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的观点，对于我们立身处世也是具有一定现实意义的。我们的确看到，有的人通过千辛万苦的拼搏和奋斗，钱倒是挣了不少，可是晚景凄凉，并没有亲人乃至知心的人来与自己分享，结果是了无生趣，并不觉得人生有什么快乐可言。相反，有的人虽然是穷家小户，却“人亲喝口水也甜”，一家人和和美美，其乐融融。所以，应该和自己的家人、周围的人一起分享快乐，才会美满幸福。只要我们人人都能够做到“与人同乐”，善待家人、邻里、同事，实际上就是在为构建和谐家庭、营造和谐社区做着自己的努力，也是在从周围的一点一滴做起，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添砖加瓦。
说到底。快乐的问题本来就不是一个物质的问题，而是一个精神的问题。虽然物质条件和环境的好坏可以影响精神和心理，但它毕竟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而不是物。正如孔子所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论语·述而》）又如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
不都是精神超越物质的典型吗？所以，如果精神方面出了问题，像孟子举出夏桀的例子那样，老百姓恨不得与他同归于尽，的确也是：“虽有台池鸟兽。其能独乐哉？”
把快乐与人分享，那么快乐就可以加倍，这体现了“与人同乐”的社会微观意义，应该提倡；同时朋友之间，也应该学会倾诉痛苦，这样痛苦就会减半。
孟子是先秦民本思想的集大成者，这集中体现在他的安民、养民思想中。
孟子认为，执政者作为老百姓的父母官，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其基本的职责。英明的君主应该采取措施使自己的民众免于自然和人为的灾祸，做到制民之产，勿夺农时，取民有度。相反，如果统治者自己过着锦衣玉食的奢侈生活，而人民群众却在挨饿受冻，那简直就像是率领野兽吃人一样，是极大的犯罪。
显然在这方面梁惠王做的不是很好，以至于出现了“庖有肥肉。厩有肥马”而“民有饥色，野有饿莩”的现象。实际上不止梁惠王，在漫长的古代中国，很少有统治者能够像孟子设想的那样做到安民、养民，很大程度上这只是中国古代“为生民立命”的知识分子们心中的美好蓝图。统治者很少会以此作为治国的理念，这些言论往往只起到了一定的警示作用。难怪个别清廉官员会发出“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的感叹。
这的确是千古政治的一大课题，或者说一大难题啊！
今天我们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树立人民公仆的意识，反腐倡廉，提出为民办实事、办好事等等，实际上依然是在考虑如何为人民谋利益的问题。
所以，孟子的言论并不过时，直到今天，仍然能对我们的各级领导人起到警示作用。
孟子见齐宣王时，齐宣王与梁惠王一样，关心的仍是国家霸权和统一天下问题，只是在问法上比较委婉含蓄。他从缅怀历史切入，提出：“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因为齐桓公和晋文公在春秋时代都是靠“霸道”而称雄天下的。而孟子是不主张像齐桓公、晋文公那样靠不“义”的争霸战争来称王天下的，所以他是不讲“霸道”而讲“王道”。
也就是不讲武力，不靠军事力量和战争称霸天下；而讲用道德，靠教化的力量，靠仁政统一天下，使天下人心归服。所以，孟子也就直言不讳地说：“您要问霸道，那我就不懂得。您要对王道感兴趣的话，我倒可以说一说。”于是在孟子引导下。两个人开始探讨王道问题了。
在整个对话过程中，孟子从小事入手，反客为主，自己掌握主动，剥茧抽丝，步步引导，层层推进，迫使对方落入自己的话语控制中。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孟子关于“君子远庖厨”的心理分析，巧妙地把齐宣王心中尚存的“不忍”发展开去，引导到仁政上来。
所谓“君子远庖厨”，说的不过是一种不忍杀生的心理状态罢了。
齐宣王“以羊易牛”的心理，是因为他亲眼看到了牛即将被杀的样子而没有亲眼看到羊即将被杀的样子，“眼不见为净”，所以君子远离宰鸡杀鸭的厨房。
不过“君子远庖厨”这句话，也不是孟子的首创，而是出自《礼记·玉藻》：“君子远庖厨，凡有血气之类，弗身践也。”也就是说，凡有血气的东西，人们都不要亲手去杀它们。汉代贾谊在《新书·礼篇》中引述了孟子的话之后说：“故远庖厨，仁之至也。”把“君子远庖厨”作为仁慈的品德加以提倡，与《礼记·玉藻》所体现出的“不忍”心理相比，明显拔高为“仁”的重要内容，实际上是错误地理解了孟子。孟子只是出于欲说服齐宣王实行仁政的目的而把“君子远庖厨”的“不忍”心理有意拔高，不一定就认为：“远庖厨，仁之至也。”
后世有不少人曲解了“君子远庖厨”这句话里的合理内核，也就是那种“不忍”之心，而片面轻率地说君子应该远离厨房，以此作为自己偷懒不下厨房的借口。正如南怀谨先生很幽默地指出：“近代的年轻人，当太太要他到厨房里帮个小忙的时候，他就拿这句话来做挡箭牌。太太请原谅！孟老夫子说的，‘君子远庖厨’，我要做君子，你的先生不能是小人哪！于是坐在客厅沙发上看电视，等太太把热腾腾的菜饭端来。”（《孟子旁通》）
不过，南怀谨先生的笑谈指出的只是一种情况，以我们今天更多的家庭状况来看，君子先生们“远庖厨”的时代似乎已远，杀鸡宰鸭无所不为了。当然，肉还是照食不误，“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都成了迂腐之谈。
此外“君子远庖厨”的观点与当代流行的动物保护主义相比，带有明显的伪善色彩。“君子远庖厨”只是无法容忍亲手杀死动物或看着动物被杀死，是一种简单的见不得血腥的“不忍”心理，至于做熟了的动物肉是照吃不误，缝制好的裘皮衣服也是照穿不误，因此与动物保护主义相差甚远。
接下来，孟子在文中全面展开了自己的治国方略和施政纲要。归结起来，主要就是两层意思：
第一层，有恒产才有恒心，所以要先足衣食后治礼仪。这就是《管子·牧民》中所谓“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的道理。
其实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暗合于两千年后卡尔·马克思那个伟大的发现——“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光靠。“勒紧肚子闹革命”是不行的，越穷越光荣也是自欺欺人的。仅从社会稳定的角度来说。“无恒产者”也是最危险的因素。因此，在国家制订国民经济发展规划的时候，一定要从富民的角度出发，考虑到让老百姓过上丰衣足食、安居乐业的生活，让他们不仅能够养家糊口，而且还有一定的产业。只有做到了这一步，才谈得上进一步从事精神文明建设，即“治礼仪”的问题。
讲清楚了这一层道理后，孟子才转到第二层意思。即较为具体地展示他的富民兴教的蓝图。我们不难发现，他在这里所展示的富民兴教的蓝图，几乎与他在梁惠王那里所说的一模一样（只是把“数口之家”改为具体的“八口之家”，“七十者衣帛食肉”改为“老者衣帛食肉”罢了）。
孟子在一个国家不能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便又到另一个国家。他就像自己的前辈孔老夫子一样，东奔西走，周游列国，希望“行义以达其道”，为救世济民而不辞辛劳，甚至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种积极入世的理念，对后世儒者产生亍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