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例精义，细细体究
原文
一部律例，精义全在名例。求生之术，莫如犯罪自首一条。余初习法家言，邻邑奴获私铸以所供逃犯起意案已咨部完结。越二年，逃者获讯，不承为首，例提从犯质鞫。犯已远戍，诸多掣肘，松江友人韩升庸在座，谓可依原供而改捕获为闻孥。自首，则罪仍不死，案即可完。邻令用其言，犯亦怡然输供。余心识之。后遏情轻法重者辄袭其法，所全颇多。
曩于佐治药言曾记删改自首之报。辛亥居长沙，闻盗首杨辛宗在逃，知官中比父限交赴案投首，司谳者谓与未经破案。不知姓名、悔罪自首不同，不准援减，仍拟斩决。余旋即归里，未见邸钞，不知部议云何。窃思犯罪自首律云凡犯罪未发而自首者，免其罪。是指未经破案者言也。事发在逃，律注云若逃在未经到官之先者，本无加罪，仍得减本罪二等。又乾隆三十八年刑部议覆苏桌陈奏，定。例闻孥投首，除盗犯按本例分别定谳外，余俱于本罪上准减一等。是皆指被告被缉而言。故云闻奴也。杨辛宗事发在逃闻限比其父，挺身投案，正苏臬所奏。虽无悔过之心，尚存例免死发遣未为曲法而日与未经破案不知姓名悔罪自首不同，是必逃。在事未到官，律得免罪者方可依闻奴自首科减，向使杨辛宗避罪远扬不顾其父之比责，偷生迟久，被捕弋获，亦止罪于斩决，不致便采纳了这个建议，罪犯也高高兴兴地全部如实招供。于是我就在心里暗暗记下了这个方法。后来我遇上那些犯罪情节较轻，然而依据法律却必须重判的案件，就沿用这个方法。因此而保全了不少罪犯的性命。
在前面的《佐治药言》一书中，我曾记载有“删改自首而遭报应”的事情。辛亥年，我客居在长沙，听说绥宁县的强盗头儿杨辛宗在逃。他知道了官府令他父亲在限期之内把他交给官府的事，于是主动投案自首。可是主办此案的官员认为：杨辛宗这个情况同法律上说的“没有经过侦破的案子，也不知道罪犯姓名，由于后悔自己所犯的罪行而投案自首”的情况不同，不予从轻处罚，仍然上报判他死刑。我因为急着要回乡里，也没有见到官报，也不知道刑部怎样议论看待这事。可是在我心里，默思着有关犯罪自首的法律条文规定：“凡是犯罪没有被发觉，就去投案自首的，免除他已犯的罪行。”这是针对那种官府没有破案的在逃犯而言的。案情败露而负案在逃，法律上说：“如果罪犯在逃，但还没有被抓获以前投案自首的，原本就不加罪，而且可以把他所犯的罪减去二等。”又如，乾隆三十八年，刑部论议并批准答复了苏臬的提案条款。这些条款中有一条就是这样定的：“罪犯听说受到追捕通缉后，主动投案自首者，除了盗窃犯依法应判的罪刑外，其他的罪责全部都在他原本判服的罪刑上，减轻一等。”这是针对正被通缉的罪犯而言。所以在提案条款上有“罪犯听说受到追捕通缉后”一说。杨辛宗听说事情败露，逃跑在外，后来听说父亲被官府限期交出他来，于是便挺身投案自首。这种情况正是符合苏果所奏的那一条。虽然杨辛宗并没有悔过自新的想法，但总算还存有畏惧法律威严的思想，即使免去他的死罪，把他发配到外地也并不是没有按照法律办事。这和有关条文中“没有经过官方立案侦破，也不知道罪犯姓名，罪犯因后悔自己的罪行而投案自首”是不相同的。但并不是说，犯罪后罪犯非得要逃跑不可，且在事情尚未告到官府之前，按法律才可以免其罪行，才能够使用“听说官刑更有加绎。
读谳词殊切耿耿。近日读律之友遇一加重成案，辄手录以供摹仿，在杨辛宗死何足惜，万一闻孥自首之律例不可径引，则凡案类辛宗之被缉而事非强盗者，亦将棘手狐疑。况原谳云杨辛宗因事主家止妇女，辄向事主回骂临时行强，被指名缉拿，其投首在伙犯获后，不准援减。查辛宗劫止一次，并未伤人。视凶劫伤主之盗首，尚属情事较轻，特以首在被缉之后，仍拟斩决，恐援以为准，从总无生路，且案未破而自首者、千百中未闻一二，其甘心投案，多因捕缉紧急，比及父兄子弟，动于一时天性之恩，到官伏罪，若并此一线天良而绝之，则在逃之犯，更无自首。
闻拿自首之例几成虚设矣。案非手办事阅，九年疑实在胸，终难自释，因论治术。商及律例，愿以正之高明。方今圣天子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为吏者遇可出可入介于律可轩轾之事，当与幕友虚中办论，仰体圣慈，力求至当。名例一门义尽仁至，大概必不得已而用法者尤宜细细体究，而自首各则断不可略现大意，倘有投案之犯，务在求生以全民命。欧阳崇公所谓求其生而不得，则死者于我两无憾也，敢为学治者敬告，幸为治者勿哂其老而悖鄙其说之赘。区区之诚，重有望焉。
译文
一部《律例》，精华全在案例部分。犯罪后想获得新生，最有效的办法莫如投案自首。我在当初学习法律著作时，邻县抓获了一名私自铸造官钱的案犯，供述是一个在逃犯给他出的主意，这个案子已经通过刑部审查结案了。过了两年，逃犯被抓获，经审讯，他却不承认自己是首犯。按照惯例，应当提取私铸钱币者来和他当面对质，但是那个造币的人已经被发配到遥远的地方戍边去了，使得案子在办理过程中遇到了诸多困难。当时恰好松江友人韩升庸在座。他建议说：按原来的口供将此案犯按自首处置，自首就不至于裁定为死罪，案子也就可以较为稳妥地结案了。邻县的那个县官府要抓自己就逃跑了，然后去投案自首”的条款，并按这条减罪。假设先前杨辛宗为了躲避惩罚，远远地躲起来，不顾年迈的父亲限期交不出儿子将受的惩治。苟且偷生许久后，被抓住了，按照法律也只不过是杀头而已，而绝不可能再加上其他什么刑罚。
每当我读着一些案件的判词时，总是感到心中耿耿，难以释怀。最近有个学习律例的朋友，他抄录下自己看到的需要重判的案件，以供将来判案时借鉴。对于一个杨辛宗判处死罪，算得了什么！只是万一人们听说“官府在追捕便投案自首”的条文不能被恰当引用，那么从此以后，凡是类似杨辛宗这样被追拿而事实上又不是强盗的罪犯，一定会心存疑虑，而断案人员也甚感棘手。更何况在原卷宗中说，杨辛宗由于原告家里只有女人，于是对原告反唇辱骂，逞一时之强。被指名追捕，后来他投案自首，在同案犯被抓获后，主办官吏就没有援引律例为他减刑。再考查杨辛宗行凶仅一次，也并没有伤人，把他与行凶杀人的强盗匪首相提并论，也是属于情节不太恶劣，案情较轻的。特别是他自首是在被通缉之后，如果仍然判处死罪，我担心自此以后其他官吏在判案时，都会把杨辛宗一案作为典型来加以援引使用，那么从此以后，盗贼们都将无生路可走。况且，在案子未破以前就投案自首的罪犯，千百个案例中也没有几个人这么做。那些心甘情愿投案自首放弃逃亡的罪犯，大都是因为缉捕紧急，又加上官府限期他的父母兄弟交出罪犯，出于一种与生俱来的骨肉之情，便自己跑到官府投案自首。如果他们有了这种与生俱来的良心和道德了，我们法律却不给他一条悔过自新之路，那么，那些正在潜逃的罪犯，就更不会去投案自首了。那么，法律所规定的“听说在追捕通缉自己，便投案自首”之类的条文，也就成了一纸空文而毫无意义了。杨辛宗这个案子不是我亲自办理的，事情虽已过去了九年，对这个案子的疑虑始终埋藏在我心底，总是难以释怀。因为本书谈论到治理方法，讨论到法律案例时，就不由自主地把这件案子提了出来，以便请有识之士修正明鉴。
当今皇上英明，以仁慈之心施行仁慈的政略。做官的人遇到了那种可宽可严，可重判可轻判的案子。应该虚心地和幕僚们共同商讨，多方听取意见，力求把案子办得妥当些以报圣明。刑名律例这个职业，力求义尽仁至。大凡迫不得已，而依法律惩处的，也要细心体察。对于投案自首这一节内容，绝对不应该仅仅看个大概。假如有投案自首的罪犯，就应该体恤他求生的本能并引用相关条文使其保全性命。正如欧阳崇公所说：“只有求生而不能，使他死而无怨，判案的人也不觉得后悔，二者无撼才可以。”我把这句话告诉学习治理方法和研究法律的人，希望那些对治理方法擅长的人，不要嘲笑我年迈力衰，因而瞧不起我说的这番话。那么我心中的至诚之意，也就有了新的希望了。
活学活用
贞观元年（627年），戴胄任大理寺少卿。有一次，吏部尚书长孙无忌被太宗宣召入宫，没有解下佩刀就进入东上阁。尚书右仆射封德彝提议，因监门校尉没有察觉，应处以死刑；长孙无忌误将佩刀带入，罚铜20斤。太宗采纳了他的意见。戴胄反驳道：“校尉没有察觉，与长孙无忌带刀入宫，同属于失误。臣子对于皇上，不能称失误，法律条文中规定：‘供皇帝用的汤药、饮食、舟船，误而不按法律办事的，都判处死刑。’陛下若记念长孙无忌的功劳，就不是宰相所能决定处罚办法的了；若依法处罚，罚铜是不恰当的。”太宗说：“法律不是我一人的法律，是天下人的法律，怎么能因为长孙无忌是我的亲威，就不按法处罚呢？”于是下令，另行议定处罚办法。封德彝仍坚持原来的意见，太宗将要采纳他的意见。戴胄又说：“校尉因长孙无忌之误而犯罪，依法应从轻处罚。若论失误这一点，他们二人是一样的。可是处罚的轻重却相差悬殊。一个得生，一个被处死，这太不合理了，我冒昧地请陛下再重新斟酌。”太宗终因戴胄执法公平无私，免去了校尉的死刑。
当时，朝廷正在大规模地选拔官员，有的人伪造资历，太宗令他们自首，不自首者，一旦查出，一律处死。不久，有的人伪造资历的实情泄露，戴胄依法判处伪造资历者流放充军，并且把处理的情况上奏太宗。太宗说：“我下敕令，凡不自首者处死。现在按流放充军判决。这是向天下人表明我不守信用。您想卖法吗？”戴胄说：“陛下若下令当时处死，这不是我所能管得了的。既然交付大理寺审理，我不敢使国家法令受损。”太宗说：“您自己守法，而要让我失去信用吗？”戴胄说：“法律是国家取信于天下人的典章，言论，只是当时喜怒感情的表达而已。陛下一时发怒而允许杀人，已经知道不能那样处置了，而让我依法处理，这是忍耐小的愤怒而保住大的信义。若随一时的愤怒办事，违背了国家法律的信义，我暗自为陛下感到可惜。”太宗说：“我执行法令有所失误，您能予以纠正，我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呢？”
当官者熟悉法律才不会造成冤假错案。
范仲淹的祖先是邠州人，后来全家搬到江南，在吴县（现在的江苏省苏州市）住了下来。范仲淹从小就很有志气。他两岁的时候，父亲去世了，母亲改嫁给了一个姓朱的人，他也就跟着姓了朱。等他到懂事以后，知道了自己的身世，便告别了母亲去应天府（现在的河南省商丘市）读书。他读书非常刻苦，常读到夜里，人困极了，上眼皮和下眼皮老打架，他就用冷水洗脸，洗完又接着读下去。
经过5年的刻苦学习，范仲淹考上了进士。他开始当官，后来把自己的姓改了回来，仍然姓范。
范仲淹一生为官正直，经常给皇帝提意见。他博览群书，而且他特别喜欢谈论天下的大事，每次他都坚持自己的意见。当时的皇帝是宋仁宗，他很清楚范仲淹的忠心，所以范仲淹提出的一些建议他也都接受了。
有一年，全国发生了大蝗灾和大旱灾，特别是江淮和京东一带更是严重。老百姓吃不上饭，生活很悲惨。范仲淹看到这样的情景，心里着急得很。他请求宋仁宗派人到各地去察看灾情。皇帝没有答应。范仲淹对皇帝说：“皇上，如果您在宫里整天不吃饭，能受得了吗？”仁宗这才被说服，他派范仲淹去救济慰问江淮一带受灾的老百姓。不管是到了哪里，范仲淹都命令当地的官吏把粮仓打开，解决老百姓的吃饭问题。他还取消了受灾地区的各种苛捐杂税。
后来，范仲淹被派到苏州去当官，那里正在发大水，洪水淹没了很多农田。范仲淹一到苏州，就亲自带人观察水情，用疏导的办法把洪水引到大海里去，为老百姓做了一件大好事。
宋仁宗看到范仲淹做官不忘老百姓，很是高兴，就把他调回京城，当上了吏部员外郎，并且兼开封府知府。范仲淹做人很坦率，见到不顺眼的事情，他就一定要批评，这副脾气使他得罪了不少人。
当时，做宰相的是一个叫吕夷简的人，他权力很大，而且喜欢安排自己的亲戚朋友做官，所以他身边的人很多在朝廷里做了大官。范仲淹看到这种自私的行为，生气地写了一篇《百官图》批评吕夷简，说像他这样的人根本不配做宰相。吕夷简看到后很不高兴。
不久以后，范仲淹遭到吕夷简的陷害。那是在讨论建都的时候。范仲淹认为洛阳和开封都是非常重要的地方，在天下太平的时候皇帝可以住在开封。打起仗来皇帝就要住在洛阳了，所以他认为应该在洛阳准备好足够用的房子和粮食。
吕夷简借这个机会批评范仲淹浪费摆阔。范仲淹不服气，写了一篇“四论”给皇帝看，又被吕夷简说成是在挑拔君臣之间的关系。范仲淹更是不服气，他们闹得越来越厉害。仁宗很生气，便把范仲淹贬到饶州（现在的江西波阳）做官去了。许多的人为范仲淹说情，都被仁宗处罚。
范仲淹自幼熟读诗书，精通法律，断案如神，受到人民的爱戴和君主的信任，然他不谙官场事故人情，与权臣做对终被贬。
智慧金言
法律的条文是确定不变的，条文的解释与援引则是可以灵活处理的，心存善念，活用法律，可以“避律”而让人起死回生，减轻无辜者的痛苦；如果执法者心术不正，宽纵罪犯，后果将不堪设想。
曾子说过：“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他认为，当官审讯，不能因为侦破了案件而暗自高兴，对于犯法的人，应该抱着一份哀矜怜悯之情。网开一面，设法替疑犯谋求一条生路。这就是《书经》“若保赤子”的精神。只有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不得其所以生，乃刑之”。尽其哀矜怜悯之心，设法公平理案，但一旦罪名成立，犯人却必须绳之以法，不可姑息，这也就是孔子所说的“君必与众共焉，爱民而重弃之也”。
司法公正是人类社会千百年来一直在追求的一个目标。实现社会的正义，维护司法的公正，是整个司法活动中最基本的价值取向。其实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中文的“法”字中得到一些启示。“法”字现在的写法是三点水加上一个去字。当然这已经是简化了的，但是这个简化之后的法字依然包含了法最基本的价值定位。按照《说文解字》讲：“法从水，平之如水。”它体现的就是公平公正的精神。那么去呢？就是要去不直，也就是要铲除社会中那些不公正的、那些邪恶的东西。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中，各种各样的案件，其实无论是刑事案件还是民事案件，法官要实现司法公正首先要解决的是一个什么问题呢，那就是要准确地认定案件事实，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