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的主张在战国纷争的时代，显得迂腐、不实用。齐宣王对孟子所说的这一套理论也不得要领，作为战国时代的一位国君，齐宣王所眼见的和亲历的国与国之间的问题多半都是靠战争来解决的，那可真有点“强权就是真理”的味道。但从历史的发展来看，孟子提倡的与邻为善、发展和平和睦的国家关系却是国际社会发展的最终归宿。尤其是人类经过了两次世界战争的惨重浩劫之后，得到战争教育的世界人民及各国统治者终于认识到，依靠暴力的大国沙文主义和霸权主义只能给人类带来灾难。以中国为代表的广大爱好和平的国家，正在努力构建和平、平等、和睦的新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齐宣王说自己好勇，孟子便说好勇也没有关系。但这个“勇”也有所不同，有“小勇”与“大勇”之分。
小勇就是我们常说的匹夫之勇，这种匹夫之勇是一种血气之怒。动辄以性命相拼。大勇则以理义相斗。
从效用来说，小勇充其量可敌一人，大勇则可以安定全天下。
孟子关于小勇和大勇的论述的确可以使我们耳目一新，并对我们有所启迪。比如说我们见到那些在公共场合动辄逞强恃勇的人，诸如车匪路霸，一副亡命徒的样子，其实不过是“小勇”罢了，没有什么了不起。只要我们以社会公理为武器，大家挺身而出。往往可以战胜那些人的“匹夫之勇”。保护我们的安全和社会秩序的安定。
说到底，真正的勇不是斗力而是斗智，不是斗血气而是斗理义。当然，在斗的过程中难免会有牺牲，如果大家都怕牺牲，当然也就胜负难卜，甚至会让“小勇”逞强得势。
儒家人物多推崇三代的圣王，孟子也不例外，言必称文、武、周公。所以，他在向齐宣王介绍王道政治时，也是以文王治理岐山的政策为依据的。话虽不长，但包含的内容却是很广，牵涉到农业税收、官吏制度、商业政策、渔业开放、刑法制度等等，尤其是最后还重点说到了社会福利的问题。
按照孟子的思想。治国平天下的人不可不重视社会福利事业。统治者对老人、孤儿等弱势群体要给以必要的照顾，甚至成年男女的婚配问题。也要作为统治者关注的一项内容。
当孟子描绘出周文王的仁政图景时，齐宣王不由得赞扬孟子所说的是“善哉言乎”！然而，有意思的是，当孟子自以为抓住了时机问齐宣王为什么不向周文王学习，施行仁政时，齐宣王竟然又一次找出拒绝的说词来。从上一次孟子劝他采取和平共处外交政策时的“寡人好勇”上升到“寡人好货”，乃至于“寡人好色”，大有自甘堕落的意思。用今天的话来说：我既贪财，又好色，就是这么不成器，难道还能够施行你那高深廉洁的王道或仁政吗？谁料，善于顺水推舟的孟子却依然能够因势利导给出了完满的建议。针对齐宣王说自己“好货”、“好色”的问题，孟子从古代圣王的事迹入手，说周朝的始祖公刘就“好货”，而文王的祖父古公亶父就“好色”。当然，最关键的两句话依然是：“王如好货，与百姓同之，与王何有？”“王如好色，与百姓同之，与王何有？”一言以蔽之，还是“与民同乐”的思想，或者准确一点说，是“与民同欲”。
看来，在孟子的心目中，只要做国君的人与老百姓同甘共苦，干什么都是不会错的！
实际上。孟子并不是支持君王们贪财、好色，而是为了争取对话上的主动。采取了退一步说的做法，意在强调：即使是贪财、好色的君主行仁政，也可以得到民众们的爱戴。
接下来，孟子主动向齐宣王发问了。他采用的是层层推进的论证法，从生活中的事情入手，推论到中层干部的行为，再推论到高级领导人的身上，逼得齐宣王毫无退路，尴尬不已，也就只有“王顾左右而言他”的份了。
孟子本身倒不一定非要出齐宣王的洋相，不过是因为齐宣王老东推西挡，东拉西扯，不肯表态实施仁政，所以在语言上逼迫齐宣王，迫使他思考如何抓纲治国，作出选择罢了。
我们平时在工作中、生活中也常常有被上司或下属问得一时之间不知怎样回答的情况，遇到这种时候，“顾左右而言他”还是可以用来应一应急的。不过，反过来的情况是，对待自己的上司，尤其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可一定得当心，不要把他逼到“顾左右而言他”的程度。不然的话。他那时尴尬是尴尬，可下来以后就轮到对方难受了。孟子当然不怕，因为自己无官无位，可进可退，有充分的回旋余地，即使触怒了齐宣王，大不了一走了之。当然，虽然他没有触怒齐宣王，但由于齐王根本没有施行仁政的意思，最后孟子还是离开了齐国。
当今时代，竞争激烈，人际关系微妙难测，孟子的言谈和论辩术固然是我们应该学习的，但我们在使用时，尤其需要注意运用的对象和场合问题。
在人才选拔和官员任命问题上。孟子希望齐宣王多听听“国人”的意见。从理论上说，孟子的论述的确是非常有道理的。直到今天，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也是要听听“国人”的意见。而由“人大”任命政府各级干部，正是选拔任用人才听“国人”意见的具体体现。另外，我们一直坚持的干部考查制度也是要听取群众意见，“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
当然，从实践的操作来看，我们也不能对孟子的论述作拘泥刻板的理解。因为事实上，不大可能就某一个人的情况而听到“国人皆曰”的意见，完全的举国一致的认可是不现实的。所以，“国人皆曰”也是相对的。我们应该把握的精神实质是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多倾听人民群众的意见。
后来齐宣王又就伐燕问题争求孟子的意见。孟子的回答非常谨慎，提出两种供齐王选择的方案。在今天看来，有点模棱两可；不过，如果我们仔细琢磨，还是可以发现，孟子其实是支持齐宣王去占领燕国的。
因为他已经说过，如果占领燕国而使燕国老百姓高兴。那就占领它。而他又明明知道，当齐国的军队进入燕国时，燕国的老百姓“箪食壶浆以迎王师”，怎么会不高兴呢？所以，他的倾向性意见还是有的，只不过说得很谨慎罢了。毕竟，这是牵涉到战争的大事啊，而儒者在通常情况下是反对战争的。
孟子支持伐燕还可以从其它材料得到佐证，我们看《战国策·燕策》的记载，孟子可就说得不是那样含含糊糊了，而是直截了当地对齐宣王说：“今伐燕，此文、武之时，不可失也！”这也可以证明孟子是主张齐宣王占领燕国的。大概史书所记没有忌讳，而作为专记孟子言行的书为圣者讳，做了修饰，因而显得含糊而谨慎吧。
问题并不在于怎么记载，而是在于一贯反对“霸道”、反对战争的孟子，怎么会去支持齐宣王占领燕国呢？要知道，这不仅有掠夺之嫌，而且还是趁火打劫！
原来，作为亚圣人，孟子与圣人孔子一样，并不是死搬教条、抱缺守残的书呆子，而是具有非常灵活的通权达变思想。他认为当时燕国的老百姓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所以不反对齐宣王的占领军去进驻。只要燕国的老百姓真的欢迎齐国军队去，那这支去解放他们的军队，就是仁义之师。何况，他也说得很清楚，如果齐国的军队进驻以后反倒使燕国百姓的“水益深，火益热”，那也是不行的（这在下文得到了证实）！
所以，孟子也并不是一味反对战争。只要是正义的、符合人民利益和愿望的战争，他也是支持的。这种权变的思想，和前文齐宣王说自己有好勇、贪财、好色等等毛病而孟子都说没有关系一样，是以“民本”为原则的。这一点值得我们特别注意。
这一篇还提到“出乎尔者，反乎尔者”的问题。在原文中当是“一报还一报”的意思，近于“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意思。后世逐渐演变为成语“出尔反尔”，则成了言行前后矛盾、反复无常的意思了。
这实际上还是说的君与民、官与民的关系问题。孟子的意思很简单，普通老百姓看到当官的战死而不救固然不对，但当老百姓遇上灾荒年岁饿死或逃荒时，当官的见死不救就对吗？当官不为民作主。又要当官的来干什么呢？说到底，就是我们常说的“你不仁。我不义”，一报还一报，也就是曾子所说的“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话说回来，只要当官的施行仁政，关心民众的疾苦，自然就会出现“你仁我义”的情况。
所以，“出尔反尔”的思想其实与《易经》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是相通的，善恶都是报应。当然，这里的报应不是佛教神秘意义上的来世因果报应，而是现世现报；不是天报、神报，而是人报，但其因果关系却是存在无疑的。
引申开来，当然不只是君与民、官与民之间才有这种关系，就是平常的人际交往中，也同样存在着这种关系。我们周围很多人，不就是因为没有妥善处理这种关系而弄得“你不仁，我不义”，今天你打我一个小报告，明天我戳你一下脊梁骨，关键时刻让对方丢人现眼，下不了台。就这样愈演愈烈，最后酿成公开冲突，甚至大打出手，闹出事端来的也不少见。遇到这种事情，最后追根溯源，多半正是“出尔反尔”所致。
后果如此严重，难怪曾子在说这句话时一再提醒我们：“戒之戒之！”难道我们不应当引以为戒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