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
原文
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
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利禄也，所贪者货财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相保。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尧之时，小人共工、兜等四人为一朋，君子八元、八恺十六人为一朋。舜佐尧，退四凶小人之朋，而进元、恺君子之朋，尧之天下大治。及舜自为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并立于朝，更相称美，更相推让，凡二十二人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书》曰：“纣有臣亿万，惟亿万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纣之时，亿万人各异心，可谓不为朋矣，然纣以亡国。周武王之臣三千人为一大朋，而周用以兴。后汉献帝时，尽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为党人。及黄巾贼起，汉室大乱，后方悔悟，尽解党人而释之，然已无救矣。唐之晚年，渐起朋党之论。及昭宗时，尽杀朝之名士，或投之黄河，曰：“此辈清流，可投浊流。”而唐遂亡矣。
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异心不为朋，莫如纣；能禁绝善人为朋，莫如汉献帝；能诛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乱亡其国。更相称美、推让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后世不诮舜为二十二人朋党所欺，而称舜为聪明之圣者，以能辨君子与小人也。周武之世，举其国之臣三千人共为一朋。自古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兴者，善人虽多而不厌也。
嗟呼！治乱兴亡之迹，为人君者可以鉴矣！
译文
臣听说“朋党”的论调，自古就有的，但愿为君主的能分辨清楚它是不是君子和小人就好了。一般是君子和君子因志同道合结为朋党，小人与小人以同谋私利结为朋党，这是自然而然的道理。
但是臣还要说：小人没有什么朋党，只有君子才能有朋党。这是什么原故呢？小人所喜好的是薪俸，所贪图的是金钱财物。当他们利益相同的时候，暂时互相勾结而成所谓朋党，是虚伪的；一到他们见利益而争先攫取，或者利益已抢光了因而交情疏淡之时，就反而互相残害，即使是他们的兄弟亲戚，也不能保持团结。所以臣说，小人没有什么朋党，他们暂时结合的所谓朋党，是虚伪的啊。君子就不这样：他们所坚持的是道义，所履行的是忠信，所珍惜的是名节。用这些来修身，就因志同道合而互相帮助；用它来服务于国家，就因同心同德而共同前进、始终如一，这就是君子的朋党啊。所以为君主的，只要能排斥小人的假朋党，任用君子的真朋党，那么天下就大治了。
唐尧那时候，小人共工、兜等四人结为一伙朋党，君子八元、八恺等十六人成为一个朋党。舜辅佐尧，斥退那“四凶”的小人朋党，而提拔这“元、恺”的君子朋党，唐尧的天下从而大治。等到虞舜自己当了天子，而皋陶、夔、后稷、契等二十二人同时列位于朝廷。互相表彰，彼此廉让。他们凡二十二人为一个朋党。但是虞舜全都任用他们，天下也从而大治。《尚书》云：“纣有臣亿万，惟亿万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殷纣王统治时期，亿万人各存异心，可以说是不能成群结党的了，但是殷纣王因此而亡国。周武王的臣属，三千人团结成一个大朋党，但周朝却因此而兴起。后汉献帝在位时期，整个儿把全国的著名人士都关押起来，指名他们是“党人”。待到黄巾贼起事了，汉王朝大乱了，然后才悔悟，又能解除党人的禁令而释放了他们，可是国家的命运已经不能挽救了。唐朝的末期，逐渐产生了朋党的议论，到了昭宗在位时，把当朝的著名士大夫都杀害了，竟然有的被投掷到黄河里去，说什么“此辈清流，可投浊流”。但是唐朝也就随即灭亡了。
那么，前代的君主，能使人人异心不能团结为朋党的，谁也比不上殷纣王；能彻底禁止好人结合为朋党的，谁也比不上汉献帝；能杀害清流人士形成的朋党的，谁也比不上唐昭宗那时期：但是都从而使他们的国家混乱、灭亡。互相表彰谦让而不多心自疑，没有比上虞舜的二十二位大臣的了，虞舜也毫不猜疑地都任用他们。但是后世并不讥笑虞舜被二十二人的朋党所欺蒙，反而称赞虞舜是聪明的圣王，原因是他能区别君子和小人啊。周武王在位时，把全国所有的臣属三千人团结成一个朋党，自古形成为朋党又多又大的，没有像周朝这样的；然而周朝任用这种朋党所以兴起的原故，是因为善良的人士纵然再多，也是感到不够的啊。
啊！前代治乱兴亡的经验，为君主的可以作为借鉴了。
解读
宋仁宗庆历初，夏竦、吕夷简等守旧派头子不甘心失势，诬蔑攻击范仲淹、韩琦、欧阳修等革新派人士为“朋党”，作者就写了这篇文章献给仁宗。
文中提出的主要论点是说朋党有君子、小人之分。君子“以同道为朋”，是“真朋”；小人“以同利为朋”，是“伪朋”。接着引证大量史实，阐明要治理好国家，必须“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最后，指出作为君主应当引以为戒。
活学活用
朋党，在欧阳修以前的古书中，基本上是作为贬义出现的，如战国时成书的《韩非子》中就说过：“交众与多，外内朋党，虽有大过，其蔽多矣。”在本文中，欧阳修独能力排众议，大胆地提出了朋党有君子小人之分。这种提法本身就有些骇世惊俗，作者是需要有一定勇气的。
本文是一篇写得很成功的政论文。首先，作者的观点十分鲜明，毫不含糊。其次，在论证上层层深入。他先为朋党“正名”，说明“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如果说小人也有朋党的话，那只能说是“伪朋”。接着，作者通过翔实可靠的史实列举了从尧、舜直到唐末的治乱情景，说明由于重用不同的朋党而出现的不同结果。最后由周武王的“三千人共为一朋”又推论出“善人虽多而不厌也”这一观点。把这层意思说得再明白一点，那就是，作者所处的时代，以范仲淹为代表的“君子之朋”不是太多，而是远远比不上周武王那时的“善人”数量。全文写得反复曲折，婉切动人。据说当时的皇帝宋仁宗见到《朋党论》后也有所感动，可见本文影响之深了。
在修辞方面，作者运用了大量的排比句。这些排比句不仅对仗工整，而且音调和谐。这就进一步加强了文章的说服力和战斗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