，是让他来看菊花。后来他主动向王安石认了错。
所以，文人骚客容易恃才放犷，容不得别人半点错误，只会为自己招致祸端，只有反躬自省，严以律己，才能少犯错误，保全自身。
智慧金言
人在清苦的环境中容易发奋上进，人在优裕环境中容易堕落腐败。人如果知道了这一道理，严以律己，反省自己的行为，矫正自己的过错，弥补自己的不足，就能防患于未然。
别人的错误和过失应该多加宽恕，可是自己有过失和错误却不可以宽恕。宽以待人，严以律己，知过即改，是儒家的待人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