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金”一词由来已久，最早指的是货币单位，后来用于指人，要从南朝梁司徒谢肋说起。
谢肋自幼聪慧，不到十岁时便能写出很好的文章，深受其父谢庄的喜爱，常常把他带在身边。一次，谢肋在随父游山的过程中，被父亲授命作游记。只见他文不加点，一气呵成。跟随一起游玩的宰相王景文对此大加赞赏，对谢庄道：“贤子堪称神童，复为后来特达。”这样的夸赞让谢庄很自豪，他抚摸着儿子的背说：“真是我家千金啊。”这是“千金”一词第一次用于说人。
后来，历史上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把“千金”一词用于比喻出类拔萃的少年男子。
把“千金”用于女子，是元明以后的事。最早的文字记载见于元代曲作家张国宾所写杂剧《薛仁贵荣归故里》，其中有句：“你乃是官宦人家的千金小姐，请自稳便。”由于这出杂剧广为传唱，后来，人们便用“千金”来比喻女孩子了。
古代“千金”有男有女，但现在“千金”无疑专指女儿身了。
“慈母”最早不是指“慈祥的母亲”？
唐诗中有一首很温馨的诗：“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这首诗几乎家喻户晓。而我们也想当然地认为“慈母”就是“慈祥的母亲”。其实，在古代，“慈母”是个专门的称谓，而这里“慈母”中的“慈”与“慈祥”无关，这里的“慈母”本是个令人伤心的称谓。
在古代，想成为“慈母”有很多苛刻的条件。“慈母”一词最早出现在《仪礼·丧服》中。《仪礼》对“慈母”的条件有诸多限定，“慈母者，何也？传曰：妾之无子者，妾子无母者，父命妾曰：女以为子。命子曰：女以为母。”大致意思是说：要想成为慈母，身份必须是小妾，还要没有孩子或者不会生育（至少是没有生育男孩）；丈夫要有另外的妾，且这个妾死掉并遗留下一个孩子。当这些条件都具备时，还需要丈夫下达明确的指令：“你把这个没有母亲的孩子当成自己的孩子养来吧！”了解了这些，我们在读到《仪礼·丧服》中“慈母如母”时，才不会感到突兀和费解。所以，从词源的角度来说，“慈母”是一个令人伤心的称谓，它和“生母”的死亡有关，但与“慈祥”无关。
由此可见，不是随便一个女人或者母亲都可以称为慈母，也不是每个儿子都可以拥有“慈母”的。不过，为《仪礼》所严格定义的“慈母”，其词义的内涵慢慢发生了演变，到唐代时，“慈母”已经不再是一个专称，李白诗中有“曾参岂是杀人者，谗言三及慈母惊”的句子，显然这里的“慈母”就不是《仪礼》中的“慈母”，而是更接近现代意义的“慈母”了。
“五服”是说哪五等服装？
“五服”这个词在日常生活中，出现的频率不算太高，但在传统文化里，却是比较重要的一个词。
“五服”是丧服的五种，是依亲疏关系分出来的，它代表的是家族血缘关系的远近，在古代尤为看重。中国封建社会是由父系家族组成的社会，以父宗为重。亲属范围包括自高祖以下的男系后裔及其配偶，即自高祖至玄孙的九个世代，通常称为本宗九族。在此范围内的亲属，包括直系亲属和旁系亲属，为有服亲属，需要服丧。亲者丧服重，疏者丧服轻。服制按服丧期限及丧服粗细的不同，分为五种，就是所谓的五服：
1.斩衰，是“五服”中最重的丧服，用最粗的生麻布制作，断处外露不缉边，丧服上衣叫“衰”，因称“斩衰”。表示毫不修饰以尽哀痛，要服丧三年。
2．齐衰，次于斩衰，这是用熟麻布做的，因为缝边整齐，所以叫做齐衰。
3．大功，次于齐衰，这是用熟麻布做的，比齐衰精细些。
4．小功，又次于大功，小功服比大功服更精细，丧期是五个月。
5．缌麻，是五服中最轻的一种，比小功服更精细，丧期是三个月。
“五服”之外的本族本宗之人，基本上不用再穿丧服了。因此，“五服”实际上也代表了血缘的亲疏远近。
“冠冕”并不皆“堂皇”？
“冠冕堂皇”是一个成语，常用来比喻外表很体面实际上却并不如此。但在古代，“冠”和“冕”二者的词义所指并不一样。
古代称帽子为“首服”，而“冠”在古汉语里是首服的通称。可见，古时的“冠”就是帽子的意思，并不特指气派的帽子。古时候，人的社会身份不同，戴的“冠”也不一样，如，庶人戴的为缁布冠，缁为深黑色，缁布冠就是深黑色的布所制作的帽子；而大夫和士戴的是玄冠，用黑缯制成，玄也是一种颜色，是浅黑色。
冕是首服中最尊贵的，地位相比冠来说要高得多。冕的大致规格如下：上面是木板，木板外包麻布，上面是黑色，下面是红色。一般来说，只有天子、诸侯、卿大夫才有资格戴冕。
所以，“冠冕”虽然连用，但二者之间却有很多差别，并不都“堂皇”。
社交场合为何“先喝为敬”？
在一些社交场合尤其是一些宴会上，经常会听到人们在喝酒时说上一句社交辞令“先干为敬”。这并不是现代人的发明，这种劝酒方式是从传统文化里延伸出来的，在古代就已有之。
喝酒时，主人要先于客人饮酒，是为“献酒”。主人先饮，包含了向客人暗示“酒里无毒”，可以放心饮用之意。主人饮过之后，客人亦须饮酒以回敬主人，是为“酢”，亦称“报”。之后，主人为劝客人多饮，自己必先饮以倡之，是为“酬”。客人在主人饮过之后也举起酒杯畅饮，是为“应酬”，即以此回应主人的厚意。
这样的礼俗延伸下来，就变成今天我们所见到的“先喝为敬”。现在在酒宴间为了劝客人饮酒，主人常会自己先干一杯。
“二百五”的说法来自什么典故？
日常生活中，人们常把傻瓜或处事随便、说话不正经、好出洋相的人叫做“二百五”。这种说法来源于战国时期，跟苏秦有关。
苏秦是战国时最有名的说客，他凭借三寸不烂之舌，取得了很多诸侯的信任，身佩六国相印，一时间威风八面。但他也树敌很多，后来在齐国被人暗杀。对此，齐王很恼怒，发誓要为苏秦报仇，可没有证据，一时也抓不到凶手。于是他想出了一条计策，让人把苏秦的头从尸体上割下来，悬挂在城门上，旁边贴着一道榜文：“苏秦是个内奸，现在已被人杀掉，真是大快人心。现在谁杀了他，请来领赏黄金千两。”榜文一经贴出，就有四个人声称是自己杀了苏秦。齐王说：“这种事情可不许冒充呀！”四个人都一口咬定是自己杀了苏秦。齐王说：“好，那就算是你们四个人一起杀的吧。这一千两黄金，你们四个人各分得多少？”四个人齐声回答：“一人二百五。”齐王拍案大怒道“来人，把这四个‘二百五’都给我拉出去斩了！”
“二百五”一词就这样流传了下来，从这个词的来源看，用来形容那些傻乎乎、好出洋相的人，倒也贴切。
“石破天惊”不仅是意外？
“石破天惊”一词，常见于媒体的宣传上。例如：
“中国获得2008年奥运会的主办权，这个好消息如石破天惊般，瞬间传遍全国，让全国人民振奋不已。”
“改革开放的成果令人瞩目，许多来中国的人都感叹中国二十几年来发生的石破天惊的变化。”
这两个例子乍看起来没什么问题，让人意外的好消息、让人意外的大变化，用“石破天惊”来形容似乎很妥当，但是“石破惊天”的含义不仅仅是意外。
“石破天惊”一词出自唐代李贺的《李凭箜篌引》，其中说：“女娲炼石补天处，石破天惊逗秋雨。”大意是说，乐声传到天上，正在补天的女娲听得入了迷，竟然忘了自己的职守，结果石破天惊，秋雨倾泻，补天的石头崩裂，瞬间大雨滂沱。《现代汉语词典》（第六版）中对“石破天惊”这样解释：“形容箜篌的声音忽而高亢，忽而低沉，使人震惊，有不可名状的奇境。后多用来形容事情或文章议论新奇惊人。”
在上面所举的两个例子中，意外的消息和变化并不能与“石破天惊”所表达的意境融合。但仍有人把“石破天惊”简单地理解为“出人意料”。其实，在李贺的诗里就已经说得很清楚了，“石破天惊”不只是出人意外，还要有不能名状的奇境，这是消息和变化永远符合不了的，所以用“石破天惊”来修饰一些消息或者变化，就显得有些四不像了。
“傻瓜”的说法来自什么典故？
“傻瓜”常被用来责骂老实而不知变通的人，是个词性偏贬义的词。可是，为什么人们把愚笨之人称为“傻瓜”，而不叫“傻菜”“傻果”“傻豆”之类的呢？就“傻瓜”一词的来源，我国着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曾做过考证，他得出结论，“傻瓜”跟古代一个非常古老的部族姜戎氏有关。
在我国古代，秦岭地区有一个地方名叫“瓜州”。《左传·襄公十四年》记述了范宣子与姜戎氏的谈话，其中有一句话：“姜戎氏，昔秦人追逐乃祖吾离于瓜州。”意思是说，昔日秦人追赶你们的祖先吾离，一直追赶到了瓜州。
据考证，姜戎氏被赶到瓜州后，人们把聚集在瓜州的姜姓人统称为“瓜子族”。瓜子族人老实勤劳，秉性忠厚。他们被人雇用后不会偷懒，只知道埋头干活。这样就有好事之人把他们的老实和勤劳称作“傻”，又因为他们是“瓜子族”人，所以就称他们为“傻瓜”。当时这个称呼褒贬未定。
后来清代黎士宏的《仁恕堂笔记》中记载“甘州人谓不慧子曰‘瓜子’”。至今，甘肃、四川一带的人们，还称不聪明的人为“瓜子”“瓜娃子”。到今天，“傻瓜”的贬义很明确了。
“男左女右”的习惯是怎么来的？
在日常生活中，“男左女右”似乎是一种约定俗成的习惯，在我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体现。其实，“男左女右”的习俗在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时期就有了，这种思想来源于我国的古代哲学。
古代哲学认为，宇宙中通贯万物的是“阴”“阳”两大对立面。自然界的事物有大小、长短、上下、左右等分别。古人将其归类，将大、长、上、左视为阳，而将小、短、下、右视为阴。阳者刚强，阴者柔弱。男子体强性刚，属阳于左；女子体态娇小，性温柔，属阴于右。这一习俗延续至今，形成社会生活中的一种传统习惯。例如在排座、照相、服装等上都习惯以“男左女右”为序。在传统礼教中，左为上，象征尊严和力量；右为下，象征温柔和体贴。
另外，在中医应用上，也讲究“男左女右”。在医学上“男左女右”表示男女生理上的差异。中医诊脉时，男子取气分脉于左手，女子取血分脉于右手，即使小儿患病观察手纹也取“男左女右”的习惯。当然，至于“男左女右”是否真能表示男女生理上的差异，则是另一个问题了。
“空城计”究竟是谁摆的？
《三国演义》第九十五回讲的是：“马谡拒谏失街亭，武侯弹琴退仲达”，这一回内容讲得很精彩，被后人多次改编成京剧、晋剧、徽剧等，并冠以《空城计》的名字广为流传，人们也熟知了诸葛亮所摆的“空城计”。然而，历史上的诸葛亮是否真的摆过空城计呢？
《三国志注》中曾详细分析过此事，认为这种说法是不真实的。
当年诸葛亮屯兵阳平时，司马懿还在宛城为荆州都督，此时魏方主帅是张合，因此司马懿根本不可能与诸葛亮交锋。后来诸葛亮由阳平攻打蜀地，正值雨天，没有成功。而在此前后，更没有魏、蜀在阳平交兵的可能了。因此，诸葛亮在阳平摆“空城计”只是《三国演义》作者为突出人物形象所进行的创作而已。
然而，历史上确实是有人摆过“空城计”的，不过与诸葛亮无关。
春秋时期，楚国大军进攻郑国，一连攻下几个城池，并直逼郑国国都。郑国国力较弱，国都空虚，无法抵挡楚军的进犯。这时郑国上卿叔詹，献上“空城计”。要求“士兵们全部埋伏起来，不让敌人看见一兵一卒。店铺照常开门，百姓往来如常，不露一丝慌乱之色。大开城门，放下吊桥，摆出完全不设防的样子”。楚军被“空城计”骗过，大军连夜撤退，郑国渡过了难关。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使用“空城计”的战例。
飞将军李广也曾摆过“空城计”。西汉时期，匈奴不断兴兵进犯中原。飞将军李广任上郡太守，抵挡外敌南进。一次在与匈奴的作战中，李广以百名骑兵，应对数千名匈奴骑兵。
李广沉着稳住恐慌的队伍，让他们不露声色地继续前进。到离敌阵仅二里地光景的地方，李广下令：“全体下马休息。”士兵们卸下马鞍，悠闲地躺在草地上休息。匈奴部将感到很奇怪，派了一名军官出阵观察形势。见到敌军，李广立即上马，冲杀过去，一箭便射死了那个军官。然后又回到原地，继续休息。匈奴部将见此情形，更加恐慌，料定附近有伏兵，于是慌慌张张地引兵逃跑了。最终，李广的百余骑安全返回大营。
其实，空城计就是一种心理战，赢的是“大胆”，输的是“多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