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军江南大营被再度摧毁之后，清朝绿营武装基本垮台，黄河以南再没有什么军事力量足以与太平军抗衡，因而不得不任命曾国藩为两江总督，依靠他镇压太平天国革命。
所以，清政府就采取了两方面的措施：一方面迅速提拔和积极扶植曾国藩部下的湘军将领，使之与曾国藩地位相当，感情疏远，渐渐打破其从属关系；清政府对曾国藩的部下将领和幕僚，如已经死去的塔齐布、罗泽南、江忠源、胡林翼、李续宾、李续宜和当时尚在的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桢、杨载福、刘长佑等都实行拉拢和扶植政策，使他们渐渐与曾国藩分庭抗礼，甚至互相不和，以便于控制和利用。而对于曾国藩的胞弟曾国荃则恰恰相反。同治二年（1863）五月曾国荃升任浙江巡抚之后，虽仍在雨花台办理军务，未去杭州赴任，亦本属清政府的意旨，照例是可以单折奏事的。曾国藩遂让曾国荃自己上奏军情，以便攻陷天京后抢先报功。不料，奏折刚到立遭批驳。清政府以其尚未赴巡抚任，不准单折奏事，以后如有军务要事，仍报告曾国藩，由曾国藩奏报。曾国藩恐曾国荃心情抑郁，言词不逊，在奏折中惹出祸来，特派颇有见识的心腹幕僚赵烈文迅速赶赴雨花台大营，专门负责草拟章奏咨禀事项。
曾国荃攻陷天京后，当天夜里就上奏报捷，满心以为会受大赞扬，不料又挨当头一棒。上谕指责曾国荃破城之日晚间，不应立即返回雨花台大营，以致让千余太平军突围，语气相当严厉。事情发生后，曾国荃部下各将都埋怨赵烈文，以为是他起草的奏折中有不当言词引起的。赵烈文则认为，这与奏拆言词无关，而完全是清政府猜疑，有意诃求，否则，杭州城破时陈炳文等十余万人突围而去，左宗棠为何不受指责？幸好有人将李秀成捆送营，否则曾国荃更无法下台。
但是，清政府并不就此了结，而是步步进逼，揪住不放。数日之后，清政府又追查天京金银下落，令曾国藩迅速查清，报明户部，以备拨用。尤其严重的是，上谕中直接点了曾国荃的名，对他提出严重警告。上谕说：“曾国藩以儒臣从戎，历年最久，战功最多，自能慎终如始，永保勋名。惟所部诸将，自曾国荃以下，均应由该大臣随时申儆，勿使骤胜而骄，庶可长承恩眷。”这无疑是说，曾国藩兄弟如不知禁忌，就难以“永保勋名”，“长承恩眷”了。真是寥寥数语，暗伏杀机。
活学活用
遭疑被怨，却挺坚守则，矢志不移，尤为可贵。
因为被怨恨，不理解而至前景暗淡的事例，着实不少，但能够顽强地坚挺下去，直至留芳于世，才是值得人景仰的，我们想起了“挺身迎祸”的晁错。
晁错（公元前200—公元前154）是西汉文景时代的政治家，颍川（今河南禹县）人，早年随张恢学申商刑名之术。以文学任太常掌故。曾受太常派遣，至伏生处学习今文《尚书》，不久，任为太子舍人，门大夫，迁博士、太子家令。得幸太子刘启（即景帝），号称“智囊”。
文帝时，晁错看到匈奴侵扰日益严重，商人兼并农民土地等问题，先后上书言兵事和守边备塞、劝农力本等急务，不久，晁错由平阳侯曹窟等联名举为贤良，因对策高第，迁大中大夫。他又向文帝建议削夺诸侯王权力及更改法令，所言多能切中时弊，以此得到文帝的赏识。
景帝即位后，晁错擢为左内史。不久，迁为御史大夫。他受到景帝的信任，更定法三十章，力求剥夺同姓诸侯王的封地，以巩固中央集权，他在《削藩策》中明确指出：“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
晁错奏请根据诸侯王罪过的大小，削其支郡，遭到外戚窦婴的反对；他更定法令三十章，更触犯了诸侯王的利益。晁错的父亲从家乡赶来，劝他不要“侵削诸侯，疏人骨肉”，以免树敌招怨，晁错却不以为然，明确回答：“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庙不安。”
他父亲不由得叹息说：“刘氏安矣，而晁氏危。”随即饮毒药自杀，说是“吾不忍见祸廷身”。
父亲的反对和自杀，并没有动摇晁错削藩的决心。景帝根据他的建议，先后削赵王遂常山郡、胶西王印六县和楚王戊东海郡，并决定削夺吴王刘濞的封地。景帝三年（前154），吴楚七国借口请诛晁错以清君侧，终于发动武装叛乱。
七国之乱爆发后，景帝调兵遣将以遏制叛乱的势头；同时，为来势汹汹的叛乱感到不安。晁错建议景帝御驾亲征，自己留守京师，正当景帝举棋不定之际，晁错的政敌、曾任吴相的爰盎，在窦婴的唆使下，乘机向景帝建议斩晁错以谢诸侯。景帝遂拜爰盎为太常，出使吴国；同时授意丞相、中尉、廷尉等官员劾奏晁错：“不称陛下德信，欲疏群臣百姓，又欲以城邑予吴，无臣子礼，大逆无道”。根据这一无中生有的罪名，竟然判处晁错腰斩，父母妻子同产无少长皆弃市。景帝虽然批准了这一判决，却无法消除心头沉重的负罪感，只好让中尉哄骗晁错，结果，晁错穿着朝衣被斩于东市。
晁错虽然被冤而死，吴楚七国却丝毫没有罢兵的迹象。一天，校尉邓公从平叛前线返回，向景帝报告军事。君臣之间有这样一段对白。
上问曰：“道军所来，闻晁错死，吴楚罢不？”
邓公曰：“吴为反数十岁矣，发怒削地，以诛错为名，其意不在错也，但臣恐天下之士拑口不敢复言矣。”
上曰：“何哉？”
邓公曰：“夫晁错患诸侯强大不可制，故请削之，以尊京师，万世之利也。计划始行，卒受大戮，内杜君臣之口，外为诸侯报仇，臣窃为陛下不取也。”
景帝喟然长息曰：“公言善，吾亦恨之。”
晁错“为国远虑，祸反及身。”令世人叹息，志士扼腕。后来，《汉书》作者班固感叹说：
晁错锐于为国远虑，而不见身害。其父睹之，经于沟渎，亡益救败，不如赵母指括，以全其宗。悲夫！错虽不终，世哀其忠。
“为国远虑，而不见身容”，“世哀其忠”，可说是历史对晁错的评价。
于谦以“意欲”罪名被杀，同样应了，“功高震主者危”这句话。
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
粉骨碎身全不惜，要留青白在人间。
这首脍炙人口的诗篇，充满浩然之气，流传千古。它的作者是明代中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一代民族英雄于谦。然而，正如明代朱懋澄所说：“勇略震主，今古莫容”。最后于谦竟然含冤被害而死，令人感慨良深。
正统十四年（1449），瓦刺贵族也先率军攻打明朝，明英宗在宦官王振挟持下，发兵五十万亲征。朝中不少大臣极谏不可亲征，不听，并命兵部侍郎于谦代理兵部事，守卫北京城。英宗这次亲征，由于军事组织的不健全，后勤供应的困难，军队在行进过程中就多叹惊扰不定，再加上受到王振的错误指挥，迂回周折，延误了时间，当明军行至土木堡（在今河北怀来）时被敌军追及。将士饥渴疲劳，仓猝应战，死伤过半，英宗彼俘，王振也被敌军杀死，明朝的五十万大军几乎全军覆没。这就是明朝历史上所谓的“土木之变”。英宗被俘后，瓦刺军直驱北京。留守北京的于谦组织军民坚决抵抗。十月，瓦刺军抵北京城下，于谦率兵出城迎敌，然后派骑兵在郊外埋伏出击，连北京西郊的居民多登屋掷砖瓦助战。瓦刺军屡战不利，被迫退却，明军乘胜追击，杀死瓦刺军数万人，取得北京保卫战的决定性胜利。战后，明朝论功行赏，升于谦为少保，总督军务。于谦说：“四郊多垒，卿大夫之耻也，敢邀功赏哉，固辞不允。”于谦此话，表明他保卫国家的赤诚之心。
京师保卫战取得胜利之后，明朝的边防在于谦的整顿下，日益严密，瓦剌以武力进攻不能取胜，而诱降、反间等政治图谋也不能得逞。此时，英宗在瓦刺手中，已失去了任何的诱惑作用，也先决定把英宗送归明朝。这时英宗的弟弟朱祁钰已成为明朝皇帝了，是为代宗。代宗不愿接英宗回来，怕影响自己的皇位。于谦认为，英宗在瓦剌手中，毕竟对明朝不利，如果瓦剌送英宗回来不是诡计，对明朝还是有利的。于谦便对代宗解释说：“天位已定，宁复有他，于理当速奏迎耳，万一彼果怀诈，我有辞矣。”代宗同意了于谦的意见，派人去把英宗接了回来，但为了提防他复辟，就把他软禁在南宫，切断了他与外边的联系。
景泰八年（1457）正月，代宗病重不能临朝，石亨、徐有贞勾结太监曹吉祥等，在夜里秘密将英宗拥上皇位。
英宗复辟成功后，当即传旨逮捕于谦。同时，大学士王文、学士陈循、萧镃、商辂，尚书俞士悦、江渊，都督范广，太监王成、舒良等，也都被捕下狱。
英宗复辟以后为什么要马上就逮捕于谦呢？原来英宗被俘以后，希望明朝和瓦刺讲和，能把自己赎回来。于谦坚决进行抗击瓦剌的斗争，使他在瓦刺中吃了不少苦头，便对于谦恨之入骨。但是他复辟之后，马上就把于谦逮捕起来，又和复辟的主谋人徐有贞和石亨有关。
徐有贞是副都御史，因在也先入侵时，倡议南迁，被于谦所驳斥，为舆论所讥笑，后来他想当国子监祭酒，也没有得到于谦的支持，所以一直仇恨于谦，石亨在北京保卫战中立了功，景泰三年任京营总兵官提督十团营，佩镇朔大将军印，职任极重，但骄纵枉法，结常营私。于谦屡次对石亨的罪行加以奏劾，石亨本来嫉妒于谦的才智和地位在己之上，至此更积恨在心。
徐有贞、石亨因为复辟有功，都得到英宗的信任，掌了大权。于是，英宗、石亨、徐有贞等首先诬于谦、王文等谋迎立襄王朱赡善的儿子做皇帝。石亨扬言：“虽无显迹，其意则有，”廷审时，徐有贞当众喝令法司把于谦等痛加拷掠。王文不堪冤愤，激辩不止。于谦笑道：“亨等意耳，辩何益？”遂被判处谋逆罪，死刑，抄没家产时，发现于谦“家无余货，萧然仅书籍耳！”独有正室锁钥严密，查抄者以为内中所藏的一定是金银财物，及将屋门打开一看，原来里面珍藏的是代宗赏赐给他的“蟒衣剑器”等物，于谦的清廉忠正更得到明证，于谦被杀时，英宗尚犹豫说：“于谦，实在是有功！”徐有贞秘密进言道：“不杀于谦，此举（夺门）为无名！”遂下毒手。都督范广，勇而知义，为于谦所信任，却被石亨忌恨，并斩范广。英宗、徐有贞、石亨等更疯狂残害抗战派人物，王祐、陈循、江渊、俞士悦等充军，年富、萧铉、商辂、王伟等革职，其他经于谦推荐选拔的文武官吏都加以迫害，列名镂板，并且榜示“于谦党”于天下。于谦等既死，国防又被废弛，此后，边警频传，恭顺侯吴瑾对英宗说：“使于谦在，当不令寇至此！”英宗、徐有贞、石亨之流的凶残反动，陷害忠良，致使明朝政局更加恶化。
清白一生的于谦，在腐朽的封建统治者的政变中，惨遭杀害，当时已是六十岁的白发老人了。于谦遇害时，史称“行路嗟叹，天下冤之。”京城百姓无不失声痛哭，切齿痛骂奸佞小人。不论男女老少，“论公事业则颜开，谈公冤愤则色变”。
于谦被害后，指挥同知陈逵感念于谦的忠义爱国，不顾个人安危，收葬了于谦的遗骸。两年后，于谦的女婿朱骥把他的灵柩运回家乡杭州，葬于西湖三台山麓。
明末抗清斗争中牺牲的张惶言，生前曾表示自己在斗争中要以岳飞和于谦为榜样，曾写下著名的诗篇：
国亡家破欲何之，西子湖头有我师；
日月双悬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
的确，于谦壮烈的一生与岳飞一样，是一出壮丽的悲剧，也都是我国历史上值得纪念的人物，为国家民族的存亡作过巨大贡献的人，人们是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
智慧金言
江山也要伟人扶，神化丹青即画图；
赖有于岳双少保，人间始觉重西湖。
这是袁枚所赞扬的一首诗。岳飞、于谦忠贞爱国的可贵精神与英雄气概，将同秀丽的湖光山色相得益彰，万古长青，作为封建时代的政治家，他敢于提出“社稷为重，君为轻”的口号，强调以整个国家民族的利益为重，而不是忠于皇帝个人，这一点尤其值得称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