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我们在这里必须指出的是，由于曾国藩毕竟是一个视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视程朱理学为身心性命的封建士大夫，所以他的避害意识在内涵上又是相当单纯和狭窄的。既然这种避害意识相当单纯和狭窄，那么它对曾国藩传统观念体系的冲击范围，也就仅仅限于与自卫——“自立”、“自强”相关的那些方面。因此，曾氏对西方文化的兴趣只侧重于“技艺”、“技巧”和“术数”方面。而对于社会政治制度则基本上加以拒斥。与此同时，他在避害动机下提倡西学，主要是针对外部强敌的威胁作出的被动反应，而不是基于社会内部新因素发展的刺激而作出的主动反应。所以，他对西学的兴趣中，并不包含着追求更高远的社会目标与伦理思想的内在精神要求和丰富的社会内涵。在曾国藩看来，“师夷之长技”的目的仅仅在于“制夷”。如果“夷”已被制，或者已无“夷”可制，目的则已达到，“师夷”也就自然失去其存在的价值。从而，以避害反应为主体的对西学产生的兴趣，本身缺乏向西方近代文化各个方面纵深伸展的内在趋势。这种兴趣的单纯和狭隘，使得曾国藩很少有可能也不愿意把西方文化当作人类文明发展中的智慧成果去积极地予以肯定和全面认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曾国藩提倡的“师夷智”不能不具有划地为狱的封闭性质。再则，由于曾国藩考虑到，一方面国内农民起义不断发生，尚须靠外人之力予以镇压；另一方面，洋人势力强大，论势不论理，一旦决裂，后果不堪设想；再一方面，清政府内政百孔千疮，中国积弱日久，不能一时与洋人抗衡。这就使他形成了一种对西方列强欲拒还迎的矛盾心态，陷入了一种心力俱绌的抵牾和傍徨之境。他曾在奏摺中说：“目前资夷力以助剿济远，得纾一时之忧。”然而在权宜“借洋助剿”农民起义的同时，他又对洋人表现了根深蒂固的疑虑。他说：“彼甘言蜜语，以师船助我打长毛，中国则峻拒之；彼若明目张胆，以师船助长毛打我中国，再哀求之，岂不更丑？”外在的抵牾反映了内在的傍徨。这清楚地表明，曾国藩在中西文化相碰撞的时代旋涡之中的一种极度复杂的心理过程。
曾国藩这种对西方文化欲拒还迎的矛盾心态，说明了这样一个问题：一方面，他在当时所面临的文化背景及其原来所受的传统教育，使得他与一般守旧士大夫一样，把纲常礼教、圣人大经大法视为心身性命之不可须臾分离的东西；另一方面，对现实的敏锐警觉，又驱使他本能地去吸收异源的西学和办理洋务。于是，那些圣人之学中的基本信条、伦理规范、价值观念，与那些因避害反应而产生的有关西方文化的新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也就同时并存于他那极度复杂而又极度矛盾的头脑之中。这样，就很自然地出现了互为异源的双重价值尺度并存的现象。然而，通过什么方式、什么途径来实现这种双重价值尺度和观念之间的平衡和协调呢？如前所述，由于曾国藩对西方文化的兴趣主要是局限于避害——“自立”、“自强”这一功能方面，不可能向其他方面渗透和扩展，也就不会构成对圣人之道、对中国传统价值体系的全面威胁。所以，曾国藩找到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个对中西文化的取舍模式，来作局部的整体调整的一种自以为可行的途径。在他举办洋务事业的过程中，把西学明确地局限于“用”（功能）的范围之内，并且不是把这个“中学为体”与“西学为用”有机地结合起来。这种把“体”与“用”割裂开来的作法，带来了一个无法解决的现实问题：由于是把“西学”这一异源于圣学之道的异质文化因素，勉强地一厢情愿地安放在“用”的范畴位置之上，所以在中学之“体”与西学之“用”之间，就存在一种实质上的无法相互渗透、融合和协调的紧张状态。这是曾国藩洋务事业成效不大，尤其是他在对外交涉中软弱妥协、乃至误国丧失中华民族利权的根本原因所在。
智慧金言
曾国藩由理学经世到倡办洋务，这也是他高于同时代其他理学大家之处。绝大多数正统的理学家，都主张“窃闻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坚决反对将西方先进技术引到中国，以解决清王朝所面临的危机。曾国藩虽然也讲求理学，但务实的精神，却使他摆脱了夷夏大防的心理，指出：“学于古，则多看书籍；学于今，则多觅榜样；问于当局，则知其甘苦；问于旁观，则知其效验。”这种“多觅榜样”、“知其效验”的务实精神，正是曾国藩由理学家到洋务派的思想基础。
以诚待夷，适得其反
原文
师夷之智，意在明靖内奸，暗御外侮也。列强乃数千年未有之强敌，师其智，购其轮船机器，不重在剿办发逆，而重在陆续购买，据为己有。粤中猖獗，良可愤叹。夷情有损于国体，有得轮船机器，仍可驯服，则此方生灵，免遭涂炭耳。有成此物，则显以宣中国之人心，即隐以折彼族之异谋。各处仿而行之，渐推渐广，以为中国自强之本。
译文
学习洋人的智能技术，目的在于明处是平定内乱，剿除奸徒。暗地里还可充分准备，抵御列强欺侮。列强是几千年来从未有过的强敌。学习他们的才智，购买他们的轮船机器，重点不是为了剿办太平天国，而是着重在陆续购买，为我所有。广东一带，洋人猖獗，实在令人可恨可叹。洋人这样放肆实在有损国家威严。有了轮船机器，就可利用来驯服他们。那么我们的老百性，就可以免遭劫难了。有了这许多机器，从外表看，可以稳定国内人心力量；从深处讲，也可以折损列强侵略我们的预谋。各地都仿效推广，以此作为我们中国自强的根本。
解读
曾国藩虽然在坚挺的外王精神主导下，厌恶夷蛮的气势，但他没有盲目地一概否定，而是看好了敌人的“船坚利炮”。下面这封催请两广督臣赶送洋炮的信件，足以可见一端：
关于合适炮位的品种，最难获得。这次承蒙皇上多次降下旨意，命令两广督臣叶名琛购置洋炮，供两湖水师使用。现已先后运送六百门到楚地，都是真正的洋装和精心挑选检验过能用的大炮。湘潭、岳州两次大胜，确实是靠洋炮的威力。只是原来奉旨购置的千余门，现在只运来六百门，还是不够分配。而且江面难以迅速肃清，还需要增添水师，更需要有洋炮陆续补给，才能收到越战越精的效果。现在应当请求圣旨，催促两广督臣，将应该继续运送的几百门洋炮，赶紧分批运到楚地来，这对在江面上攻打剿杀匪徒，将会大有好处。
外王气象犹在，而使这种气象成为气候，便要实实在在地做实事。同治元年（1862），在曾国藩亲自统领下，安庆内军械所着手制造中国的第一艘轮船。这时，他告诉幕僚们说：
中国要讲求自强，基本要务，第一是革新政治，第二是访求人才。而目下最为急迫的下手工作，就是学会西洋制造船炮的技术。一旦我们学会了船炮的制造，那么洋人的长处我们也有了。无论是与洋人和平相处或相互对敌，我们都可有所倚恃。否则，我们与洋人是没有道理可讲的。无论是仇视他们或感谢他们，终将落得一无是处。
曾国藩这一席话，是有见地的，只是他把洋人的长处，看作惟有“船坚炮利”而已，则未免仍是当时一般世俗的看法了。
总之，科学技术是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首要力量，也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科技的每一次重大突破，都会引发生产力的飞跃和人类社会生活的深刻变革。中国近现代史发展的路径便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尽管放在世界范围内，与曾氏同时代的马克思（1818—1883）提出的“社会的劳动生产力，首先是科学力量”这一伟大论断相比，曾氏的科技思想显得肤浅、直观；尽管没有实现强军御侮富国的目的，但曾氏的科技思想毕竟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新机器、新知识、新希望，有力地推动了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的近代化转型，是曾氏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面向世界近代化的一次伟大尝试，可谓厥功甚伟！诚然，科技强国、工业近代化、国防近代化是中国社会变迁的必然产物，没有曾国藩也会有其他人来着手这些开拓性的事业，但是，历史毕竟选择了曾国藩，这一机遇无疑包含了曾国藩本人的历史主动性和时代使命感。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肯定人民群众对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作用的同时，也高度肯定了精英人物对历史发展的重大作用。曾国藩作为深刻影响近代中国历史的精英人物，在把握契机、洞察动向、深入实践等方面又确实高出于同时代人。
活学活用
曾国藩的：“外王”并没能改变中国落后挨打的状况，他对洋人的“诚”字法也只能为历史所讥笑，他与李鸿章师徒两人都有“卖国贼”的绰号，也非偶然吧。他在信中说：
对于设法防范的事，实无良策。洋人语言不通，风俗迥异。他们助我而来，我若猜忌太重，则无法导迎善气。若推诚相见，又怕其包藏祸心。考虑汉口焚船等案，片言不合，战事立生。嫌衅一开，全局瓦裂。我始终不主张与之会剿之原因，已经考虑得非常透彻了。与共先合后离，不如先考虑好再联合。倘使我军屯驻之处，他们不约而至，实逼处此，我必当谆诫士卒，平日言必忠信，行必笃敬；临阵胜必相让，败必相助。只有嫌退之义，却无防范之方。吾正与粤匪相持，不宜再树大敌，另生枝节。应该容忍谦让，共济艰难，我考虑到的，不知有当万一否。
曾国藩力主“师夷之智”时，其间也有着中国传统人格中“诚”的精神与修养。
曾国藩的思想主干是宋明理学，宋明理学的开山祖是周敦颐。周敦颐把人放在《太阳图说》的中心地位：“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人纯粹至善的最高品质就是“诚”，“诚者，圣人之本”，“圣，诚而已矣”，人极即圣，人极即诚。周敦颐的这一思想当然也有本源，《中庸》指出：
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焉。
所以，人只有诚，并且通过诚，才能认识自己的真实本性，也才能认识其他人的性以及整个世界的性。
曾国藩最得力的门生李鸿章，曾经回忆他老师“待洋人以诚相见之事。”
李鸿章说：“别人都晓得我前半生的功名事业是我的老师曾国藩提携起来的，似乎讲刮洋务方面的事，老师还不如我内行。并不知道我办一辈子外交，没有闹出乱子，都是我的老师一句话指示的力量。从前我老师曾国藩从北洋调到南洋，我未接替北洋，当然要先去拜谒请教他老人家的。老师见到我的面之后，不等我开口，他就先向我问道：“少荃，你现在到了这个地方，是对外交涉第一冲要的关键。现今国势消弱，外国人才联合起来算计我们，有一点小小的错误，就会遗留祸害，影响大局。你与洋人交涉，打算作什么样的主意呢？’我回答说：‘学生正是为了这个问题，特地来向您求教的。’老师对我说：‘你既然来到这里，当然必定会有自己的主见，不妨先说给我听一听。’我说：‘学生也没有打什么主意。我想，与洋人交涉，不管什么，我只是同他打痞子腔，即用油腔滑调来对付他们。’老师于是以五个手指捋着胡须，很长时间不说话，慢慢开口说：‘呵，痞子腔，痞子腔，我不懂得如何打法，你试着打给我听听看好吗？’我想不对，这话老师一定不以为然，急忙改口说：‘学生信口胡说，错了，还求老师指教。’他又顺抹着胡须不放手，很久之后才以眼睛看着我说：‘依我看来，还是用一个诚字为好，诚能感动一切人和事，我想洋人也同样具有这种人情。圣人说忠诚和信守可以实行于少数民族那样不开化的人们，这绝对不会有错的。我们中国现在既然没有实在力量去与洋人相抗衡，无论你如何虚强造作，洋人是看得明明白白的，都不会产生什么实际效果的。不如老老实实，推诚相见，与洋人平情说理；这样做虽然不能占到洋人的便宜，或许不至于吃亏。无论如何，我们的信用身份，总是站得住脚的，脚踏实地，失误也不至于太远，想来比痞子腔，总靠得住一点。’我碰了这个钉子，受了这番教训，面子上实在过不去。然而回过头来用心仔细一想，觉得我老师的话实在有道理，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我的心中立刻有了把握，急忙应声说：“是是，学生一定遵循信奉老师您的训示办理。’后来办理对外交涉事务，不论是英国和俄国还是德国和法国，我只是捧着这个锦囊妙计，用一个诚字，同洋人相对，果然没有差错，而且有收得大效的时候。古人所说的一句话可以终身行事，真有这个道理。要不是我的老师曾国藩的学问和经国济民之术高深，如何能这样一语中的呢？”
李鸿章在这段话中，阐述了曾国藩对外软弱妥协的基本方针对他的深刻影响所在，的确，李鸿章作为曾国藩事业上的忠实继承人，在对外交涉方面体现得尤其充分，中国近代史上许多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尽管是由清朝国势微弱所决定了的，但他与他的老师曾国藩一样，错误地将处理国内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忠信笃敬运用于处交事务，幻想西方列强发善心，在对华侵掠问题上有所收敛，结果适得其反。
这是曾国藩和李鸿章成为近代中国一个悲剧式人物的基本原因所在。
智慧金言
可见诚不仅是一个道德问题，也是一个认识论的问题，不能做到诚，即不能认识自己，也不能认识他人，更谈不上认识整个世界。人做不到诚，也就只是一个凡人，当然做不了曾国藩所说的“第一等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