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着待机，终能避祸
原文
阅王夫之所注张子《正蒙》，于尽性知命之旨，略有所会。盖尽其所可知者，于己，性也；听其不可知者，于天，命也。《易·系辞》“尺蠖之屈”八句，尽性也；“过此以往”四句，知命也。农夫之服田力穑，勤者有秋，散惰者歉收，性也；为稼汤世，终归礁烂，命也。爱人、治人、礼人，性也；爱之而不亲，治之而不治，礼之而不答，命也。圣人之不可及处，在尽性以至于命。尽性犹下学之事，至于命则上述矣。当尽性之时，功力已至十分，而效验或有应有不应，圣人于此淡然泊然。若知之若不知之，若着力若不着力，此中消息最难体验。若于性分当尽之事，百倍其功以赴之，而俟命之学，则以淡泊如为宗，庶几其近道乎！
译文
阅览王夫之所注解张载的《正蒙》篇，对于尽性知命的意旨略有领会。对自己所能知道、能改变的事，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就是性。对自己不可知、无法出力的事，听凭上天的安排，就是命。《易·系辞》上“尺蠖之屈”八句，讲的就是尽性；“过此以往”四句，讲的就是知命。农夫耕田地种庄稼，勤苦的有好收成，懒惰的就欠收，这就是性。在商汤大旱之年种庄稼，怎么勤苦终归庄稼焦枯绝收，这就是命。热爱别人，教化别人，礼遇别人，是性。热爱别人，别人却不亲近自己；教化别人，别人却不遵从实践；礼遇别人，别人却不回应答理，这就是命。圣贤之人不可企及的地方，就在于尽性而知命，尽性还属于平常人可办到的，知命就非常难了。当尽性的时候，努力已达到十分，而效验或者有或者没有，圣人对这种情况非常平静淡泊。好像知道又好像不知道，好像用力，又似没有用力，这其中分寸最难把握体验。如果对于“性”应当尽力之事，百倍努力以求其成功，而对于听天由命的事，则应以淡泊为原则，这样差不多就接近大道了。
解读
曾国藩具有丰富政治经验和历史知识，熟悉历代掌故，当然能品出这些话的味道，掂出它的份量。何况，曾国荃确实非常骄傲，以为攻陷天京全是他一人的功劳。后来曾国藩对赵烈文说：“沅浦之攻金陵，幸而成功，皆归功于己。余常言：‘汝虽才能，亦须让一半与天。’彼恒不谓然。”因而，攻陷天京前后，就成为曾国藩思想上最紧张的时期。他心里很明白，如何处理好同清政府的关系，已成为能否保持其权力和地位的关键，而正确认识并摆脱自己目前的这种政治处境，则是他面临的迫切问题。于是他下令裁去湘军。
虽然如此，清廷对湘军将领们的疑忌是无时或释的，因此，俞曲园曾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向彭玉麟进言说：“在同治五、六年间，因为湘军已多被资遣，你又辞高官不就，朝中官吏多说你矫情，目中无人，因此清廷早已暗中派人监视你的行动，时刻没有放松。一旦抓到你的小纰漏，便是‘小题大做’，会给你颜色看的，到那时，你再分辩，也是白搭，我劝你何妨现在‘为文训子’，立碑在词堂，表示忠民君国，并无二心，不妨对朝廷多方歌功颂德，自可买静求安，博取慈禧的欢心，减少不必要麻烦。”彭玉麟从善如流，马上照办。因此彭玉麟有了刻石。
曾国藩在选将中，将“忠义血性”放在第一位。所谓“忠义血性”，就是要求湘军将领誓死效忠清王朝，自觉维护以三纲五常为根本的封建统治秩序，具有誓死与起义农民顽抗到底的意志。统治民众的才能，不外乎公明勤这三个字。不公平、不明正，那士兵们就一定不会乐意服从；不勤快，那营中大大小小的事就都会废弛而无法管理。所以第一要事就在于这。如果士兵不怕死，则战时能冲锋陷阵、效命疆场，这是第二重要的。身体虚弱的人，过于疲劳就会生病；缺乏精神的，长久了就会逃走，这又是次要的了。这四个方面看起来似乎过于求全，而假若缺了其中一条，则万万不可带兵。选用具有“忠义血性”者为将领，可以为整个军队起到表率作用，“以类相求，以气相引，则几个中得一人而可及其余”，这样便可以带动全军效忠封建的统治，从而能够使这支新兴的军队——湘军，不但具有镇压农民起义的能力，同时还具有“转移世风”的政治功能。
士兵如果看见本营将领不深究事理，只关心银钱多少，只关心保举是否恰当，那就会众目相望、相互等待，口里啧啧不已，以此相互讥讽。只有将领们自己廉洁，公私按款项支出、使全营都有目共睹，那么这种廉洁的行为就会敬服士兵的心。而小款小赏，又常常从宽，使下面的人永恒都能沾点油水，那么恩惠就足以服人了。明这一字，第一要在陷阵之际看清楚谁是冲锋陷阵，谁是随后助势，谁是回力合堵，谁是见危险就跑，一一看清楚，又用平时办事勤惰虚实进行佐证，逐条进行考核，长久了，即使一兵一卒是否有长有短，都能认个大概，几乎直到明晰。
“廉”，对于军队来说是极为敏感的问题。绿营将帅克扣军饷，冒领缺额以自肥的现象，早已是公开的腐败行径。这深为士兵所不满，严重影响了部队的战斗力。那么，曾国藩在新组建的军队上，要做到与众不同，就必须在选将问题上高度重视，因为它直接关系到湘军的战斗力。
“明”是指将领要做到赏罚分明，是非不淆，“人见其近，吾见其远”，曰高明；人见其粗，吾见其细，曰精明。对于一般将领要求其“精明”，而对于高级将领，则要求其必须高明，这样才能够具有远见卓识。
曾国藩反复强调将领要具备“廉”、“明”的品质，这对于改善官、兵关系，提高战斗力，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第三，选取将领，专取“简默朴实”之人。
曾国藩对于绿营军官气深重，偷机取巧，迎合钻营的腐败风气有着极为深刻的认识，他深感积习难改，心里慨叹：即使“岳王复生，或可换弱兵之筋骨；孔子复生，难以变营伍之习气”。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曾国藩规定，一方面湘军不用入营已久的绿营兵和守备以上官；另一方面，便强调挑选将领要侧重“纯朴”。所谓“纯朴”是指脚踏实地，无官气不浮夸虚饰。曾国藩认为：“取人之式以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为要。办事之法以‘五到’为要。五到者：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也。身到者，如作吏则亲验命盗案，案巡乡里。治军则亲巡营垒，亲探贼地是也；心到者，凡事苦心剖晰析，大条理、小条理、始管理、终条理，理其绪而分之，又比其类而合之也；眼到者，注意看人，认真看公文也；手到者，于人之长短，事之关键，随笔写记，以备遗忘也；口到者，使人之事，既有公文，又苦口叮嘱也。”曾国藩经过遴选，将大量“纯朴”之人委以重任，这无疑对于提高湘军战斗力和耐力极为有益。
第四，“智略才识”是曾国藩选将的又一标准。曾国藩认为：“大抵拣选将材，必求智略深远人才。”决不能选用阘冗者。他指出：“其卑劣者，虽至亲密友，不宜久留，恐贤者不愿共事一方也。”曾国藩力求从书生中选拔人才。借助于他们知书达理，努力克服绿营将领缺乏韬略的弊病。
第五，要求湘军将领还应具备“坚忍耐劳”的特点。
“坚忍”亦就是打仗时能冲锋陷阵，身先士卒。曾国藩虽为一介儒生，对于治军最初没有多少军事经验。但他亦清楚，行军作战倍加艰辛，只有“立坚忍不拔之志，卒能练成劲旅……数年坎坷艰辛，当成败绝续之处，持孤注以争命。当危疑震撼之际，每百折而回”。他提倡在艰苦环境中矢志不移的勇气，只有这样，才能使湘军从上到下都有着一股与农民起义军顽抗到底的决心。
“耐劳”是指能耐受辛苦。曾国藩认为，“拣选贤才，必求……能耐劳苦”之人。“身体羸弱者过劳则病；精神乏短者，久用则散”。务求具有过人的精力，只有这样才能身先士卒。
曾国藩在其一整套的选将标准中，一反中国古代兵家论将、选将的方法，而将“忠义血性”，意即对封建政权的忠义放在了第一位。为此，他不拘一格，不限出身，大量地提拔书生为将。罗尔纲先生在《湘军兵志》中考证，在湘军将领中，书生出身的人占可考人数的百分之五十八。
在曾国藩看来，中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出身卑微，迫切希望改变所处的社会地位。按贯例是应通过读书做官的方式来达到其目的。然而，清朝末年的状况却使他们无望改变社会地位。据统计，清末全国绅士人数约有145万人，政府官职及头衔仅能容纳15万，闲居乡里的绅士至少有130余万，两者之间构成了悬殊的比例。当社会统治秩序受到农民起义的冲击，他们将本能地站出来，以封建的卫道精神同农民军进行对抗，捍卫封建的统治，加之无官可做只好在投笔从戎中，一显身手。
同时，加入湘军的中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深受理学的影响，既懂得一些军事战略战术和用军之道，又善于总结实际经验，在战争中磨炼出坚强的意志。于是他们走出一条以文人带兵打仗的途径。
曾国藩在选将制度上的改革，使清朝旧制中绿营将领的腐败无能、贪生怕死、败不相救等现象得以改变，从而培养出一批较有实力，能征善战的湘军将领。
《曾国藩家书》也正是基于上述需求，刊行世间，藉以表明他忠心为清廷效命，以塞弄臣之口。不然，以曾之功业修养，训子之家书，存于家祠宗庙即可，何必小题大做刊刻行世，岂不是沽名钓誉来自我标榜，与他平生的行为大相径庭？！
活学活用
史书上也留下了忠而遭疑，但最终获救的事例。这从另一方面说明最关键的是要沉着地等待时机。
明代贤相李贤，就是这样一位。
李贤，字原德，邓州（今河南邓县）人。明宣德八年（1433）中进士，奉命到河清视察蝗灾，授验封主事。他为人正直，对民间疾苦深有了解。
明英宗正统元年（1436），李贤看到塞外进关投降者足有万人，这些人在京城居住，每人每月实支十七石五斗粮食，而官府里的指挥使月俸为三十五石，但实支只有一石，一个降人相当十六个半京官。李贤上奏要求解决这种不合理状况，英宗没有采纳。明英宗正统十四年（1449），瓦刺军侵犯边关，大同吃紧，英宗朱祁镇为了振奋军民斗志，决定“御驾亲征”。这时，李贤又经从考功郎中升为文选扈从，跟随英宗亲征瓦刺：由于太监王振瞎指挥，英宗在土木堡蒙难，成了瓦剌军的俘虏，明军五十万人马土崩瓦解，李贤脱险回京。英宗落难的消息传到北京，朝廷乱成一团，幸亏有于谦、于直等大臣的努力，总算把“国不可一日无君”的难关度过了，经皇太后的同意，另立英宗之弟朱祁钰为景帝，改年号为景泰。
李贤在景泰二年（1451）二月，给景帝上正本十策，也就是当好皇帝的十条方策：一、勤圣学；二、顾箴警；三、戒嗜欲；四、绝玩好；五、慎举措；六、崇节俭；七、畏天变；八、勉贵近；九、振士风；十、结民心。景帝非常喜欢李贤的“十策”，让翰林院书法家写成条幅，放在殿堂左右的屏风上，以便随时都能看到这十条。这十条实际上成了景帝表明自己心迹的行动纲领。
李贤得到景帝的鼓励，更加积极进谏。他奏请朝廷改善边备废弛的状况，兵部尚书于谦建议景帝把李贤的奏章发给边将阅读，以示策励。景泰八年（1457），景帝病危。当时，被瓦刺放回的英宗被软禁在南宫，徐有贞、石亨等几个大臣搞了一次请英宗复位的活动。这几个人因此受到英宗的重用，而景帝时的大臣则大都受到迫害。英宗对李贤仍很器重，命李贤为翰林学士，入直文渊阁与徐有贞共同参与机要工作。李贤一身正气，气度端凝，向皇上禀报、奏对皆中机宜，深得英宗倚重。
这一年山东饥荒，英宗召集李贤、徐有贞商议，准备发粮款赈济灾民，徐有贞认为。发放赈灾粮款，大多被各级官吏中饱私囊，李贤说，不能由于官吏的中饱私囊就不发放救济款，而坐视百姓死亡，这是因噎废食。英宗很欣赏李贤的观点，决定增加银两，做好赈济工作。石亨等人与徐有贞争权，并且忌恨李贤等御史对他们的议论，于是就向英宗诬告徐有贞和李贤，英宗竟听信谗言，将徐、李逮捕下狱。正好这天风雷骤作，李贤得释，谪为福建参政。还没起程，王某奏请挽留李贤，结果李贤留任吏部左侍郎，过了一个月，又重新担任尚书直阁。经过这一折腾，英宗更加信任李贤，李贤这才敢如实地把石亨等人所谓“夺门复位”的真相揭穿。原来，没有这些人的“夺门”，英宗也是可以复位的，他们抢在景帝咽气之前搞了一出“复位”闹剧实在没有必要。他劝谏英宗辨忠奸、远小人。英宗彻底明白了“夺门复位”的内幕后，对朝廷上下进行了一次清理，共清除冒功者四千余人，朝野均为之大快。
智慧金言
就像《菜根谭》中所讲的那样，“伏久者飞必高，开先者谢独早，知此，可以免蹭蹬之忧，可以消躁急之念。”长久潜伏林中的鸟，一旦展翅高飞，必然一飞冲天；迫不及待绽开的花朵，必然早早凋谢。了解了这个道理，就会知道凡事焦躁是无用的，身处被猜疑、被诬陷的横逆之中，只要能储备精力，重展身手的机会一定会来临，所以能够持久才是最重要的。只有抱着这种信念，才会跑完人生这段漫长的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