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
原文
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伟丽者也。糟啜醨，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饱。推此类也，吾安往而不乐？
夫所为求福而辞祸者，以福可喜而祸可悲也。人之所欲无穷，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尽。美恶之辨战于中，而去取之择交乎前，则可乐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谓求祸而辞福。夫求祸而辞福，岂人之情也哉？物有以盖之矣！彼游于物之内，而不游于物之外。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内而观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挟其高大以临我，则我常眩乱反覆，如隙中之观斗，又乌知胜负之所在？是以美恶横生，而忧乐出焉，可不大哀乎！
予自钱塘移守胶西，释舟楫之安，而服车马之劳；去雕墙之美，而庇采椽之居；背湖山之观，而行桑麻之野。始至之日，岁比不登，盗贼满野，狱讼充斥，而斋厨索然，日食杞菊，人固疑予之不乐也。处之期年，而貌加丰，发之白者，日以反黑。予既乐其风俗之淳，而其吏民亦安予之拙也。于是治其园囿，洁其庭宇，伐安邱、高密之木，以修补破败，为苟完之计。而园之北，因城以为台者旧矣，稍葺而新之。
时相与登览，放意肆志焉。南望马耳、常山，出没隐见，若近若远，庶几有隐君子乎？而其东则庐山，秦人卢敖之所从遁也。西望穆陵，隐然如城郭，师尚父、齐威公之遗烈，犹有存者。北俯潍水，慨然大息，思淮阴之功，而吊其不终。台高而安，深而明，夏凉而冬温。雨雪之朝，风月之夕，予未尝不在，客未尝不从。撷园疏，取池鱼，酿秫酒，瀹脱粟而食之，曰：“乐哉游乎！”
予弟子由，适在济南，闻而赋之，且名其台曰：“超然。”以见予之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
译文
大凡是事物都有可观赏之处。只要有可以观赏的，就都能得到快乐，而不必非是那些古怪、新颖、雄伟、美丽的不可。嚼酒糟喝薄酒，都可以酣醉；而果实青菜甚至草根树皮，也都可能吃饱。以此类推，我们到什么地方去而找不到快乐的呢？
世人所以求福而避祸者，是因为福是可喜的，而祸是可悲的。人们所欲求的是无穷的，但是事物能满足于我们的却是有尽的。分辨哪是好哪是坏的考虑存在于心里，而应争取应扔掉的可供选择的东西又交错地摆在眼前，这样一来，可以快乐的就常常很少，而可以悲哀的就常常多起来了。这就可以叫做是求祸而避福。这种求祸而避福，难道是人们心甘情愿的吗？不过是被事物遮住了心窍罢了！那是人们只转游在事物之内，而不是优游于事物之外。万事万物是没有绝对大小的，从它里面来观察时，没有不是既高又大的。它挟着又高又大的架势逼近在我们头上，我们就常常会晕头转向反复折腾起来；好像在夹缝里瞧打架，又怎能看明白谁胜谁败呢？所以好的坏的纷纷齐来，而忽忧忽乐也就随之而发生了。这不是大可悲哀的吗。
我从钱塘任上调到胶西任知州，放弃了行船划桨的安适，而去就这乘车骑马的劳累；离去雕梁画栋的美好殿堂，而遮身于用原木做成的简陋住处；舍开湖山的观赏，而到这桑麻遍野的地方来的。刚到的时候，收成连年不好，盗贼遍地，刑事案件和民间诉讼充满公庭；而厨房里却是空荡荡的，天天吃些枸杞、菊花当菜蔬，人们当然是怀疑我不会快乐的了。过了一周年，我的脸面却更加丰满了，头发白的也一天天又黑起来。我已经喜欢这里风俗的淳朴，而这里的官民也习惯于我的迂拙了。
于是整治这里的果园荣圃，清扫院落房舍。伐来了安丘、高密的木材，以修补屋宇的破漏，做为生活上勉强完备的打算。而在园畦的北面，那座借着城墙建起的高台已经陈旧了，于是稍加修缮使它而貌一新，就常常同友人登台观览，借以抒怀散心。南望马耳山、常山，时隐时显，若近若远，或许有隐居的君子住在那里吧？在其东面则是卢山，是秦朝卢敖在这里隐遁的地方啊。西望穆陵关，隐隐约约好像是城堡的样子，当年师尚父、齐桓公的辉煌事业遗迹，仍然存着呢。北面俯视潍河，不由慨然叹息，想起了淮阴侯的功勋，而凭吊他的不得善终。这座台子虽高但是很稳妥，阁内虽深但是却明朗，夏天凉爽而冬季温暖。当雨落雪飘的早晨，风清月朗的夜晚，我从不曾不在这儿过，客人们也未曾不伴随我。摘些园畦中的青菜，捕取池中的活鱼，自酿的黄米老洒，现焖的糙米饭以做为食品。不由说道：玩得真快乐啊！
我弟弟子由此时正在济南，听到后作了一篇赋并且命名此台为“超然”，借以显示出我无论到哪里从来没有不快乐的，这是由于能超脱于事物之外而优游自在啊。
解读
宋神宗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苏轼调任密州知州。次年，他修复了一座残破的楼台，经常同宾客们在上面饮酒赋诗，抒发情怀。其弟苏辙为此台取名“超然”。他便作了这篇《超然台记》，以说明其超然物外，无往不乐的思想。
本文始终紧扣“超然”二字。无论在说理叙事，还是在写景状物上，作者都力图烘托出一种洒脱、深沉而又旷达的心情。行文流畅自然，情理交融，毫无斧凿的痕迹。
活学活用
苏轼一生所作的亭台题记颇多，一般的题记多以叙事为主，而苏轼的题记则多以议论为主（可参阅本书所选的苏轼的其他篇题记），本篇尤为突出。
文章开头先提出了作者的中心论点：吾安往而不乐。这就为全文定下了基调，以下的议论乃至叙事无不从此派生而出。第二段的议论纯属阐述哲理之作，它从世人的“求福而辞祸”的通常的心理状态谈起，把“祸”与“福”这两种截然对立的概念辩证地进行了剖析，说明正是由于人们“不游于物之外”。才会产生种种可悲的情结。实际上，这并不是空洞的说教，而是紧紧地扣住了“超然”这个命名的深远意义。在第三、第四两段的叙事中．作者一方面说明了自己来到密州后百废待兴的局面，一方面又描绘了整修园圃、高台后的登临乐趣，这不正是为诠释“超然”而作的最好写照吗！至于在文章中缅怀的卢敖、师尚父、齐桓公、韩信等人，都是历史上的高士、名相、明君、名将，这又暗寓作者有经世济民的抱负而不得施展，以致不得不超然物外。尽管他在措辞上极其委婉，但其内心的苦衷却跃然纸上，这正是作者在写作上的高明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