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深恶痛绝的还是八旗绿营彼此“败不相救”，他在给江忠源信中说：“国藩每念今日之兵，极伤恨的，在‘败不相救’四字。”
因此，他认为绿营军亟需改革，种种恶习、积习、陋习必须一扫而光，他制定了“别开生面，斩断日月”，“改弦更张，赤地立断”改革方针，立誓要创建一支崭新的军队。这是一支“士卒精强”，“精械精致”的武装，一支可“破釜沉舟，出面图事”的劲旅，一支“诸将一心，万众一气”的队伍。为此他在湘乡守籍时创制了《要齐心》的歌谣。
正是由于曾国藩的种种努力，湘军果然成为“齐心相顾，不肯轻弃伴侣”的部队，他们即使平时有仇隙，可一到战场却能同仇敌忾，死生相顾，这不就是孔子所说的“兄弟阋于墙，外御其务（侮）”吗？这不就是蔡锷所说的“有争愤于公庭，而言欢于私室；有交哄于平昔，而救助于疆场”吗？
尚志
还是回到曾国藩的那句话：“一不要钱，二不怕死。”对军人来说，这不怕死是一种本份，这不是钱则是一种精神，一个当兵的人，能够做到不要钱，那一定是心存大志的人，尤其是曾国藩那个时代。
曾国藩说：“凡人才高下，视其志趣而定。卑者安于流俗庸陋之规，从而越来越污下；高者摹仿先贤隆盛之轨，从而越来越高明。人才的优劣智愚，由此可以区别开来。”
曾国藩说：“无兵不足深忧，无饷不足痛哭。只是我举目四望，茫茫大地上，找不到一个先出生入死再争利益的，忠心耿耿的人，不可亟得。即使隅得一个，然而又屈居下层，往往抑郁不得志，最终或者受挫，或者离去，或者死掉。可是贪婪退缩之徒，反而飞黄腾达，而富贵，而名誉，而老健不死。这才是真正值得悲叹的事情。”
曾国藩说：“今日百废莫举，千疮并溃，无可收拾。惟有依赖那耿耿精忠之寸衷，与万民相对于骨山血渊之中，期望以此塞绝横流之人欲，换回厌乱之天心，或许还能补救于万一。不然，单就时局而论，像这样滔滔纷纷的局面，我不知何时是个尽头。”
曾国藩说：“方今天下大乱，人怀苟且之心，超过自己范围的事情，便无人过问。我们应该确立一个标准，身体力行，并且联合那些志同道合的人共同遵守。千万不能让自己心中的敌人，攻破了自己心中的城墙”。
曾国藩说：“君子有高世独立之志，而不让世人轻易看出来；有藐视帝王，退敌三军的气概，却不轻易显示出来。”
曾国藩说：“君子欲有所树立，必自不妄求人开始。”
曾国藩说“古人患难忧虑之际，正是德业长进之时。其功表现在胸怀坦荡，其效体现在身体健康。圣贤之所以为圣贤，佛家之所以成佛，关键在于遭受大难之日，将此心放得实，养得灵。如果有活泼泼之胸襟，坦荡荡之意境，那么，即使身体有外感，必不至于内伤。”
勤劳
稼穑而食，桑麻而衣，中国农民最可贵的品质就是勤劳。
曾国藩出生农家，他说：“吾家累世以来，孝悌勤俭。”“竟希公、星冈公皆未明即起，竟日无片刻暇逸。”星冈公在孙子曾国藩入翰林院后，仍然保持当年亲自种菜收粪的生活习惯。这对曾国藩的影响很大，他一生养成了早起的习惯，都是得力于祖父和父亲的教诲与督导。
曾国藩创办湘军之后，这种勤劳的作风也被他引入军中，成为他带兵选将的标准。在他招募的兵勇中，那些懒散、怠惰和疲沓的人，成为首先被淘汰的对象。他考察一位将官，也须看他是否勤劳。他说：“练兵之道，必须官弁尽夜从事，乃可渐几于熟，如鸡孵卵，如炉炼丹，未可须臾稍离。”将官不勤劳，必定会导致军事荒废。
在他看来，“天下事，未有不由艰苦中得来，而可大可久者也。”不勤不劳，哪一件事情也办不成。而且，他还认为：“百种弊端，皆由懒生。懒则弛缓，弛缓则治人不严，而趋功不敏。一处弛缓，则百处懒矣。”可见懒散不仅会使事务荒疏，还会行动弛缓，真是一懒百散。
为了避免出现这种情况，曾国藩告诫部属说：“每日应办之事积搁过多，当于清早开单本日应了之件，日内了之。如农家早起，分派本日之事，无本日不了者，庶几积压较少。”
正因如此，曾国藩认为：“治军以勤字为第一，由阅历而知其不可易。未有平口不早起，而临敌忽能早起的；未有平日不习劳，面临敌忽能习劳的；未有平日不能忍饥耐寒，而临敌忽能忍饥耐寒的。”勤劳，不是突然行动，不是心血来潮，不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而是一惯的生活作风，平时怎样战时怎样，这就需要持之以恒。所以，曾国藩在家书中说：“勤字功夫，第一贵早起，第二贵有恒。”真是说到了要害处。
曾国藩总结道：“治军之道，以勤字为先。身勤则强，逸则病。家勤则兴，懒则衰。国勤则治，怠则乱。军勤则胜，惰则败。惰者，暮气，当常常提其朝气。”
活学活用
曾国藩起自书生，未带兵之前，恐怕对兵书也没有下过苦功吧，居然敢冒此大险，组织他的地方武力，称为湘勇，与太平天国百万大军对抗。曾氏本无打仗经验，他纠集的亲友从军。全部皆为书生和农民。他一出马同太平军作战，由于未经战阵，多有失利。但他不怕失败，失败总结教训，打胜仗也总结教训。他在《挺经》中举出《通鉴》的九个事例，说明“胜败无常法”，而最终决定性的因素是人的意志。他举的这九次战事是：
南朝宋明帝泰始二年，晋安王子勋之乱，袁颉相拒于浓湖，久未决，龙骧将军张兴世建议曰：“贼据上游，兵强地胜，我虽持之有余，而制之不足，若以奇兵潜出其上，因险而壁，见利而动，使其首尾周遑，进退疑阻，中流既梗，粮运自艰，此制贼之奇也。钱溪江岸最狭，去大军不远，下临徊袱，船下必来泊岸，又有横浦可以藏船，千人守险，万夫不能过，冲要之地，莫出于此。”
沈攸之、吴喜赞赏其策，乃选战士七千，轻舸二百配兴世。兴世率其众溯流稍上，寻复退归，如是者屡日，贼将刘胡闻之笑曰：“我尚不敢越彼下取扬州，张兴世何人？欲轻据我上。”不为之备。一夕四更，值便风，兴世举帆直前渡湖白、过鹊尾，胡既觉，乃遣其将胡灵秀，将兵于东岸翼之而进。戊戌夕，兴世宿景洪浦，灵秀亦留，兴世潜遣其将黄道标，帅七十舸径趋钱溪立营寨。己亥，兴世引兵进据之，灵秀不能禁。庚子，刘胡自将水步二十六军来攻钱溪，将士欲迎击之，兴世禁之曰：“贼来尚远，气盛而矢骤，骤既易尽，盛亦易衰，不如待之。”令将士治城如故。俄而胡来转近，船入徊袱，兴世命寿寂之、任农夫，帅壮士数百击之，众军相继并进，胡收兵而下，兴世遂于钱溪立城。
曾国藩按：是时官军在下游储圻，袁等在上游之浓湖，刘胡等又在上游之鹊尾，更上乃为钱溪，越浓湖、鹊尾两寨，而上立城于钱溪，此险途也。厥后贼屡攻钱溪不胜，粮运中梗，而鹊尾、浓湖并以溃降，此越寨进攻而得胜者也。
泰始五年，魏尉元上表言，贼向彭城，必由清泗过宿豫，历下邳，趋青州，亦由下邳、沂水经东安，此数者，皆为贼用兵之要，今若先定下邳，平宿豫，镇淮扬，戍东安，则青冀诸州，可不攻而克。若四镇不服，青冀难拔，百姓狼顾，犹怀侥幸之心。臣愚以为宜释青冀之师，先定东南之地，断刘或北顾之意，绝愚民南望之心，如此则淮北自举，暂劳永逸。
曾国藩按：宋与魏历世兵争，宋有青州、历城、徐州诸镇，远在海岱，与魏接畛，而下邳、宿豫、沂水、东安四城，乃在淮南，去魏尚远。魏越青州诸镇，而进攻四城，此险途也，厥后四城破，而青州、历城、徐州诸镇相继没于魏，此越镇进攻而胜者也。
梁简文帝二年，侯景之变，郢州刺史萧方诸，以徐文盛军在西阳不设防（西阳即今黄州），侯景以江夏空虚，使宋子仙、任约，帅精骑四百由淮内袭郢州。丙午，大风疾雨，天气晦冥，子仙等入城，方诸迎拜，遂擒鲍泉、虞豫送于景所。景因便风中江举帆，遂越徐文盛等军。直上入江夏，文盛众惧而溃。
曾国藩按：侯景与徐文盛皆在黄州，夹江筑垒，乃越徐军而上入江夏，此险途也，而江夏以无备而破，徐军以失势而溃，此越寨进攻而胜者也。
陈文帝元嘉元年，王琳屯西岸之栅口，侯填屯东岸之芜湖，相持百余日，旋均出江外，隔洲而泊。二月丙申，西南风急，琳引兵直趋建康，填等徐出芜湖蹑其后，西南风翻为瑱用，琳掷火炬以烧陈船，皆反烧其船，瑱发拍以击琳槛，又以蒙冲小船击其槛，琳军大败，军士溺死什二三，余皆弃舟登岸。
曾国藩按：王琳与侯瑱同屯芜湖之上，琳乃越瑱军而直下金陵，此险途也，而填军自后之，反为所破，此越寨进攻而败者也。
唐贞观十九年，太宗亲征高丽，既拔辽东盖牟诸城，至安市，将决战。高丽、合兵为阵长四十里，江夏王道宗曰：“高丽倾国以拒王师，平原之守必弱，愿假臣精兵五千，覆其本根，则数十万之众，可不战而降。”上不应。后攻安市竟不能拔，降将请先攻乌骨城，众议不从，遂自安市班师。
曾国藩按：道宗请越安市而进攻平壤，此虽险途，而实制胜之奇兵也，太宗不从，无攻而返，此不能越攻而失者也。
安史之乱，李泌请命建宁王倓为范阳节度大使，并寨北出，与李光弼南北犄角，以取范阳（胡三省注曰：泌欲使建宁自灵夏并丰胜灵朔之寨直捣妫擅，攻范阳之北，光粥自太原取恒定，以攻范阳之南），覆其巢穴，贼退则无所归，留则不获安，然后大军四合而攻之，必成禽矣。上悦，已而不果行。
曾国藩按：是时大军在扶风，郭子仪在冯翊，李光弼在太原，势宜先取两京，李泌欲先捣范阳贼巢，此亦制胜之奇兵也，事不果行，致史思明为关洛之患，此亦不能越攻而失者也。
元和十二年，淮蔡之役，李祐言于李愬曰：“蔡之精兵皆在洄曲及四境拒守，守州城者，皆赢老之卒，可以乘虚直抵其城，比贼将闻之，元济已成擒矣，朔然之。十月辛未，李想、李祐、李忠义、李进诚军出，东行六十里，夜至张柴村，尽杀其戍卒，及烽子，据其栅，命士少休，命乾备、整羁鞠，留义诚军五百人镇之，以断洄曲及诸道桥梁，复夜引兵出门。时大风雪，旌旗裂，夜半雪愈甚，行七十里，四鼓，想至蔡州城下，无一人知者。李事占、李忠义其城为坎以先登，想入居元济外宅，以槛车送元济诣师。”
曾国藩按：元济精兵尽在洄曲董重质麾下，李想越之而直入蔡州，此越寨进攻而胜者也。
朱梁均王四年，楚岳州刺史许德勋，将水军巡边，夜分南风暴起，都指挥使王环乘风趋黄州，以绳梯登城，径趋州署，执吴刺史马邺，大掠而还。德勋曰：“鄂州将邀我宜备之。”环曰：“我军入黄州，鄂人不知，奄过其城，彼自救不暇，安能邀我？”乃展旗鸣鼓而行，鄂人不敢逼。
曾国藩按：楚之岳州，东北与吴为邻，嘉鱼陆口等处，吴必立寨设备。乃王环越之而直趋黄州，此越寨进攻而胜者也。
唐同光元年，后唐与朱梁相拒于杨刘、德胜之间，时梁将段凝军临河之南（即澶渊，今开封），王彦章进逼郓州（今东平府），唐臣李绍宏等请弃郓州与梁约合。帝独召郭崇韬问之，对曰：“降者皆言大梁无兵，陛下若留兵守魏，固保杨刘，自以精兵长驱入汴，彼城中既空虚，必望风自溃，苟伪主授首，则请将自降矣。”帝曰：“此正合朕志。”
冬一月壬申，帝以大军自杨刘济河，癸酉，至郓州，甲戌，围中都城，破之，擒王彦章。帝召诸将问进退之计，诸将请先下东方诸镇城，然后观衅而动。康延孝、李嗣源请亟取大梁。乙亥，帝发郓州中都，丁丑，至曹州，乙卯，至大梁，灭梁。壬午，段凝将其众五万自滑州济河入援，解甲请降。
曾国藩按：郭崇韬之初议直取大梁也，时梁将王彦章军在郓州，段凝军在河上，越两寨而进攻，此险途也，厥后破中都擒王彦章，而段凝犹在河北，越二寨而进攻，亦险机也。然段凝隔于河北，若自白马南济，则阻于大河，若自下游直济，则一阻于大河，再阻于新决之护驾水，势难入援，遂得直取汴梁，以成大功，此越寨进攻而胜者也。
以上九事，张兴世之据钱溪，宋子仙之取郢州，许德勋之下黄州，皆水路越攻而胜；王琳之下金陵，以水路越攻而败。尉元之取下邳四城，李朔之入蔡州，郭崇韬之策泞梁，以陆路越攻而得之；李道宗之策平壤，李泌之策范阳，以陆路不越攻而失之。成败得失，固无一定之轨辙也。
智慧金言
打仗是一门杀人的学问，学问精的往往能打胜仗。古代的白起、王翦、孙武、孙膑，都精通兵法的，而孙子还著有兵书，因此旧日中国的读书人都喜欢研究一下行军之道。宋代的韩琦、范仲淹皆以文人典兵，据说敌人闻韩范之名为之“心寒”“破胆”，未免渲染过甚。韩、范皆未受过军事训练，亦无作战经验，而以书生守边，不致偾事，已是万幸。
蓄养锐气，善于用气
原文
夫战，勇气也，再而衰，三而竭。国藩于此数语，常常体念。大约用兵无他巧妙，常存有余不尽之气而已。孙仲谋之攻合肥，受创于张辽；诸葛武侯之攻陈仓，受创于郝昭，皆初气过锐，渐就衰竭之故。惟荀或之拔逼阳，气已竭而复振；陆抗之拔西陵，预料城之不能遽下，而蓄养锐气，先备外援，以待内之自毙。此善于用气者也。
译文
打仗，靠的是勇气。第一次进攻，士气最健旺，第二次进攻，士气就减弱了，第三次进攻，士气几乎就衰竭了。这是古人用兵经验，我对这几句话，经常思索玩味。大概用兵并无其它奥妙，经常保持锐气不可用尽就可以了罢。三国中，孙权攻打合肥，受挫于张辽；诸葛亮攻打陈仓，受挫于赫昭，两者失败都因起初气势太盛，过于锐不可挡，慢慢决战时就衰竭无力了呀。只有荀彧攻克逼阳，士气衰竭而又重新振作；陆抗攻克西陵，事先预料难以迅速取胜，因而养精蓄锐，先安排好外援，等待城中敌人力尽自毙。这也是善于利用士气作战的人了。
解读
曾国藩一面在肃清湖南境内民众的反抗，一面又扩充他的部队而成为湘军。对于练兵、带兵，他本是十足的外行，可是他凭着读书、修养的一套“明理”工夫，斍把一支地主武装练就出来。曾国藩首先提出治兵的理论说：
仁与礼是治国治民的大经大法，曾国藩用这套理论来治兵，确有成效。当时他对士兵的要求，不仅是在营要做良兵，还要外出能做良民。他曾说：“我辈带兵勇，如父兄带子弟一般，无银钱，无保举，尚是小事。切不可使他因扰民而坏品行，因嫖赌洋烟而坏身体，个个学好，人人成材，则兵勇感恩，兵勇之父母妻子也感恩了。”以仁礼来治兵，是儒家的倡导，他们认为如此这军队自是王者之师了，王者之师可以无敌于天下，所以曾国藩以书生来带兵，就是走的这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