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学活用
说到曾国藩的文章，在世界获得许多博士头衔的胡适，也是大发感慨，他曾说：
《申报》出世的一年，便是曾国藩死的一年，曾国藩是桐城派古文的中兴第一大将。但是他的中兴事业，虽然是很光辉灿烂的，可惜都没有稳固的基础，故都不能有长久的寿命。清朝的命运到了太平天国之乱，一切病状一切弱点都现出来了，曾国藩一班人居然能打平太平天国，平定各处匪乱，做到他们的中兴事业。但曾国藩的中兴事业，虽然延长了五六十年的满清国运，究竞救不了满清帝国的腐败，究竟救不了满清帝室的灭亡。他的文学上的中兴事业，也是如此。古文到了道光、咸丰的时代，空疏的方姚派，怪僻的龚自珍派，都出来了，曾国藩一班人居然能使桐城派的古文忽然得一支生力军，忽然做到中兴的地位。但“桐城——湘乡派”的中兴，也是暂时的，也不能持久的。曾国藩的魄力与经验确然可算是桐城派古文的中兴大将。但曾国藩一死之后，古文的命运又渐渐衰微下去了。曾派的文人，郭嵩焘，黎庶昌，俞樾，吴汝纶……都不能继续这个中兴事业。
从西汉至清，读书人作学问约有三条途径：一是义理之学，一是考据之学，一是词章之学。各执一端，相互诋毁。曾国藩以为，义理之学，学问最大。若想研究义理，就要阅经读史；如果学经就应当专守一经，学史就应该专熟一代。读经应以寻求义理为本，以考据名物为末。所谓专攻一经，就是不能全面读懂，就决不看下一句；今天没有读懂，明天继续读；今年没有精通，明年继续读。这就是耐心。
曾国藩深知：一个人的学问、事业和师友的影响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所以他平生十分注重拜师访友，其中太常寺卿唐鉴，给他一生的治学和思想都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唐鉴，字镜海，湖南善化人，自幼就勤奋上进，“少而迈异精勤，嗜学如渴”。嘉庆十二年（1807）中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后历任检讨、御史、府、道、臬、藩等官，道光二十年（1840）内召为太常寺卿。唐鉴服膺程朱之学，是当时义理学派的巨擘之一，蜚声京门。唐鉴“潜研性道、宗尚洛闽”，继承北宋理学大师程颢、程颐兄弟开创的洛学学派和南宋理学大师朱熹创立的闽学派，和清代大学士倭仁同以理学相号召，有“理学大师”之美誉。当时许多知名学者都曾问学于他。
道光二十一年（1841），曾国藩从北京琉璃厂购得一套《朱子全书》。为了弄清治学的门径，他登门拜唐鉴为师，见唐鉴“陋室危坐，精思力践，年近七十，斯须必敬，盖先儒坚苦者匹，时贤殆不逮矣”。这种表里如一的治学方法，给予曾国藩以极大的促动。于是，他向唐鉴请教“检身之要，读书之法”。
唐鉴告诉他：束检身心，读书明理，“当以朱子全书为宗”，“此书最宜熟读，即以为课程，身体力行；不宜视为泛览之书”。教育曾国藩：“治经宜专一经，一经果能通，则诸经可旁及。若遽求兼精，则万不能通一经。”为了更好地认识理学的重要地位和关键作用，唐鉴还对传统学术文化的结构作了如下的比较与论述：“为学只有三门：曰义理，曰考核、曰文章。考核之学，多求粗而遗精，管窥而蠡测。文章之学，非精于义理者不能矣。经济之学，即在义理内。”
他又说：“经济不外看史，古人已然之迹，法戒昭然，历代典章，不外乎此，”并指出只要能在义理上痛下工夫，其余文章词曲，都是末流小技，毫无难处。引文中的“经济”一词，是经世济用之学的简称，又称作经世致用之学。当时，“经济”的含义十分广泛，囊括了政治、经济、军事、天文和地理等各方面的知识，与今天所运用的“经济”含义，有着很大的不同。
唐鉴的一番高论，对曾国藩来说，实乃至理名言。这使他初步贯通了毕生为之追求的治学目标和途径。在拜谒唐鉴之前，他所作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应付科举考试，以博得功名，治学内容限制在八股文和试贴诗的狭小范围之内。道光十五年（1835），他初次入京会试，见识稍广，由时文而专心于古文，“尤好黎韩氏之文，慨然思蹑而从之”，由文学而精进之于“道”，是在岳麓书院学习中，有所了解的。但那时，他似乎还未彻底明白“道”的深刻含义，因而常以“无失词臣体面”为满足。
唐鉴的教诲使他茅塞顿开，耳目一新，明白了所谓“道”是一种义理之学，求“道”应以《朱子全书》为根本，最终确立了以理学为其治学的目标。这一求道过程，在他的日记和书信中都有反映。他在求师唐鉴当天的日记中不无感慨，“听之，昭然著发蒙也”。他在给贺长龄的信中说：“国藩本以无本之学寻串逐响，自从镜海先生游，稍乃初识指归。”
在以后写给诸弟的信中，对其治学道路则更有一番总结性的阐述：“近得一二良友，知有所谓经学者，经济者、有所谓躬行实践者；始知范、韩可学而至也，马迁、韩愈亦可学而至也；慨然思尽涤前日之污，以更生之人，以为父母之肖子，以为诸兄弟之先导。”因此，他立志要在理学上面下功夫，“考信于载籍，问途于五经，苦思以求其通，躬行以试其效”，这对于他的伦理道德及克己省复都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宋代理学家推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信条。在《大学》一书中有言“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这个思想影响后代无数的文人。
曾国藩为使其能成为理学大师，便按照理学家“修齐治平”的理论，从“静”、“敬”、“慎独”下手，于是在“修己”上下了一番苦功。
唐鉴也谈到了“检身之要”。告诫他要想深刻理解“道”，必须“熟读”《朱子全书》，最切要处，在于不“自欺”，并举倭仁的例子说：他每天从早到晚，饮食言行，都有札记；凡是思想行为有不合于义理的，全部记载下来，以期自我纠正。并希望曾国藩能引以为榜样，将读书和修身结合起来，同时进行。
倭仁是以学承正统，德高望众的理学名臣资历而被“命授皇帝读”的。就倭仁的思想特征而言，他以程朱理学为主体，兼取思孟学派及陆王心学的某些观点，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倭仁不仅对理学具有自己深刻领悟，重要的是他的自身道德修养与封建社会的道德规范达到了高度的和谐，因此为士大夫所折服。
唐鉴和倭仁的见解，指出了理学“修己”的真谛。所谓“几”，即思想或事物发展过程中刚刚显露的征兆和苗头。“研几”就是要抓住这些苗头，捕捉这些征兆，不失时机地去认识、发现其发展趋势，以及它们间的相互联系。通过“克己省复”，将一切不符合封建圣道的私心杂念在刚刚显露征兆时即予以剔除，以便自己的思想能始终沿着先贤所要求的方向发展，并将学术、心术与治术三者联为一体，使学问得到增长，道德水平日益提高，从而逐步体验和积累治理国家的政治经验和才能。这就是理学家“修齐治平”的一套完整理论。
曾国藩按照唐鉴、倭仁的教诲，按照从道德自省到经邦治国的法则身体力行，使自己的思想与人格得到升华。
于是，在与倭仁会面的当天，他便立志“自新”。除继续按照唐鉴教诲的方法读书外，他开始学习倭仁，在“诚意”和“慎独”上下功夫。
曾国藩将所写的日记，定期送与倭仁审阅，并请他在上面作眉批，提出不客气的批评。虽然这种楷书日记还没有写满一年，因道光十三年（1843）七月，他出任四川乡试正考官，旅途匆忙，日记遂改用行书。此后的日记也没有再请倭仁批阅；但在日记中时时自讼自责的精神，却一直维持终生不变。他天天要求自己以理学的道德自省和经邦治国的要求监视自己，教训自己，也就因为这个缘故，使他在封建的伦理道德方面和他所献身的事业中，一天天的进步。
曾国藩原本体质孱弱，自学习理学家的“躬行实践”的修身方法以来，刻刻留心，无时不惧，因此每天高度紧张，心理压抑，甚而失眠、咯血。再也无法继续坚持下去了。既要效法圣贤，立志自新，又不能一成不变地按照理学家修身养性的方式达到理想的境界，这就造成了曾国藩在治学途径上的两难选择。是否就此放弃对理学的苦苦追寻呢？
曾国藩在徘徊，在思索。他在咯血后不久，在写给弟弟们的信中说：“天即限我不能苦思，是天不欲成我之学问也。故近日以来，竟颇疏散。”但他并没有放弃对理学的追求，在同封信中他表示：“读经以研寻义理为本，考据名物为末”，“吾以为欲读经史，但当研究义理，则心一而不纷。是故经则专宗一经，史则专熟一代，读经史则专主义理，此则守约之道，确乎不可易者也。”这表示他对理学并无轻视的态度，仍然一往情深，执着追求。他依然坚信，理学在儒学的全部文化领域中具有核心地位与支配作用。但是，经过前一段的“慎独。”实践，他感到理学那套“克己省复”的工夫与治学方法对自己不合适，在理学的追求上应另辟蹊径。
曾国藩经过深刻的反思后，终于找到了适合自己治学的方法：一是将研讨理学的主要目标定在领会其精神实质，即所谓“粗识几字，不敢为非以蹈大戾”，不再盲目效法地入练“静”字工夫；二是治学内容以理学为经，博采众说；即使钻研理学也不仅限于《朱子全书》，还兼顾宋代其他理学家的著作。这种变化，使曾国藩迈出了理学经世途中关键性的一步。博采众家之说，以撷取精华而汇聚于理学，从而在学术见解、道德修养和政治思想上都步入了一个新的境界。
智慧金言
曾国藩十分善于学习，一是向古代典籍学习，一是向今世前辈友朋请教，还向古人请教。他对范仲淹的“荷道”——文以天下大事为己任很是景仰，号召弟子们学习效法。他说：
范仲淹在做秀才的时候，就把天下的忧乐兴亡作为自己的责任。况且现在南北边境不断传来警报，旱灾连年不断，天灾人祸，四面八方多次出现，在这种时候，不可说天下无事啊！我们不能为朝廷国家献出一言，说出一个救时的计策，只知道在书本中寻章摘句，从容不迫地讲求繁琐礼节，认为国家弄到这个地步，责任不在自己。照这样年复一年月复一月，就是时机到了也不能有所作为，大事完成不了而陷于疏忽沉迷，那么我们平生所学的东西，又有什么益处呢！
上天降临下来的大祸，使宫殿廷堂变成灰烬，十日之内，宫殿相继烧毁。这固然是奸贼大臣擅权肆恶，使阴阳失去了平衡。而祸害起源应该在于朝廷。重新兴建又要大兴土木，受害的还是老百姓啊。宣府、大同一带的地方官僚，竟与敌人暗中勾结，接受贿赂，没有一点做人的道理。我们因心中耿郁不欢，有事就向当道者直言不讳，他们也渐渐有所畏缩。但现在朝廷之中，欺骗君王的计策通行无阻，而卖官的事情到处传闻，不能不使我们感到忧虑啊！
学以致用，便是荷道
原文
三古盛时，圣君贤相承继熙洽，道德之精，沦于骨髓，而学问之意，达于闾巷。是以其时置兔之野人，汉阳之游女，皆含性贞娴吟咏，若伊莘、周召、凡伯、仲山甫之伦，其道足文工，又不待言。降及春秋，王泽衰竭，道固将废，文亦殆殊已。故孔子睹获麟，曰：“吾道穷矣！”畏匡曰：“斯文将丧！”于是慨然发愤，修订六籍，昭百王法戒，垂千世而不刊，心至苦，事至盛也。仲尼既没，徒人分布，转相流衍。厥后聪明魁桀之士，或有识解撰著，大抵孔氏之苗裔，其文之醇驳，一视乎道之多寡以为差；见道尤多者，文尤醇焉，孟轲是也；次多者，醇次焉；见少者，文驳焉；尤少者，尤驳焉。自荀、扬、庄、列、屈、贾而下，次第等差，略可指数。
译文
夏、商、周三代盛时，圣明的君主和贤能的辅相们世代相传，社会安定繁荣。道德的精义深入到人们心中，讲求学问的风尚普及到市井乡间，因此，那时哪怕是捕兔子的乡野之人，以及汉江边游玩的女子，都天性淳厚贞静、善于吟咏感受的情绪。至于像伊莘、周召、凡伯，仲山甫这些人，他们的德行完美，文才精工，自不待多说。到了春秋时期，君王的恩泽衰落枯竭，道义本身就将废弛，文章也就变化了。所以孔子目睹了人们捕获麒麟，就叹息说：“我崇尚追求的大道完结了呀”。被匡人威胁，就说：“古代的礼乐制度要丧失了”。于是慨然发愤，修订大经。昭示百代称王所需的法则，使之流传千世也不更改。真是用心良苦之至，事业盛大之极呀。孔子去世之后，他的门徒们四方分布，不断传授，演进孔子学说。后来的聪明杰出的人才，有那些多见解擅著书的，大体上都是孔子的传人呀。他们的文章醇厚或驳杂，与他们对道德礼仪见识的多少而有不同。掌握大道特别多的，他的文章醇厚深沉，孟轲就是这样的人。掌握大道较多的，文章内容就浅薄明显一些。掌握大道少的，文章就有些驳杂浮泛。掌握大道最少的，文章就驳杂虚浮得最厉害。自荀况、扬朱、庄子、列子、屈原、贾谊之下，聪明杰出、擅长撰文的人们的高低次序，基本上可以标示出来。
解读
人在少年，总是那样生机勃勃，意气风发，走不完的路，说不完的话，做不完的梦。人生刚刚展开，很多美妙的事物就在前面，没有顾忌，没有束缚，顺着一条路笔直走下去，你就会走到太阳里去。不！少年本身就是太阳，正在上升的太阳，云蒸霞蔚，光芒万丈。
在这花一般的年龄里，又该如何作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