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易》曰：“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此之谓也。
译文
《周易》说：“天下人们的目标是一致的，而达到共同目标的途径却各有不同；天下的真理是同一的，而人们思考、推究真理的思维方式和表述方式却千差万别。”《周易》所说的正是这个意思。
解读
变革法令制度的两种不同的方法就是废除和增加，而仁义和礼义是两种不同的治国方略。有的人比较善于利用权力和计谋策略来整治国家，有的人推崇用道德教化来安定百姓。因此，古代众多思想家、史学家和典籍中留下的方方面面的理论观念，我们都可以从里面找出来进行正反两方面的论述。对于这一现象来做个怎样的说明呢？
正方，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中说：“韩非子这样说：古代的文人来败乱法度都是用笔和文章作武器，侠士以武力挟持而触犯禁令。这两种人都受到韩非子的批评，可是有学识的人却常常称赞他们。那些宰相、卿大夫的人用权力达到目的，辅佐他们那个时代的君王，他们的事迹都已记载在史书里，当然没什么好说的了。至于像孔子的弟子季次（季次坚决不做官，所以孔子很赞赏他和原宪），本是穷人家的子弟，勤奋读书，胸怀超凡脱俗的德行，不肯与世沉浮，当时人们就讥笑他们。当代的游侠之士，其行为虽然与传统的法治观念相抵触，然而他们言必信，行必果，只要是答应了别人就肯定会办到，即使是失去了，也要去抢救正在危险中的正人君子，做了好事也肯定不会去夸耀，以此为借口去大吹大擂，这些行侠仗义的人，确实也有值得赞美的地方啊！再说，人生在世，危难困苦、走投无路的情况说不定会在什么时候发生，就算是很多的贤人也是没有办法去避免的。有一个很古老的故事，很久以前，舜的父亲要害他，在他打井的时候掩埋了井口，把他困在了井里；伊尹曾是有莘氏送嫁娘到殷汤的陪臣，是个厨师，背着做饭的鼎，在向成汤讲烹饪技术时才受到赏识；傅说是个在傅岩这个地方打土墙的奴隶；姜太公曾被困在壁高林深的滋泉以钓鱼来度时光；管仲曾被齐桓公囚禁；百里奚以前还给人家喂过牛；孔子在匡地受困，在陈、蔡两国挨过饿。这些人都是读书人所称道的有道德、有修养的仁人志士，都免不了遭受这样的苦难，更何况中等之才而又处在这种末世呢？对于他们遭遇到的不幸，不是一两句话就可以说清楚的。出生在这种乱世之中，又是一个平民百姓，在江湖中到处游荡，自己给自己立下了济世救人、一诺千金的行为准则，行侠仗义的英名便传颂四方。所以，每当善良正直的人们走投无路的时候，就希望得到他们的帮助，而他们也不惜为之舍身赴难，这不是和人们所称颂的圣贤豪杰一样吗？即便是乡间村里的普通侠义之士，同季次、原宪这样的贤德之士比较起来，就其对当今社会的作用而言，也不是可以同日而语的。所以侠义之士在信义和功德方面的意义，是不可以小看的。”
反方，对司马迁的这一种理论，班固在《汉书》中表达出了这样不同的看法，他说：“天子和诸侯建立国家，从卿、大夫到老百姓，从上到下，都应该有等级的不同。因此，人们才驯顺地忠心敬上，基层的人也不敢有非分之想。孔子说：‘天子统治有道，天下太平，那么国家的政权就不会落在士大夫手中。’文武百官是各人负各人的责任，遵守法律听从命令，以尽其职责，越权被诛，侵犯受罚。这样才会上下和顺，把事情办好。周王室衰微时，礼乐制度和征讨叛逆的决策权落在了诸侯手里。齐桓公、晋文公之后，大夫掌握了国家大权，臣僚替天子发号施令。这种衰败的情况到了战国时代，又是合纵，又是连横，诸侯各国竞相用强权和武力征伐称霸。于是各国的公子——魏国的信陵君、赵国的平原君、齐国的孟尝君、楚国的春申君，都借着王公的势力，收罗游侠，导致了偷鸡摸狗这样的事情不断发生，老百姓不得安宁，而他们却受到了各国君主的礼遇。赵国的丞相虞卿抛弃国家的利益去救他的患难之交魏齐；信陵君魏无忌窃取虎符假传国王的命令，让朱亥用锥杀死了将军晋鄙，夺取军权，去为平原君赵胜解救被包围的赵国。他们就是用这种欺上瞒下的方式得到诸侯的器重，因此而扬名天下。人们在兴致勃勃地讲起大侠的时候，都把信陵君、平原君、孟尝君、春申君推崇为首领。这样一来，就形成了背弃国家、结党营私的局面，而忠守职责、为国效力的大义就被破坏了。到了西汉统一天下的时候，实施的国家策略是最为宽松的，这种不良风气没有得到彻底纠正。魏其侯窦婴和武安侯田蚧这些人，在京城中互相竞争谁家的士兵更强；郭解、剧孟之类，在街头巷尾横冲直闯，骚扰民众，他们的势力可以达到郡县城乡，公侯王子对他们都得卑躬屈膝。很多的老百姓还对他们非常地羡慕，把他们当作大英雄，这些人即使是犯了国法进了牢房，还自以为会扬名后世呢，有如子路或李牧一类的勇士，死而无悔。曾子说：‘国王已经丧失了统治国家的资格，人民妻离子散已有好久了。’如果不是明智的国王当政，向全国人民讲清好坏的标准，然后用礼法来统一人们的思想和行动，人们哪里会知道国家禁止的是什么，从而走上正道呢？古代的正确看法是：对于像尧、舜和文王，春秋五霸就是罪人，而六国是五霸的罪人，以此类推，信陵君等四豪就是六国的罪人。何况像郭解这一类游侠，以一个卑微的匹夫，窃取了生杀大权，他们所犯的错，就算是杀头，对他们来说都是对他们仁义。
活学活用
《易经》说：“人最崇高的事业就是富贵。”又说：“圣人最大的法宝是权位。”
孙子上书给春申君说：“民谚说：‘得了厉病的人都可怜做国王的人’，这话虽然不恭敬，自古流传至今，不能算是错误荒谬的话。不能不好好思考。这是对被杀害的亡国之君而言的。作为国君，年纪太轻而又自负太高，没有心术识别忠奸，那么大臣就会独断专行，以图谋私利，怕遭杀身之祸。因此杀害明君的长子而立幼小的弱者，废掉正宗嫡系而立不仁不义之人。《春秋》上告诫说：‘楚王子圉应邀到郑国访问，还没走出边境，听说国王病了，就返回去问候病情，乘机用帽子上的带子把楚王勒死，自立为楚国国王。齐国的崔抒妻子很美，庄公和她私通，崔抒就率领部下围攻齐庄公，庄公翻身上墙逃跑时被箭射中大腿，被崔抒赶上来杀了，拥立庄公弟弟做国君。李兑在赵国当政，把国君围在沙丘宫，活活饿了百天把他饿死了。淖齿在齐国当政，抽了齐闵王的筋悬挂在庙梁上，过了一夜就死了。’所以厉病虽然肿胀难忍，和前代相比，不至于被帽带勒死，射中大腿。和近代相比，不至于抽筋、饿死吧。所以被残害致死的君主，心中的压力，身体所受的困苦，一定比患厉病更厉害了吧。由此看来，患厉害的人可怜做国王的人有道理。”
《周易》上说：“能够准备必须的物资，设置完备的器械谋求天下人的福利，没有比圣人更伟大的了。”
庄子说：“圣人不死，大盗永远也不会停止，虽然圣人能够治理天下，实际上是为像盗跖这样的大盗提供了便利罢了。发明斗斛是便于称量，结果斗斛反而被偷了；发明秤以便称量，连秤也被偷盗了；发明了兵符玉玺以便做信用证明，结果连兵符玉玺也被偷了；提倡仁义以教化人们，结果连仁义也被盗用了。为何知道是这样的呢？那些偷盗钩子的人被诛杀了，而那些偷盗国家的却成了诸侯。只要做了诸侯，仁义道德就有了，这不是盗窃了仁义、贤明和智慧吗？所以人们争着做大盗，争着当诸侯，争着去盗窃仁义、斗斛、秤以及兵符玉玺。虽然有高官厚禄不能劝讫他们，虽然有斧钺的惩罚而不能禁止他们，这种大盗见利忘义不能禁止，都是圣人的过错。”
智慧金言
所以说：“国家的厉害武器不能让人看见。”那些真正的圣人，是天下的锐利武器，是不能给天下人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