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泽和纪鸿曾请教过父亲，他们问，一个人具备了某一方面的专长，是否还应具备其他方面的专长呢？曾国藩回答他们：这是断断不可能的。比如韩愈的诗文就并无阴柔之美；欧阳修的文章也缺乏阳刚气，他们两位人手笔尚且不能兼而有之，更何况一般的人呢？凡是说某人兼备众人所长，那其实就是说他没有一个方面的长处。在问及文字如何才能达到纯熟时，曾国藩以为这需要极力揣摩，下切实的功夫；但是青少年作文，总贵气象峥嵘。这就是苏东坡所说的“蓬蓬勃勃如上气”，你肯定见过开锅上的水蒸气，那些水蒸气在烈火的炽烤下倾尽全力往外冒，那么勇敢、那么坚毅、势不可挡。那份热情，那种爆发力，那股冲劲儿不就是青春少年的象征吗？
少年人作文就不应仅仅在揣摩上下功夫；要应该在气和势两个方面下功夫。在古代，一般的文章偶句多一些，单句少一些，段落多一些，分股少一些，真正作文起来，就不必拘泥于考试上的作文格式。文章可长可短，短则三五百字，长则八九百字甚至一千字。如果是论说文，即可以说清道理，也可以谈古论今，引史用典，都没有什么不可以。总之拘束要少一些，气势拓展的开一些，笔势不妨用得强一些，这样才能无拘无束自由自在。越是拘束就越感到紧张，越感到紧张文章也就越是板滞。
在阴阳五行中，气势属于太阳，最为难能，正因为难能所以才可贵。自古以来文人们虽然都偏重于其他方面，但没有人在气势上痛下功夫的。
曾国藩曾对弟子等言：“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以救世也。”曾国藩所扛旗的“桐城派”，亦主张文以载道，因文见道。
近人大多只看到曾国藩仅是一个文学家，其实不然，曾国藩在教导人做学问方面，主张义理、考据、辞章、经济四方面都要兼顾，其治学道路很开阔，又能做到做人治学二者并重——通经学而立身可为师法的人，不偏重哪一边。在他的家书家训中有不少方法对此加以指点，虽然这种指点很谦和，没唱什么高调，但也很亲切。就像他说的那样：治学贵在有恒心，读一本书时要从头到尾通盘细读。其实读书如果不能从头到尾通读，无论是讲用科学方法也好，还是提倡本位文化也好，总之都是空论，并非真正的学问。
曾国藩有所谓“笔阵”的说法，认为自古以来的诗家、文学家和书法家，都有笔阵之说。作字的道理和奥妙，都以笔阵为主，如果直能有气势，横能见力，则很好。可见他说的“笔阵”是体势、气三者的融和的结合和巧妙的运用。曾国藩关于“得势”、“气盛”、“神行”的见解，是他论书法的核心，也是他论书法的最精彩处。
但他同时主张雄奇之气须藏而不露，“寓沉雄于静穆之中，乃有深味”；达之于笔墨的字，必须抑势掩蔽，锋芒不可太露。这也是深得底里的见解。
当然，曾国藩并不一味主张雄奇，他还看到雄奇之外的另一种风格。他看刘文清公《清香堂帖》后，认为他略微得到自然之趣。才悟出文人技艺的最佳境界有两点，一是雄奇，一是淡远。作文是这样，作诗也如此，写字也是这样。他主张，写字最先要有挺拔俊逸才气韵，其次得有自然之走势。作字的要领，须险和相生，缺一不可。他归终认为：“如果能够寓雄奇于淡远之中，是再好不过了。”
概而言之，于雄奇和淡远，或刚健和婀娜两种不同风格，曾国藩极想揉而为一，而以雄奇刚健为骨，淡远婀娜为表，做到七韵无声、五和常淡。——这就是他自己所说“珠圆玉润”的艺术效果“珠圆玉润”，当然不仅指侧勒掠磔等用笔方法，更指字的体和势。曾国藩于书的艺术观，概括了八句话：
点如珠，画如玉；体如鹰，势如龙；内跌宕，外拙直；鹅转颈，屋漏痕。
“内跌宕，外拙直”，当是内刚外柔、内雄外淡的意思，这与曾国藩的性格和人品完全相通。
活学活用
由于曾国藩亮出了救护名教的旗号，迎合了社会巨变时代的传统守旧心理，也由于曾国藩的礼贤下士，擅纳同类，因此，一大群和曾国藩的经历、志向、精神状态都颇为相近的文士们纷纷麇集其周围。这些文士为曾国藩屠杀太平军、捻军出谋划策、摇旗呐喊，也和曾国藩一道诗酒酬酢、论文说道。
在曾国藩之后继承了他的衣钵的，是他的学生辈，特别是所谓曾门四弟子——张裕钊、吴汝纶、黎庶昌、薛福成。在学生中，曾国藩最看重的是张裕钊、吴汝纶的文章，认为他们能把自己的文事发扬光大。这一点曾国藩没有看错。张、吴二人于荣利较为淡漠，因此较早退出仕途。相比之下，黎庶昌、薛福成则较热衷于实际功业，他们甚至公开宣言文士不足为，只在偶然失意时才暂时记起曾国藩在他们早年时说的唯有文章才足以传世的遗训。因此，在文学的自觉性上，他们远不如张裕钊、吴汝纶。当然，从总体而言，曾门弟子毕竟在新形势下继承和发展了曾国藩的文论主张，使桐城文派的创作，再次掀起了一个小小的高潮。
曾国藩死于同治末年，此后的局势日趋严峻。两次鸦片战争失败，使深谙清政府无能的西方列强步步进逼，一场场在清政府掣肘之下可胜反败的战争，一个个辱国丧权的条约，一次次令人惊心动魄的割地狂潮，令昔日被瓜分宰割的梦魇，变成了事实！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呼唤着变法图强。曾门弟子便都怀着强烈的爱国心，将积敝积弱、危在旦夕的局势告诉世人，警诫世人。
黎庶昌为南明永历抗清殉节的大臣何腾蛟编年史所写的《何忠诚公编年纪略书后》后，竟不避忌讳，坦言直叙：
王师入关后，放兵南下，触之者皆若焦熬投石已耳，独公坚不可撼。使史公督师江上时，即已能如公之守全州、守桂林，则扬必不失，扬不失，而金陵尚可有为，不或二公者易地以守，明之亡不亡，未可知也！晋画守淮，决于淝水一战；宋主和议，丰于顺昌、朱仙镇两捷，从古未有不战而能自立者。
……
这哪里是在谈历史，分明是在影射当局不思自强，而把全部希望押在议和之一着上，这样，文末的“废兴之际，虽曰天命，亦岂非人事措注（措置）有善不善哉”的感慨，实际是向清帝建议启用人才以图自强了。薛福成在出使法国，参观巴黎油画院时，见到院中陈列的描绘普法战争中法军遭炮击的惨状，便领悟到这是在“昭炯戒，激众愤，图报复”；吴汝纶在为友人所作的《矢津昌永（世界地理）序》中盛赞弱小国家和民族不甘屈服于列强侵略的精神：“伟哉！飞列滨、特兰斯洼尔，弹丸地耳，不甘为人领，奋起以犯强大国之锋，虽势不敌，要尽国雄也”，都包含着激励国民自强、向列强报仇雪恨的深意。
曾门弟子有着灼热的爱国心，但他们不是狭隘简单的排外主义者，从林则徐直到曾国藩的“师夷之长技”的思想为他们所继承、发展，因此变法图强也就成了他们散文作品中的一个重要内容。薛福成《筹洋刍议》中的《变法》一篇，说古道今，横观中外，反复论证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之必要，驳斥鼠目寸光的守旧派的迂执之风。他大声疾呼：“夫欲胜人，必尽知其法而后能变，变而后能胜，非兀然端坐而可以胜人者也。今见他人之我先，猥日不屑随人后，将跬步不能移矣。”
他深信放开眼界的中国人不仅可以而且必然会赶上或超过西方列强：“以中国人之才智视西人，安在其不可以相胜也！”流露出强烈的民族自信心。张裕钊在送黎庶昌赴英任参赞时的《送黎莼斋使英吉利序》中亦反复申述“穷则变，变则通，而世运乃与为推移”的道理，语重心长地叮嘱黎庶昌不可“拘旧守故”，相反，应当善于观察，“得其要，得其情，而吾之所以应之者，乃知所设施”，明确地提出了学习西方以对付西方侵略的主张。至于吴汝纶为学生父亲所作的《弓斐安墓表》，从弓的善于建筑、耕殖，联想到西方人正以此富国强本，认为“今国家方议变法，变法莫急于治生”，赞扬弓于国家的贡献远非那些死读高头讲章、剽窃陈词滥调以博取个人功名者所可比拟。
薛福成出使英国游览避暑胜地布赖顿时，因坐电车，感叹其“风驰云迈，一瞬千步，制造之功，逾于火轮”，从而激起“数百年后，其将行之我中国乎”的联想和期望，也都从各个侧面，反映了曾门弟子对于变法自强的渴望。他们以自己的创作与整个社会行进的步伐桴鼓相应，这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曾国藩“经济”思想之熏陶。
在讲到曾门弟子散文的雄放风格时，我们必须特别注意薛福成。他少有经世大志，在时代风气的促使下，广泛地学习致用实学。入曾国藩幕后，较留心洋务，后来出任英、法、比、意等四国大臣，任左副都御史。这种经历，打开了他的眼界，使他的思想由主张变法进而发展到要求改良，是曾门弟子中最为激进的一个。因此，他的文章饱含激情，雄辩有力，条理分明，文笔亦常至为浅白，这是曾门弟子中最突出的一个特点。如《变法》中说：
西洋诸国，恃智力以相竞，我中国与之并峙，商政矿务宜筹也，不变则彼富而我贫；考工制器宜精也，不变则彼巧而我拙；火轮舟车电报宜兴也，不变则彼捷而我迟；约章之利病、使才之优绌、兵制阵法之变化宜讲也，不变则彼协而我孤，彼坚而我脆。
……
在这里，我们已经可以看到梁启超等人在戊戌变法前后所创立的那种笔端富有感情、条理清晰、文白间杂的“新民体”的雏型了。可以说，薛福成所代表的文体，实在是从典型的桐城古文发展到“新民体”，发展到现代散文文体的中介和桥梁。
当然，拿曾门弟子的文风与乃师相比，我们还是不难觉察出两者之间的差异的。曾国藩以“在籍侍郎”的身份，得清帝授意，振臂一呼，应者影从，依靠着传统的力量，居然绞杀了太平天国的革命。半是幻觉半是现实的“同治中兴”，为行将崩坍的清政权涂上了最后一层迷人的色彩，也使这种回光返照式的奇迹的制造者曾国藩，对自己、对传统的无所不能充满自信。因此，他敢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敢于热衷于“鄙弃礼教”的《庄子》、“违异圣人自得之乐”的《史记》、柳宗元文。他的文章，也有着一种汉儒式的“匹夫而为天子师”的自尊乃至踞傲，雄肆的文风中多少有点霸道和蛮横之气。但曾门弟子却不能做到这一点。“中兴”的光环褪了色，剩下的是一派萧杀颓败的景象；变法自强的呼唤、建功立业的憧憬，在无情的现实面前，一次又一次地被碰得粉碎。于是，他们对国家的前途、对传统思想传统道德观念的命运、对自身都产生了一种隐隐约约的失落感、绝望感。张裕钊的《唐端甫墓志铭》中写道：
逮咸丰初兵起，区寓靡沸，东南尤被其毒。诸人士死亡转徙，典籍焚毁，斩焉无遗，学者亦益废坏，物盛而衰，乃至于此！其后虽以曾文正公削平寇乱，兴起儒学，然薨逝会不数年，而人物荡然，岂人文与时兴废，固天实主之，而不可强者耶？
……
端甫是唐仁寿的字，他也曾经是曾国藩幕府中的人，精于六书音训之学和校勘，常与张裕钊等人一齐杯酒高谈，从容赋咏。曾国藩死后，幕中的士人们或死或散，或以年老而杜门不出，一片凄凉。张裕钊对唐仁寿之死而产生的伤感迷惘，正集中代表了曾门弟子的“将军一去，大树飘零”式的寂寞之情。既然曾国藩当年的雄肆文风赖以产生并存在的环境、心理状态都起了变化，曾门弟子也只好在继承中寻求通变之路了。他们从桐城先辈特别是方苞那里取来了“雅”以中和曾国藩之“雄”，于是，他们的散文创作里，就在雄健之中或多或少地渗杂着典雅超逸的气象了。
蒋介石在黄浦军校任校长时，常以曾国藩的《爱民歌》训导学生。他说，曾国藩能无往不胜，是他的道德学问、精神信心胜过敌人。是曾国藩“文以荷道”的典型之作。
荷道的道理何在？要想真的读好书那就暂时不读书，走出你的小书屋，到实践的大课堂上去。文不对题，读空书、做死文的人大有人在。一旦走上这个轨道，书不但读不好，读不懂，而且把人也废了。
抱住书本不放，轻视实践的人，真是颠倒了书本和社会需要的关系。荷道的高明之处在于：彻底抛弃这种空对空的做法，提倡以实践为准，以实践求真。
这个道理，古往今来莫不如此！
历史告诉我们，真正在科学和历史上有大贡献的人，都是极重实践的，正是从实践中他们才写出了一部部的书。
在古代，书呆子并不算少。唐代的诗人李白，在漫游山东时，便碰到过一些。为此，他写了一首描绘这种书呆子的讽刺诗。大意是这样：
山东的老头谈论起《五经》，
满头白发只知道死啃章句。
你若问他治国的策略、方法，
迷里迷糊就好像掉进雾里。
脚穿着孔丘游列国的鞋子，
头戴着方方正正的帽子。
慢慢吞吞地直着腿走路，
还没迈开步便扬起尘土。
像当年秦国的丞相李斯，
就看透这种人不通时世。
他们哪配和叔孙通相比，
也不配和我们一起并提…
国家的大事一窍不通，
还不如回到老家去种地。
我们看，这样的人不是越读越蠢吗？
智慧金言
读书读到头发都白了，还是只知道摇头晃脑地咬文嚼字。你若问他读书是为了什么，他感到这是个怪问题；你若直截了当地叫他谈谈治国的理想和办法，他就会来一套“子曰……圣人有云……。”总之，越说越糊涂，越说越叫人摸不着头脑：因为连他自己也如同掉进了烟雾的深渊里，昏头昏脑，晕头转向。
学以致用，便是荷道，便是为国为民做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