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策》
原文
司马错与张仪争论于秦惠王前。司马错欲伐蜀，张仪曰：“不如伐韩。”王曰：“请闻其说。”
对曰：“亲魏善楚，下兵三川，塞轘辕、缑氏之口，当屯留之道；魏绝南阳，楚临南郑，秦攻新城、宜阳，以临二周之郊，诛周主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救，九鼎宝器必出。据九鼎，按图籍，挟天子以令天下，天下莫敢不听，此王业也。今夫蜀，西辟之国而戎狄之长也。敝名劳众，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为利。臣闻：‘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而王不争焉，顾争于戎狄，去王业远矣。”
司马错曰：“不然。臣闻之：欲富国者，务广其地；欲强兵者，务富其民；欲王者，务博其德；三资者备，而王随之矣。今王之地小民贫，故臣愿从事于易。夫蜀，西辟之国也，而戎狄之长也，而有桀、纣之乱。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也。取其地，足以广国也；得其财，足以富民。缮兵不伤众，而彼已服矣。故拔一国，而天下不以为暴；利尽西海，诸侯不以为贪。是我一举而名实两附，而又有禁暴止乱之名。今攻韩劫天子，劫天子，恶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义之名，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危！臣请谒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齐、韩、周之与国也。周自知失九鼎，韩自知亡三川，则必将二国并力合谋，以因乎齐、赵而求解乎楚、魏，以鼎与楚，以地与魏，王不能禁。此臣所谓危，不如伐蜀之完也。”
惠王曰：“善！寡人听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蜀主更号为侯，而使陈庄相蜀。蜀既属，秦益强富厚，轻诸侯。
译文
司马错同张仪在秦惠王面前争论。司马错主张攻打蜀国，张仪说：“不如去攻打韩国。”秦惠王说：“请让我听听你的攻打韩国的主张。”张仪回答说：“我们秦国先亲近魏国，交好楚国；让魏国封锁南阳，截断屯留之道，使韩国同它的上党郡隔绝；让楚国进军南郑，堵住辕、缑氏的险要道口，截住南阳的军队；我们出兵三川，攻打新城、宜阳，一直打到东西二周的郊外，声讨周君主的罪恶，然后再侵占楚国、魏国的土地。周自知不可挽救，一定会献出九鼎宝器。我们据有了九鼎，再掌握了那里的地图和户籍之后，就可以挟制周天子，以他的名义号令天下，各诸侯国自然没有一个敢不服从的，这可是帝王的大业啊。而那蜀国，是西部的僻远之地的小国，只是戎人、狄人的首领罢了，出兵攻蜀，白白地劳师动众，不足以成就什么功名；得了蜀国的土地，也算不得什么利益。我听说：‘要争名的须在朝堂上，要争利的当在集市中。’当今三川、洛邑，才是天下的朝堂和集市呢，大王您不去这些地方争夺，反而要同那戎狄争夺，这就离帝业太远了。”
司马错说：“不对。我听说过这样的话：要想国家富强，必须要开拓疆土；要想兵力强盛，必须使百姓富足；要想做帝王，必须使恩德广布；这三项条件齐备了，帝王的事业自然就随之而成了。现在，大王的国土既狭小，百姓又贫穷，所以我希望先做简单易行的事。那蜀国，是西部偏僻地方的国家，又是戎狄的首领，并且还有夏桀王、殷纣王那样的祸乱，凭着我们秦国去攻打它，那真像驱使豺狼追逐羊群一样啊！占领了蜀国的土地，就可以扩展我国的疆土；得到蜀国的财富，足以使人民富裕。打一仗不至于伤害许多人，那蜀国就已顺服了。所以说，我们攻下一个国家，天下的人也并不认为我们残暴；取尽蜀国的财富，各国诸侯也并不认为我们贪婪。这就是说，我们用兵一次，却能名利双收，还博得了制止暴虐、平定叛乱的好名声。现在要去攻打韩国，胁迫天子；而胁迫天子是个很坏的名声啊！而且未必得到什么好处，倒落了个不义的名声。要知道，去攻打天下的人所不愿攻打的国家，是很危险的！请允许我陈明那危险的理由：周天子现在还是天下的宗室，而齐国又是韩国的友邦。周国如果自知要失去九鼎宝器，韩国自知要失掉三川，那么，二国一定会同心协力对付我国，并且还会借助齐国、赵国的力量，请求楚国、魏国撤兵。周国若把九鼎送给楚国，韩国把土地送给魏国，大王您是不能制止的。这就是我所说的‘危险’，不如伐蜀的计划完善。”秦惠王说：“讲得好！我听您的。”
秦国终于出兵攻打蜀国，秦惠王二十二年十月攻取了蜀国，平定了蜀国的内乱，蜀国的君主改称为侯，秦国又派陈庄去做蜀相。蜀国归属秦国后，秦国就更加强盛起来，简直不把各国诸侯放在眼里。
解读
巴、蜀是两个小国，在秦的西南方。公元前316年，巴、蜀冲突，同时向秦求援。由于这时东方的韩国正向秦发动进攻，在先出兵抵抗韩军，还是先取巴、蜀的问题上，秦国大臣间展开了辩论。司马错认为：先伐蜀可以取得蜀国的土地、物资，而又不易引起诸侯的注意，可以收到“富国”、“强兵”、“广地”的实效；若先伐韩，则会落个“劫天子”的恶名（名义上的“周天子”就在去韩国必经的路上），遭到齐、楚、赵、魏等国的干预。张仪则主张先伐韩，认为伐韩影响大，可以耀兵中原，“挟天子以令天下”，一举而成霸业。惠文王听取双方提出的理由以后，决定先伐蜀。秦军先后消灭蜀、巴，为最后统一中国准备了物质条件。
这是一篇以驳论为主的文章。双方针锋相对，句句紧扣，在情在理，精辟透彻，值得学习。
活学活用
从为秦国建立“王业”的目的出发，就秦国当前的主攻方向问题，张仪与司马错展开争论。辩论双方在论证各自主张时，都紧扣“利弊”二字，阐明自己的观点。
张仪力主“伐韩”。出兵三川，进逼周室，“据九鼎，按图籍，挟天子以令天下”，一举称霸，功大利近。他描绘的前景，颇为诱人。正面论证伐韩之利后，再从反面论证伐蜀之弊。蜀地偏僻，戎狄之长，荒远贫瘠。胜了，“不足以成名”；取地“不足以为利”。无名无利，且“敝名劳众”，其弊大矣。
司马错主张“伐蜀”。先以“不然”二字斩钉截铁地否定了张仪伐韩的主张。然后正面立论，指出建立“王业”的三个前提条件：地广、民富、德博。而秦国的现实则是“地小民贫”，“地小”则需广地，“民贫”则需取财，欲“德博”则需树美名。基于当时的客观现实情况，应先选择易于成功的事做。接着从正反两方面进行纵深论述，一一揭示伐蜀之利，攻韩之弊。先论伐蜀的有利条件：“西僻之国”，“戎狄之长”，“桀纣之乱”，伐蜀适逢其时。既有攻伐的口实——“禁暴止乱”，又有必胜的实力——如“狼逐羊群”。终言其利：取地、得财、获美名，一石三鸟，何乐不为？然后从反面揭示伐韩之弊，不仅得恶名、无实利，还可能使秦处于被动危险的境地。对周、韩、楚、魏四国的政治交易与联合抗秦，虽属推论，却切近事实。伐蜀“易”而有利，伐韩“危”而多弊，立论坚实，分析透辟，很有说服力。
二人的论辩风格大相径庭：张仪蹈空踏虚，高谈阔论，词语华美，耸人听闻，颇具诱惑力；而司马错则沉着冷静，注重实际，不以放言高论蛊惑人，而是实事求是，以理服人。张仪纵横家的风采与司马错务实政治家的风范，都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