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论曰：夫能匡民辅政之臣，必先明于盛衰之道，通于成败之数，审于治乱之势，达于用舍之宜，然后临机而不惑，风疑而能断。为王者之佐，未有不由斯者矣。
译文
结论：能够匡扶世道人心、辅佐国家大政的权臣，务必要先明白盛衰的道理，精通成败的气运，研究造成大治或大乱的体制根源，通晓各级领导的任用和罢免的规矩，再加上面临纷繁复杂的时局而不迷惑，遇到疑难、棘手的问题能断决。作为君王的辅相，古往今来，没有不首先从这里做起的。
解读
假如一个国家处在混乱、危亡的时期，都会有什么现象发生？又怎样才能得到解决的办法呢？或者说还能不能治理呢？读了本篇，你就会明白。
在每一个朝代，无论它建国时有多么强大、威武，最终总是由于种种原因，不得不走向衰亡，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这是历史发展的规律。所不同的就是，有的朝代持续的时间长，有的朝代持续的时间短，有的朝代在国家面临危亡、动荡不安的时候，能有贤明的人士救国家于危难，从而延长这个朝代的存在时间，有的朝代却只能在动乱中昙花一现。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以历史为镜子，可以知兴衰，它总是给我们留下很多的教训，而且也教会了我们如何做事。
活学活用
春秋历史舞台上的周天子，与西周时期的周天子不可同日而语，其政治、经济地位一落千丈，变成了名义上的天下“共主”。
而最终导致王室衰落的主要原因是多方面的。
第一是王室经济地位的下降。周王室东迁以后，关中地区为犬戎等少数民族所占据，周王室丧失了旧都关中地区广阔而富饶的土地。而春秋时期王室能控制的地盘和人口也越来越少，经济实力与西周时期差得太远了。经济地位的下降，显然是导致王室衰弱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二是诸侯国家的不断壮大，也是导致王室衰弱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有些诸侯国地广人众，经济实力雄厚。随着诸侯国经济地位的提高，他们在政治上也开始不服从周王室。春秋时期，周天子与一些诸侯的关系实际上颠倒过来了，经济上需要诸侯的援助，政治上寻求诸侯的保护，天子调动不了诸侯，甚至还要朝见诸侯霸主。有的诸侯国不但在政治上不服从周天子，经济上不向王室纳贡，甚至还和周天子兵戎相见。到了春秋中晚期，周王室的地位更是一落千丈，如同小国一般。
春秋时期邦国成立，见于史书记载的就有几十个。它们活跃在春秋历史的舞台上，相互展开了以夺取土地和人口、掠夺财物为目的的战争。
春秋时期出现大国争霸的主要原因是：第一，周天子失去了对天下的控制，这是大国争霸出现的前提。第二，各诸侯国家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导致了弱肉强食的争霸局面。第三，戎狄蛮夷等少数民族进入中原，为大国争霸提供了有利时机。
春秋时期的争霸主要是齐、晋、楚、秦四国，宋国也曾有过昙花一现的霸业。吴、越争霸已是春秋晚期，且局限于东南一隅，对中原地区影响不大。
春秋历史上的著名霸主被称为“春秋五霸”，关于春秋五霸有两种说法：一说是指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另一种说法是指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夫差、越王勾践。
春秋中期以后，晋、楚争霸越来越激烈，黄河和长江流域的大小诸侯国几乎都卷入了战争，兵连祸结，无有宁日。特别是地处中原地区的诸侯国，所受战争的危害更为严重，小国普遍厌战。此外，晋、楚两个大国势均力敌，谁也无法吞并对方，加之国内政治斗争的复杂，也各想暂时休战。在这种背景之下，常常会出现旨在停止战争的“弭兵”运动。
弭兵运动是由常常处于交战状态的宋国发起的，前后总共有两次。第一次是在公元前579年，由宋国大夫华元发起，后因楚国撕毁盟约而没有成功。第二次是在公元前546年，由宋国大夫向戌发起，会议确立晋、楚两个大国同做盟主，除齐、秦外，其余小国要同时朝见晋、楚，向两国同时纳贡。第二次弭兵大会以牺牲小国的利益，晋、楚平分霸权为条件取得了成功。在此后的日子里，晋、楚两国几十年间没有发生过大的战争，黄河流域的争霸战争就此告一段落，从此以后，历史就进入了春秋晚期。
在春秋时期，大国发动了争霸战争，而不可避免地给社会带来了种种惨祸、灾害和痛苦，但也产生了有利于历史前进的客观效果，加快了中国统一的步伐，从而加速了新旧制度的更替进程，进一步促使了民族的大融合。
在西汉中后期，随着地主经济的发展，官僚、地主、豪商横征暴敛，当然还利用灾荒大量兼并土地，逼得农民陷入“卖田宅，鬻子孙”的悲惨境地，土地兼并与奴婢问题是这一时期的主要社会问题。
在汉武帝时，因为频繁的战争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再加上统治阶级日益奢侈腐朽，极度挥霍，进一步加重了人民的负担。汉武帝晚期，各地相继暴发农民起义，严重地威胁了西汉王朝的统治。汉武帝曾多次发兵镇压农民起义，再加上统治阶级内部发生的严重政治危机“巫盅之祸”，不但农民起义并未因此而销声匿迹，而且还使政治局势日趋恶化。这一切都迫使汉武帝晚年改变其统治政策。他颁布了《轮台罪己诏书》，表示要“禁苛暴，止擅赋，务本农”，停止了对外战争，转向对内政整顿。他同时又积极发展生产，封丞相车千秋为富民侯，以示“与民休息”、“思富养民”，借以缓和阶级矛盾，以便社会逐渐安定。昭宣时期，他进一步奉行汉武帝的这一政策，减少徭役和赋税，采取了一些促进经济发展的措施，便于社会得到安定，称之为“宣帝中兴”。
西汉后期，因为统治阶级日益腐朽，阶级矛盾进一步尖锐起来。土地兼并，政治黑暗，是西汉晚期阶级矛盾尖锐的主要原因。社会危机越来越严重，从而为王莽篡位提供了有利条件。
王莽在平帝时强夺了王位，建立“新”朝，并进一步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其主要内容有：1．“王田、私属”政策；2．“五均”、“六筦”；3．改革币制；4．改革中央机构。王莽改制很快就以失败告终，因为他的改制首先遭到贵族、官僚、地主阶级的反对；同时改制也未给广大劳动人民带来好处；加之他又征发30万人准备进击匈奴和东北各族，激化了民族矛盾，也给内地人民造成负担。王莽改制失败进一步加剧了各方面的矛盾，但王莽能抓住西汉末年社会的主要矛盾进行改革，虽然遭受到失败，但在某种程度上却有其进步的社会意义。
西汉末年，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爆发，在起义军的强大威势下，新莽政权上层统治集团也发生了分裂。王莽外有出师之败，内有大臣之叛，朝廷一片混乱。这时，隗嚣从天水（今甘肃庄浪）起兵，邓晔华、于匡从析（今河南西峡）起兵，三辅豪杰也纷纷起兵响应起义大军。在反新莽大军逼近长安时，王莽组织城中囚徒出城抵抗。后来，绿林军攻入长安，王莽被杀，新莽政权也随之灭亡了。
东晋后期，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斗争不断。淝水之战后，谢安因为声望极高，招致东晋孝武帝的猜忌，驱出镇广陵，不久后病死。孝武帝遂将胞弟司马道子任为司徒、录尚书事，代谢安为相。司马道子专权自恣，暴横跋扈，又引起孝武帝的不满，遂以王皇后之兄王恭为南兖州刺史，又以殷仲堪为荆州刺史，以分道子之权。道子又引王国宝和王绪兄弟为心腹，用以对抗王恭和殷仲堪。
王恭和殷仲堪看到司马道子专横暴虐，心怀不满，遂相互联合，于晋安帝隆安元年（397年）分别从京口和武昌向建康进攻，司马道子被迫杀王国宝兄弟，请求退兵。不久，王、殷二人又联合广州刺史桓玄等，再次进攻建康。之后由于北府兵将领刘牢之受司马道子诱降倒戈，王恭被杀，最后各路军遂仓惶而逃。
开始进攻建康的诸路军退至浔阳（今江西九江）后，共推桓温之子桓玄为盟主，桓玄遂乘机火并了殷仲堪，控制了荆州，兵马日盛。元兴元年（402年），司马道子发兵进攻荆州，桓玄又收买了北府兵将领刘牢之，遂长驱直入，攻占建康，道子被杀。过了不久之后，桓玄逼晋安帝退位，自己称帝，建国号楚。
桓玄建楚后，为了进一步巩固帝位，迫使刘牢之自刎而死，又起用了一批中下级年轻将领，企图将北府兵变成自己的私人武装。北府兵将领刘裕虽表面迎合，暗中却进行倒桓准备。元兴元年（402年），刘裕在京口起兵，率北府兵攻入建康，击杀桓玄，扶晋安帝继位，遂控制了东晋大权。义熙六年（4lO年），刘裕北伐，灭南燕；次年，击败了卢循起义；十三年，灭后秦；年底，刘裕称宋王。晋恭帝元熙二年（420年），代晋称帝，东晋亡。
唐玄宗天宝十四年（755年），身兼范阳、平卢和河东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伙同部将史思明起兵反唐，先后攻陷东、西两京，战事持续了八年之久。直到唐代宗广德元年（763年）才被平定，史称“安史之乱”。从此之后，唐王朝由盛转衰，一蹶不振。
大约长达八年的安史之乱，使北方的社会经济遭到很大的破坏，并且酿成了藩镇割据之祸，进一步破坏了唐朝的经济发展。
藩镇割据，从唐德宗开始，大概经历了传子制之争、泾原兵变和淮西之役三个阶段。
建中二年（781年），成德节度使李宝臣死，其子李惟岳请为留后，实行藩镇传子。德宗不允，战事遂起。李惟岳虽兵败被杀，但因在瓜分成德领地时，诸将不服，幽州朱滔又联合魏博田悦、淄青李纳和淮西李希烈等再次举兵叛乱。
建中四年，李希烈围襄城，唐德宗急忙抽调泾原兵五千人赴援。由于没有赏赐出界钱粮及犒师饭菜粗粝，泾原兵士哗变，并推原泾原节度使朱泚为帅，将德宗包围在奉天（今陕西乾县）城中达一月之久，后被入关赴援的神策军将李晟率部平定。朱滔等人亦相继表示归顺朝廷，由传子制之争引起的藩镇叛乱至此平息。
唐宪宗元和九年（814年），淮西节度使吴少阳死，其子吴元济自称留后，并派兵四出抢掠。唐宪宗在宰相武元衡和大臣裴度的支持下，发兵进讨。由于统兵将帅拥兵自重，军令不一，加之淮西和河北同时用兵，战线过长，故战事拖延了三年，毫无进展。后来，名将李晟之子李想被任为西线统帅，宰相裴度又亲临北线督战，战事才出现转机。元和十四年，李想于雪夜攻入蔡州，一举俘获了吴元济，遂取得了淮西之役的全面胜利。
唐后期由于宦官掌握了中央禁军的权力，权势日盛，以致形成了宦官专权的局面，甚至可以废立皇帝。于是，皇帝利用朝官，朝官依靠皇帝，向宦官展开夺权斗争。这种宦官与朝官之间的斗争大致有以下几次：
唐德宗死于永贞革新贞元二十年（804年），当顺宗即位后。唐顺宗因为有病不能理事，时任起居舍人和翰林学士的王叔文和王伾遂专制朝政。他们先后引进柳宗元、刘禹锡、韦执宜、韩泰、韩晔、陈谏、凌准、程异等，发布了废“宫市”和五坊小儿，禁止节度使向皇室进奉财物的“月进”、“日进”等一系列革新措施。后又派大将范希朝接管宦官的神策军兵权。以俱文珍为首的宦官集团当即发动宫廷政变，逼迫顺宗禅让帝位，立太子李纯为帝，是为唐宪宗，并改元号为永贞，且王叔文、王伾二人被贬杀。
唐文宗即位后不久，就发生了甘露之变。唐文宗鉴于他的祖父宪宗李纯、父亲穆宗李恒、长兄敬宗李湛等都是被宦官废杀或扶立的，故对宦官专权深恶痛绝，决心依靠和利用朝官李训和郑注铲除宦官势力。太和九年（835年）十一月，李训谎称金吾厅石榴树上夜降甘露，企图在宦官前往观看时，最后将其全部都杀害。不料事泄，宦官遂派禁军大杀朝官，史称“甘露之变”。
在唐宣宗之后，虽说牛李党争暂告平息，但是专权宦官与朝官之争又趋激烈，并势同水火。以皇帝为首的统治集团或尽情享乐，不理朝政，或肆意聚敛，卖官鬻爵。这样就导致了贪污成风，贿赂公行，吏治大坏。
自从浙江地区以裘甫领导的农民起义在唐宣宗大中十三年（859年）十二月爆发之后。紧接着农民起义接连不断地爆发，特别是唐末农民大起义，历时已有十年，而且席卷了大半个中国，可称为是中国封建社会历时最长、地区最广和声势最大的农民起义之一。这次农民起义彻底摧毁了唐王朝的腐朽统治，曾经一度繁盛的大唐王朝如今终于走到了尽头。
智慧金言
凡是作为最高领导者，只要能做到法纪严明，赏罚必信，就不必多发号令，大势所趋，国家自然能达到大治；如若法纪不明，赏罚不分，即使天天发号施令，也必然要大乱。所以，体制、风尚构成了治理的格局，体制合理，顺其自然，国家就不会发生动乱；大势乱了，虽天天忙于奔波，也达不到尧舜拱手无为而治的效果，这是势治的缘故；胡亥、王莽奔驰忙碌，都制止不住天下大乱，这是势乱的缘故。所以说善于治理国家的明主，是在改造国家体制上下功夫，而不是把希望寄托在某一个人身上。因此，明主审视法度，将法令公布于众，天下就会实现大治。结论：能够匡扶世道人心，辅佐国家大政的权臣，一定要首先明白盛衰的道理，精通成败的奥秘，研究造成大治或大敌的体制根源，通晓各级官员的任用规矩，然后才能面对决断的时机而不迷惑，遇到疑难、棘手的问题能当机决断。做为君主的辅佐之臣，古往今来，没有一个不首先从这里做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