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听说过这样的话：修养自身是有智慧的标志，乐善好施是仁义的起点，慎重对待索取与给予是守道义的表现，如何对待耻辱是断定一个人是否勇敢的标准，树立名节是修养品德的终极目的。士人具备这五种德行，就能立足于世，列入君子的行列了。所以说，灾祸没有比贪图私利更惨痛的了，悲伤没有比心灵受到创伤更痛苦的了，行为没有比使祖先受辱更丑恶的了，耻辱没有比宫刑更大的了。受过宫刑的人，没有什么人愿与他同列，这不是一朝如此，由来已久了。从前卫灵公同孔子出游时由宦官雍渠陪乘，孔子对此感到耻辱离开卫国，去了陈国；商鞅通过景监的引荐见到秦孝公，赵良为此感到寒心；赵谈做文帝的参乘，袁盎为此郑重地劝谏文帝：自古以来，人们就以做宦官为耻。即使才能很平庸的人只要有了同宦官相牵连的事，没有不感到羞辱的，更何况是抱负远大的士人呢！当今朝廷虽然缺乏人材，可是怎么能让我这个受过刑的人来推荐天下的豪杰之士呢！我仰仗着父亲遗留下来的事业，得以在京城任职，至今已有二十多年了。我自己常想，对上，我不能进献忠心与信诚，博得奇才大德的声誉，以此来取得皇帝的信任；其次，又不能给皇帝拾遗补漏，招纳推荐贤能之士，和山林隐士；对外又不能加入军队，攻城野战，立下斩将拔旗之功；对下，又不能长期积累功劳，取得高官厚禄，以便为宗族、朋友增光。这四项中没有一项能办到，只好苟合迁就来取得皇帝的收容，不可能有什么建树，可见我这一辈子也只能如此了。当初我曾列位于下大夫的行列里，在朝堂上发表点无关宏旨的议论。不在当时根据国家的法令，竭尽自己的智谋，如今身体已残废，只是个洒扫殿阶的仆人，处在猥贱之人中间，竟然想昂首扬眉，议论朝廷的是非，这岂不是太小看了朝廷，羞辱了当代的士人吗？哎呀！哎呀！像我这样的人还说什么呢！还说什么呢！再说，事情的原委真不易对人说明白啊。我少年时怀有不羁之才，长大后在家乡却没什么名声。幸而皇上因为先人的缘故，让我有机会贡献微不足道的技艺，出入于宫禁之中。我认为头上顶着盆子怎么能望天呢，所以断绝了与宾客的交往，忘掉了家庭私事，日夜想竭尽自己的微薄力量，专心致志地在朝廷供职，以求博得主上的欢心。然而事情竟不像我原先所想的那样！我同李陵都在朝中任职，平素并未交好。彼此的志趣抱负均不相同，从未在一起喝过一杯洒，没有什么私人感情。可是我观察他的为人，确是一个能保持自己操行的不凡之士：他侍奉双亲很孝敬，与人交往讲信用，对财物廉洁奉公在取得和赠与之事上很义气，分别长幼尊卑讲谦让之礼，对人恭敬谦居人下，时刻想着奋勇当先，为国家的急难而献身。他平素所具有的品德，我认为够一个闻名全国的贤豪之士的风度。做为臣子，能出生入死，不顾个人安危，奔赴国家的急难，这已经很不凡了。如今行事一有不当，那些只知保全自己和老婆孩子的大臣，便夸大他的缺点以图酿成大罪，我实在为此感到痛心！再说，李陵率领的步卒不够五千，远赴战场，到达匈奴王延之地，这无异于垂饵于虎口，可是他纵横挑战，迎击居高临下的众多敌人，同单于连续作战十几天，杀死的敌人超过了我军的数目。匈奴连救死扶伤也顾不得了，匈奴的首领都十分震惊害怕。于是悉数征发左右贤王的军队，出动了所有能拉弓射箭的人参战，全国共同攻打李陵的军队并包围了他们。李陵孤军转战千里，箭尽路绝，而援兵还没有到达，士卒死伤的堆积如山。可是李陵一声号召，疲劳的兵士们无不复起，从无不流泪，血流满面，拉开空弓拒敌，冒着敌军的刀刃，向北出击，争先恐后地为抗敌而献身。李陵的军队未覆没时，有使者来朝廷报告，朝廷的公卿王侯都向主上捧觞祝捷。又过了几天，边塞把李陵战败的消息禀报给皇帝，皇帝为此而食不甘味，上朝听政时很不高兴。大臣们很忧愁担心，想不出什么办法来。我没估量自己的地位低下，看见皇上很是悲伤，实在想献出自己的愚昧见解。我认为李陵素来与官兵们同甘共苦，因而士卒都愿为他出死力，即使是古代的名将，也不能超过他啊。他虽然失败被俘，但我看他所显示出的意思，是想等待时机立下足以抵罪这功报答汉朝。他这样做，实在是出于无奈，但他以步卒五千人击败了匈奴八万人，功劳也满可以宣示于天下了。我心里想陈述自己的看法，而未有适当的机会。正赶上皇帝召问此事，我就按这个意思来陈说李陵的功劳。想着以此来宽慰主上的心，堵住怨恨之辞。可是还未等我把话说清楚，明主不省察我说这番话的用意，就认为我是诋毁贰师将军李广利，而为李陵开脱，于是就交给法庭审判。我的一片忠心，终究没机会向皇帝表白，于是就定了个“欺骗皇上”的罪名，皇上最后依从了法官的判决。我家里很穷，财产不够赎罪；朋友没有一个出面搭救，皇上的近臣也不肯为我说句好话。人非木石，而我独与执法之吏打交道，囚禁在监狱之中，我的苦衷又能向谁诉说呢！这此情况，是您所亲眼目睹的，我行事难道不是这样的吗？李陵既已活着投降匈奴，败坏了世代名将的家族声誉，而我随后又被推置蚕室之中蒙受耻辱，更被天下人耻笑。可悲啊！可悲啊！事情的经过是很难对世俗之人一一说清楚的。
我的先人没有受赐到符丹书那样的功劳，只是掌握文献、历史、天文、历法近乎卜官、巫祝一类的人，本来就是供皇上戏弄，像对待乐师、优伶一样养活着，在社会上没人看得起。如果我犯了法被杀戮，真如同九牛一毛，与小小的蝼蚁死去有什么区别呢？社会上的人也不会把我同为名节而死的人一样看待，只是认为我智虑穷尽而罪大恶极，不能免掉罪名，结果走上死路罢了。为什么呢？是因为我平素所处的地位使我落到这个地步啊。是的，人总是要死的，有的人死得比泰山还重，有的人比鸿毛还轻，这是因为死的场合不同啊。做为一个人，首要的是不使先人受辱，其次是不使自身受辱，其次不为别人的脸色所辱，其次不受别人的言语侮辱，其次屈身下跪受辱，其次穿上罪犯的衣服受辱，其次是戴刑具、被杖打而受辱，其次是剃毛发，戴铁圈而受辱，其次毁坏肌肤、砍断肌体受辱，最下作的是受腐刑，这算达到顶点了！《礼记》上说：“刑罚不用于大夫身上。”这是说作为士人不可不磨砺他的气节。猛虎在深山里，而使百兽都震惊害怕，及至关进笼子，掉进陷井之后，就要摇着尾巴要食吃，这是长期威慑它、约束它产生的结果啊。所以说，即使在地上画个圈当做牢狱，士人也不愿进去；即使削个木头人当狱吏，士人也不愿同它对案。这是因为士人早就打定了自杀的主意，不愿受这个侮辱。如今凶人手足都戴上刑具，颈戴上木枷铁索，裸露着皮肤，遭受鞭打，囚禁在牢狱里。在这时候，看见狱吏就叩头，看见狱卒就胆战心惊不敢喘气。为什么呢？这是长期施刑，进行管制所产生的必然情势啊。及至到了这步田地，要说没受侮辱，这真是厚脸皮了，这种人怎么值得尊重呢！再说，周文王，是一方诸侯之长，被拘囚在羑里；李斯是宰相，受五刑而死；淮阴侯被封为楚王，在陈地被捕；彭越、张敖南面称王，却被囚禁在监狱问罪法办；绛侯周勃平定了吕后的亲族叛乱，权势超过了五霸，却被囚禁在请室之中；魏其是大将，却穿上了罪人的衣服，戴上了颈枷、手铐和脚镣；季布剃去头发以铁刑具束颈卖于朱家为奴；灌夫在居室受侮辱。这些人都身至王侯将相，名声传扬到邻国，等到法网加身，而不能下决心自杀，结果被囚禁在监狱里。从古到今都是一样的，只要不及早自杀，怎么能不受侮辱呢？由此说来，一个人的勇怯、强弱是由客观形势决定的，这是十分明白的道理，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人不能及早地自杀于法律制裁之前，因而，渐渐受挫而颓唐，等到受鞭打的时候，才打算为名节而死，这不是太晚了吗！古人之所以对于大夫在施刑上很慎重，大概就是为了这个缘故吧。
按人之常情来说，没有不贪生恶死，顾念父母，顾念老婆孩子的。至于为义理所激发而死的人就不是这样了，他们是有不得已之处。如今我很不幸，父母早已去世，又无兄弟，我孑然一身独自生活，少卿您看我对老婆、孩子的态度又是怎样的呢？再说，真正勇敢的人不一定为名节而死、怯懦的人如果仰慕节义在什么情况下不能勉励自己为名节而牺牲呢！我虽然承认自己是个怯懦的人，想着苟且偷生，也懂得舍生就义的道理，为什么自己要甘心遭受被囚禁的耻辱呢！再说，奴婢侍妾，还能够下决心自杀，何况我处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不是更该一死吗？我之所以勉力忍住自己的感情苟活于世，囚禁于监狱而不拒绝，是因为我的志愿还没完全实现，如果碌碌无为地了结一生，我的文章着述就不能显扬于后世。
古时候，富贵而湮没不闻的人不可胜记。只有不为世俗所拘的卓异之士才能见称于后世。周文王被拘禁而推演八卦为六十四卦，写成了《周易》；仲尼一生困顿不得志而作《春秋》；屈原被放逐，才写成了《离骚》；左丘眼睛失明，才有《国语》传世；孙子受了膑刑，才编著了兵法书；吕不韦被流放到蜀地，《吕览》才流传于世；韩非被囚禁于秦，有《说难》、《孤愤》传世；《诗》三百篇，大都是圣人贤者抒发悲愤之情的作品。这些人都是思想上有解不开的苦闷，不能实现其理想，所以追述往事，希望将来的人了解他们的抱负。就象左丘明眼睛失明，孙子受膑刑，终归不为当权者重用，于是不再抛头露面而论列自己的见解，著书立说，以抒发内心的愤懑之情，期望让自己的著作传留后世以表自己的理想志趣。
最近我不自量力借助于自己粗劣的文笔，搜罗天下散失的文献，并对前人行事略加考证，综合事情的始末，考察历史上成败兴衰的规律。上起轩辕，下至于今，写成十表、十二本纪、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总共一百三十篇。想着借此来探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关系，沟通古今历史的变革，而成为一家之言。草草创作尚未定稿，就正好遭到此祸。书还没有写成，我十分痛惜，因此受了最重的刑罚而没有怨怒之色。我如果真地著成了此书，能藏之于名山，传给志同道合的人，以至广泛流布到社会上，就可以补偿以前所受的侮辱，即使一万次受刑被杀有什么可后悔的呢？可是这事只能给有智慧的人说，难以对一般人言啊。
我在身负重罪的情况下实在不易生活，地位卑下的人往往受到别人的诽谤议论。我因替李陵辩护遭到这样的祸患，更为乡里人所耻笑，以至于使先人受辱，我还有什么脸面再上父母的坟墓去呢！即使百代以后，耻辱只会越来越厉害罢了！因此我忧思难当，肠一日而九回转，在家时就精神恍惚，出门不知到什么地方去好。每当我想起遭受的这种耻辱，总是汗流浃背沾湿了衣裳！我既已成了一个宫宦之臣，难道还能再退居山林过隐居生活吗？所以我暂且随俗沉浮，与时俗周旋敷衍，以抒发自己的郁结。如今您竟然教导我推举贤士，这未免同我内心的想法有矛盾吧！现在即使我想美化自己，以美丽的词藻来掩饰自己，也不会有什么用，在世俗之人中是不能取得信任的，恰恰招致屈辱而已。总之，盖棺才能论定是非。这封信也不能充分表达出我的意思，只是大略地陈述一下我短浅的见识。谨再拜。
解读
这是司马迁给他的朋友任安的信。
任安，字少卿，汉武帝时人。他在任益州刺史时曾给司马迁写信，要司马迁利用在汉武帝身边任职的便利条件（司马迁出狱后，为中书令，是宫廷中的机要官员）“推贤进士”。司马迁没能及时回信，到汉武帝太始四年（前93年）十一月，任安获罪当死，司马迁才写了这封回信。
司马迁在这封信里，述说了因李陵事件而蒙受奇耻大辱的始末，倾诉了郁积在内心的痛苦和愤懑，披露了封建最高统治者的专断不公，并说明自己所以隐忍苟活，是为了完成能流传后世的不朽著作。历史上遗留下来有关这位伟大的史学家的资料不多，这封信是了解司马迁思想和为人的少有的第一手史料。
信中感情沉痛悲愤，言辞委婉深沉，文势起伏跌宕而呼应绵密，前人评价这篇文章是“慷慨啸歌，大有燕赵烈士之风；忧愁幽思，则又直与《离骚》对垒。”实在是我国古代书信体散文中的杰出之作。
活学活用
本文的内容表现了作者的无辜之冤、愤激之情、生死之观、著书之志，显示了司马迁的伟大人格，这就是：有伟大的理想，伟大的意志，伟大的毅力，有为伟大事业而甘愿“就极刑”、“万被戮”的非凡勇气。这奇冤、奇志以及由此激荡而成的奇气，构成了《报任安书》的崇高思想感情，构成了深厚的内在底蕴。而这思想感情，又由于司马迁的奇才而具有了最完美的艺术形式，得到了最准确、鲜明、生动的表现。
本文作者的写作才能，主要表现为炉火纯青的结构艺术和语言艺术两个方面：
其一，高超的结构艺术：线索清晰、层次严谨、首尾相应，更为突出地表现为曲折的结构方式。
其二，高超的语言艺术：《报任安书》充分显示出作者深厚的语言功底和高超的文字技巧。词语丰富，句式灵活，辞格多样，淋漓酣畅地表达了作者的思想感情。从词意方面看，同义词、反义词、褒义词、贬义词，书面语、口头语，应用得得心应手。例如仅获罪进监狱的说法便有十多种。文中还大量使用语气词，构成了一种周回反复的强烈抒情节奏。从句式方面看，陈述句、判断句、疑问句、反诘句、感叹句、主动句、被动句、肯定句、否定句、长句、短句、散句，运用自如，恰当而鲜明地表达了作者复杂纷纭的思想感情。从辞格方面看，比喻、借代、引用、夸张、映衬、对偶、反复、层递、避讳、婉曲等交互使用，各显其能。其中最突出的是排比辞格的运用，套路多样，如极为雄壮的“四不辱，六受辱”四句一套和六句一套组合成十句一套的大排比句。文中的串串排比，辞情滚滚，波澜壮阔；节奏鲜明，音调铿锵，形成了一股令人折服的气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