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
原文
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坐观其变而不为之所，则恐至于不可救。起而强为之，则天下狃于治平之安，而不吾信。惟仁人君子，豪杰之士，为能出身为天下犯大难，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而苟以求名者之所能也。天下治平，无故而发大难之端。吾发之，吾能收之，然后有辞于天下。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使他人任其责，则天下之祸必集于我。
昔者晁错尽忠为汉，谋弱山东之诸侯。山东诸侯并起，以诛错为名。而天子不之察，以错为之说。天下悲错之以忠而受祸，不知错有以取之也。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昔禹之治水，凿龙门，决大河，而放之海。方其功之未成也，盖亦有溃冒冲突可畏之患。惟能前知其当然，事至不惧，而徐为之图，是以得至于成功。夫以七国之强而骤削之，其为变岂足怪哉？错不于此时捐其身，为天下当大难之冲，而制吴楚之命，乃为自全之计，欲使天子自将而己居守。且夫发七国之难者谁乎？己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以自将之至危，与居守之至安，己为难首，择其至安，而遗天子以其至危，此忠臣义士所以愤怨而不平者也。当此之时，虽无袁盎，错亦未免于祸。何者？己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将。以情而言，天子固已难之矣，而重违其议，是以袁盎之说，得行于其间。使吴楚反，错以身任其危，日夜淬砺，东向而待之，使不至于累其君，则天子将恃之以为无恐。虽有百盎，可得而间哉？
嗟夫！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则无务为自全之计。使错自将而讨吴楚，未必无功。惟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悦，奸臣得以乘其隙。错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祸欤！
译文
天下的患难，最难办的是表面平静无事，但其实却有难以测知的可忧的祸患。如果坐视祸患而不加以处理，就可能发展得不可收拾；如果要强行解决，天下人就会因为习惯于太平安乐而不相信我的看法。只有仁人君子豪杰之士，才能挺身而出，为天下冒最大的危难，以求成就不世的功业。这当然不是在个把月内勉强行事、苟且求名的人所能办到的。天下安乐平静无故地挑起大的危难的事端。我引发它，我又能消除它，这就能够振振有辞地说服天下人。如果事到临头，自己却胆怯地想避开，让别人承担它的责任，那么天下的祸患，必定会集中在我一个人身上。
从前晁错忠心耿耿，为汉朝谋划削弱华山以东各诸侯国的势力。山东诸侯一齐起兵，以杀晁错（清君侧）为名；而皇帝不加明察，以杀晁错作为说服诸侯退兵的理由。天下人同情晁错因为忠于汉朝而遭受杀身之祸，不知道晁错有自取其祸的原因。
古代建立大功业的人，不仅有超越当世的杰出才能，而且一定要有坚忍不拔的意志。从前大禹治水，凿开龙门，疏通黄河，放河水入海。当他尚未成功的时候，当然也会有洪水溃决漫溢、横冲直撞的可怕忧患。正因为事先能预料到必然会有这种情况，事到临头就不会畏惧，而能从容地想法对付，因此得以大功告成。试想像吴楚七国那样的强藩，却突然要削弱它们的势力，发生大变乱难道值得奇怪吗！晁错不在这个关键时刻豁出自己的性命，为天下担当这场大危难的冲要，而制吴楚七国于死命，却反而想出自我保全的办法，想让皇帝亲自率领军队迎战而自己留守京城。况且引发七国之乱的危难究竟是谁呢？自己想要获得削藩的美名，又怎能逃避它所带来的祸患？以亲自率领军队迎战这种，最大的危险，跟留守京城这种最大的安全（作比较选择），自己明明是发难的祸首，却选择了最安全的差使，而把最危险的任务送给了皇帝。这正是忠臣义士愤怨不平的缘故啊。这种时候，即使没有（进谗的）袁盎，晁错也难以免除祸患。为什么呢？自己想安居留守，而让皇帝亲自带兵作战，从情理上说，皇帝本来就已经很难接受了，因此心里很反感他的（削藩）建议。这样，袁盎的谗言，才能乘机施行。假如吴楚七国反叛时，晁错亲自担当最危险的任务，日夜整练军队，厉兵秣马，面对东面的敌人，严阵以待，使危险的局势不至于牵累皇帝，那么景帝一定会依仗晁错而无所畏惧。这样，即使有一百个袁盎，又怎能挑拨晁错和景帝的关系呢？
唉！世上的君子如果想求得不平凡的功业，那就不要专门致力于保全自己的办法，假如晁错亲自率领军队讨伐吴楚，未必不能建功。正因为他想保全自身，而使皇帝不高兴，奸臣才能乘这个空子挑拨离间。（这样说来，）晁错用来自我保全的办法，岂不正是他自取其祸的原因吗？
解读
西汉景帝年间，分封在各地的诸侯王的势力日益强大，严重地威胁着中央政权。御史大夫晁错提出了“削藩”的建议，被汉景帝采纳。在削夺王国部分封地时，吴、楚等七国贵族借“诛晁错以清君侧”为名，发动叛乱。由于七国的压力和政敌的中伤，晁错被汉景帝杀掉。尽管如此，汉王朝最终仍然取得了削藩的胜利，这是与晁错的努力分不开的。苏轼在肯定这一点之后，又从另一角度进行分析，认为晁错之所以被杀，是由于他缺乏坚韧不拔，临危不惧的精神，在危急关头只想保全自己而不敢冒风险，担重担。后一论点未必完全正确。
文章先从道理上立论，再引出所论的事实，两相对照，增强了说服力。通篇衔接缜密，一气呵成。
活学活用
有关晁错之死这一历史悲剧，传统的观点多为晁错惋惜，认为他忠心耿耿效忠汉室，反落得个身首异处的下场。同时，对他提出的“削藩”主张，人们也是认为切合实际的。如果再在这些方面加以发挥，那就会了无新意，味同嚼蜡。作者在不违背传统说法的基础上，大胆地提出了新的见解：晁错之死是咎由自取。正如清人吴楚材所说，这种构思是“发前人所未发”，其可贵之处也正在这里。
文章的开头先从如何处理天下“最不可为者”谈起，作者采取对比的方式，反复阐明了用不同的手段会带来不同的结果。看来似乎是泛泛之论，实则是牵动全文的一个总纲，这种写法旧日称之为“冒头”，是史论中的一个变格。紧接着便一针见血地指出晁错的被杀是自取其祸。第二段是全文的主体，作者汹涌澎湃的思绪，行云流水的笔法，完全展现在其中。既写出了晁错的失误，又为晁错设计了应该采取的策略，同时也鞭挞了袁盎的卑鄙行径。这一段是作者倾注全力的得意之笔。
尽管作者对晁错的失误采取了批评的态度，但是他并不是否定这个历史人物，更多的倒是带有惋惜之情。在结尾处，他把袁盎和“奸臣”联系在一起，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使错自将而讨吴、楚，未必无功”，则又是对晁错能力上的肯定。在叙事过程中，蕴含了作者明确的态度，通常把这种写法称之为“寓判断于叙事”。在苏轼所写的史论中，这是常用的一种写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