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谈到国学，必然离不开“四书五经”。“四书五经”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载体，更对后世的为官从政之道、为人处世之道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本章我们所要了解的就是这方面的知识。
什么是四书五经？
“四书五经”是“四书”和“五经”的合称，是中国儒家经典的书籍。
“四书”，指《论语》《孟子》《大学》和《中庸》四本书，为南宋以后儒家传道、授业的基本教材。自此以后“四书”在我国广泛流传，其中许多语句已成为脍炙人口的格言警句。
“五经”，指《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五种经典，简称为“诗、书、礼、易、春秋”。在之前，还有一本《乐经》，合称“诗、书、礼、乐、易、春秋”，这六本书也被称做“六经”。后来，《乐经》亡佚，只剩下“五经”。
“四书五经”记载了中华民族思想文化发展史上最活跃时期的政治、军事、外交、文化等各方面的史实资料，其主要核心思想为影响了中国文化几千年的孔孟哲学，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载体，更是中国历史文化古籍中的宝典。历代统治阶层对“四书五经”都推崇备至，科举选仕试卷命题无他，必出自“四书五经”，足见其对为官从政之道、为人处世之道的重要程度。时至今日，“四书五经”对现代人的工作生活仍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在文化史、思想史上具有极高的地位。
《论语》是怎样一部书？
《论语》是记载孔子及其学生言行的一部书，成书于春秋战国之际，由孔子的学生及其再传学生所记录整理，为儒家经典之一，对后世影响深远，宋代赵普就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
《论语》全书共有11705字，分为二十篇，前十篇被称为《上论语》，后十篇被称为《下论语》，各篇取篇首两字作为篇名，各篇章数不等。在语言风格上，《论语》遣词酌句精炼而形象生动，是语录体散文的典范。《论语》通篇内容围绕孔子而谈，书中不仅有孔子仪态举止的静态描写，还有对其个性气质的传神刻画。对于孔子的教学方式，《论语》也大费笔墨。据其所载，孔子能够因材施教，对于不同的对象，他会考虑其不同的素质、优点和缺点、进德修业等，对其进行不同的教诲。《论语》还成功地刻画了一些孔门弟子的形象，如子路的率直鲁莽、颜回的温雅贤良、子贡的聪颖善辩、曾晳的潇洒脱俗等等，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论语》是由后人命名的吗？
关于《论语》命名的来由，历来有不同说法。有很多人认为，“论语”非当日编纂者命名，而是后人命名。例如王充在《论衡·正说篇》便说：“初，孔子孙孔安国以教鲁人扶卿，官至荆州刺史，始曰《论语》。”按照这一说法，《论语》的名字要到汉武帝时，才由孔安国、扶卿赋予。
那么，史实是否就是如此？我们来看看《礼记·坊记》中的这段话，“子云：君子弛其亲之过而敬其美。《论语》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坊记》确切的着书年代还无法确定，但至少学界一直认为其成书年代在汉武帝以前。可见，王充在《论衡》中的说法并不可靠。
由上推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即《论语》是由当日编纂者命名的。对此说法，班固等人表示肯定。班固在《汉书·艺文志》说：“《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文选·辨命论注》引《傅子》也说：“昔仲尼既没，仲弓之徒追论夫子之言，谓之《论语》。”从这两段话我们可以看出，“论语”的名字是当时就有的，不是后来别人给它的。
《论语》有几个版本？
《论语》版本众多，在汉朝时已有三种不同的本子。一为《鲁论语》，共有二十篇；一为《齐论语》，共有二十二篇，较《鲁论语》多出《问王》和《知道》两篇；一为《古文论语》，共有二十一篇，把《尧曰篇》的“子张问”另分为一篇，篇次也和其他两个版本不同。
这三个不同版本的《论语》最初各有师传，到西汉末年，安昌候张禹先学习了《鲁论语》，后来又讲习《齐论语》，经过细心钻研体会，他把两个本子融合为一，但是篇目以《鲁论》为根据，号为《张侯论》。张禹是汉成帝的师傅，地位尊贵，他所编制的这一版本受到儒生们的大力追捧，后汉灵帝时所刻的《嘉平石经》就是用的《张侯论》。我们今天所用的《论语》版本，基本上就是《张侯论》，其他版本大多已流佚。
关于《论语》的注释有哪些？
《论语》最早的注释本，应为西汉经学大师孔安国所着的《论语孔氏训解》。该版本存在许多争议，清代有学者还认定其为伪书。但事实上，《论语》孔注绝非后人伪造，孔安国确曾写过《古文论语训解》，只是流传下来的《孔注》屡经后人的口传笔抄及增删，已经失去了原来的模样。孔安国对《论语》的注解，重在训诂，兼及大义，是儒家经典中“行于世”的最早注本。
孔安国后，影响力较大的注本为东汉末郑玄的《论语注》。郑玄以《张侯论》为依据，参照《齐论》《古论》，作了《论语注》。郑玄的注本流传后，《齐论语》和《古文论语》便逐渐亡佚了。
汉以后，各代出现过许多《论语》的注释版本，其中比较主要的有三国时魏国何晏《论语集解》，南北朝梁代皇侃《论语义疏》，宋代邢晏《论语注疏》，南宋朱熹《论语集注》，清代刘宝楠《论语正义》等。在这几个版本中，《论语注疏》《论语集注》是阅读《论语》的基础，而清代的《论语正义》，则可作为深入研究《论语》的必读着作。
《孟子》是怎样的一部书？
《孟子》是记载孟子及其学生言行的一部书，成书于战国中期。全书共七篇，分别为《梁惠王》《公孙丑》《滕文公》《离娄》《万章》《告子》《尽心》，七篇下又分二百六十一章，共38125字。
关于《孟子》的篇目，《汉书·艺文志》说有十一篇，即在七篇外另有《性善辩》《文说》《孝经》《为政》四篇外书，人们又称其为“外书四篇”。不过，东汉经学家赵岐认为外书四篇内容浮浅，与内篇不合，当是后人所作。流传至今的《孟子》，即赵岐所说的内篇，该版本记述了孟轲一生的主要言行，突出地记述了孟轲主张仁义、反对暴政和武力兼并的政治思想，以及“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主义思想。
《孟子》在我国历史上具有重大影响，但该书在成书后一直不被重视，直至唐代韩愈将孟子列为先秦儒家中唯一继承孔子“道统”的人物开始，才出现了一个孟子的“升格运动”，《孟子》一书的地位也逐渐提升。北宋神宗年间，《孟子》一书首次被列为科举考试科目之一，之后《孟子》一书升格为儒家经典，成为“四书”之一。
《孟子》到底是谁写的？
关于《孟子》一书的作者，历来有多种说法。
一种说法认为，《孟子》为孟轲自着。《孟子》最早的注释本，即汉代赵岐的《孟子章句》就说：“此书，孟子之所作也，故总谓之《孟子》。”对于该说法，元代经学家何异孙也持肯定态度。
另一种说法认为，《孟子》是孟轲弟子所作。首先提出该说法的是唐代韩愈，他在《答张籍书》中说：“孟轲之书，非轲自着。轲既殁，其徒万章、公孙丑，相与记轲所言焉耳。”这一说法得到宋代晁公武、清代崔述的认可。
如今，我们一般认为，《孟子》由孟轲及其弟子合着。宋代朱熹、清代魏源主张孟轲自着，但也都认为孟轲的弟子也参加了编撰行为。朱熹曾从文章风格的匀称一致上，力证该书出自孟轲之手，他说：“《论语》多门弟子所集，故言语时有长长短短不类处。《孟子》疑自着之书，故首尾文字一体，无些子瑕疵。不是自下手，安得如此好？”所以，我们一般认为该书由孟轲口授，由其弟子万章、公孙丑整理成书。
《孟子》对后世有何影响？
《孟子》一书在战国时期不被重视，因为该书宣扬性善论思想，突出仁政、王道的理论，阐述了民贵君轻的主张，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些主张不切合战国时代急功近利、激烈竞争的社会现实，所以在当时少有君主重视。
宋代理学盛行，《孟子》所倡导的儒家仁义礼智，儒家王道思想、仁政措施，才广泛为统治者所接受，孟子的思想也广为流传。《孟子》在政治及经济方面的新主张，如改进传统的“重农抑商”思想，阐述的“井田制”理想等，对后世确立限制土地兼并，缓和阶级矛盾的治国理论有着深远的影响及指导意义。此后，《孟子》成为人们修养品德和行王道仁政的理论根据。
《孟子》还继承和发展了孔子“因材施教”的教学方法，他认为教育学生必须要有一定的标准，使学生有一个明确的奋斗目标。孟子所倡导的学习方法和教育方法是我国古代教育学的结晶，对我们今天的学习和教育仍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大学》是怎样一部书？
《大学》，为儒家经典着作。这里的“大学”，并非指高等院校，它是相对于古代的“小学”而言。古代小学“详训诂，明句读”，教习人们学习“洒扫应对进退，礼乐射御书数”等，而“大学”则专门讲治国安邦之道，是大人之学。古人十五岁入学，学习伦理、政治和哲学等“穷理正心，修礼治人”的学问，实际上就是学习如何参与国家政治的。
《大学》原为《礼记》第四十二篇，不分章节，在南宋前从未单独刊印。宋代程颢、程颐兄弟把它从《礼记》中抽出，编次章句。如今我们所见的《大学》分为经、传两个部分。“经”的部分是核心，“传”则是“经”的注释，经一章，205个字；传十章，共1546字。《大学》字数虽少，但内容丰富，含义深刻，它以人的修身为核心，提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等修身方法，强调人的修身养性不只是内省的过程，更是同外物相接触，穷究物理而获得知识，培养道德品性、完善人格的过程。
南宋时，朱熹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合编注释，称为《四书》，从此《大学》成为儒家经典。
《大学》到底是谁写的？
《大学》的作者，传统的说法是曾参。
北宋理学家程颢、程颐认为其是“孔氏之遗言也”，南宋朱熹也支持这种看法，但在此看法上有所延伸，他认为“经一章盖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传十章，则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就是说，“经”是孔子的话，曾子记录下来；“传”是曾子解释“经”的话，由曾子的学生记录下来。后来人们一般认为，《大学》为曾参所做。曾参，字子舆，春秋末期鲁国人，生于公元前505年。他和父亲曾点都是孔子的得意弟子，他学识渊博，曾提出“吾日三省吾身”的修养方法，世称“曾子”，后世尊称为“宗圣”。
不过，近代一些学者对此提出质疑，认为《大学》应为秦汉之际儒家作品。由于这一说法尚无确凿证据，人们仍把曾参作为《大学》作者。
《大学》的版本主要有两个体系：一是经朱熹编排整理，划分为经、传的《大学章句》本；一是按原有次序排列的古本，即《礼记》中的《大学》原文。目前广为流传的版本，为朱熹《大学章句》本。《大学》历代注本很多，主要有宋朱熹的《大学章句》《大学或问》，宋真德秀的《大学衍义》，明王守仁的《大学问》，清陈确的《大学辨》，清李塨的《大学传注》，等等。通行本有清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刻本。
《大学》有什么现代意义？
《大学》一书，深刻地阐述了修身、治国的道理和方法。其文辞简约，内涵深刻，影响深远，两千年来无数仁人志士由此登堂入室以窥儒家之门。
《大学》所论的“修身”即为改变自己，“齐家治国平天下”即为改变环境。凡人在世，必得以自身与环境打交道，在此过程中或者改变自己，或者改变环境，或二者兼而有之。国父孙中山作三民主义之民族主义中第六讲题也提到；“我们现在要能够齐家、治国，不受外国的压迫，根本上便要从修身起，把中国固有知识一贯的道理先恢复起来，然后我们民族的精神和民族的地位才都可以恢复。”而《大学》一书实为立身处世所必读，古人将它列为四书之首，非偶然也。朱熹更认为《大学》是“为学纲目”，故读“四书”要“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上自国家元首，下至平民百姓，人人都要读《大学》以修养品性。即便在现如今，我们也应该潜心静气读《大学》，《大学》的思想政治及教育理念，必定会对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中庸》是怎样一部书？
《中庸》是儒家阐述“中庸之道”，并提出人性修养的教育理论着作。该书原是《小戴礼记》中的一篇，到宋代人们把它抽出，与《论语》《孟子》《大学》并列为儒家“四书”之一。《中庸》全书三十三章，共3545字，因其哲理思辨性和严谨的体系性，成为四书中最难理解且争议最多的一部书。《中庸》强调人们应该实行中庸之道，而要实行“中庸之道”必须尊重天赋的本性，加强后天的学习，即《中庸》所说的“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实行“中庸之道”既是率性问题，也是修道的问题，这是发展了孔子“内省”和曾子“自省”的教育思想。
一般认为，《中庸》的价值远远超过《大学》。南宋理学家朱熹评价《中庸》说：“《中庸》何为而作也？子思子忧道学之失其传而作也。盖自上古圣人，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庸之道所阐述的思想，对一个人来说，是一辈子都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
《中庸》的作者是谁？
关于《中庸》的作者，自宋代以后就备受争议，迄今尚无定论。
人们最早认为，《中庸》为子思所作。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就认可这种观点，他认为孔子的孙子子思继承了孔子的思想，作《中庸》是为了保持孔子思想的真实性和延续性，是为了发扬光大孔子的思想。东汉着名经学家郑玄、南宋理学家朱熹都持该观点。不过，自北宋欧阳修开始，人们对子思着《中庸》的说法产生了怀疑。因为《中庸》所提倡的“自明诚”“自诚明”同孔子所经常讲的“志于学”“必学而后成”有自相矛盾之处，如果子思传承孔子真义，却又与《论语》所讲的孔子思想不同，这在道理上说不通。清代学者崔述认同欧阳修的看法，也认为《中庸》不是子思的作品。
如今，人们普遍认为《中庸》部分是子思所作，部分是战国秦汉之际儒家学者增益而成。当代着名学者蒋伯潜、冯友兰先生都持这种看法，冯友兰先生认为《中庸》二十章之前似出于子思之手，而后面章节则为秦汉之际学者所发挥添加。
《诗经》是怎样一部书？
《诗经》，又称《诗》、《诗三百》，西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始称《诗经》，并沿用至今。《诗经》是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收录作品三百一十一篇，其中有六篇有题目无内容，即有目无辞，称为笙诗。《诗经》收录作品跨越年代大约为六百年，最早的作品是《豳风·鸱鸮》，据《尚书》记载该诗为西周初年的周公旦所作；收录最晚的作品为《陈风·株林》，据郑玄《诗谱序》记载该诗写成于春秋时期中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