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初期西欧的城市，并不像现在的西方城市那样。那时，每座城市都筑有厚实的城墙，城墙上有垛口、炮眼和望塔，外面往往有河道环绕，只有经过吊桥，才能进入城内。城门整天有卫兵把守。每天清晨号角声响，城门洞开；入夜城门紧闭，任何人都不能进出。城市的外貌就像一座堡垒。这一切，都是为了防御敌人进攻。
城市通常是不大的，一般不过四五千居民，有2万居民的城市算是很大的了。这跟当时已经拥有百万人口的中国唐朝都城长安相比，真有天壤之别。
城里人口虽然不多，却住得非常拥挤。狭窄而又弯曲的街道两旁，楼房一幢接着一幢，有的高达四五层。街道两旁相对的房顶几乎相碰，以致晒不到阳光，显得非常阴暗。房屋大都是木造的，顶上盖着厚厚的麦秸。由于用火石打火很费时间，所以在“熄火”钟打过以后，居民把火种整夜埋在灰烬里；晚上都点松脂火把照亮。因此时常失火，而且一旦发生火灾，往往会把整个住宅区焚毁。
街道的路面是泥土的，比较热闹的地段才铺上鹅卵石。赶车的、骑马的、步行的就在这高低不平的路上东躲西闪，擦肩而过。路上到处是肮脏的垃圾和飞扬的灰尘，一下雨就是一个个污秽的泥潭，所以时常发生传染病，人口死亡率极高，平均寿命很短。
城里唯一宽阔的地方是市场。这是一块较大的空地，往往位于城市的中心。市场四周是市议会、店铺、回廊和各种摊子；全城市民大会、审判案件以及处决犯人，也都在这里举行。加上一年大约有100个星期日和节日，人们有许多机会在一起高谈阔论，打听消息。因此，这里是最热闹的地方。
居住在城市里的主要是手工业者。许多城市的街道就以他们的行业命名，如制革匠街、铜匠街、首饰街等。实际上，中世纪西欧的城市正是由他们建立起来的。
在公元五世纪西罗马帝国灭亡后相当长的时期内，西欧几乎没有城市。奴隶制时期发展起来的城市早已遭到破坏，有的成为设防据点，有的是封建国王或主教的驻地，有的变成了废墟。后来，由于生产力的发展，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手工业者时常上市集出售自己的制品。他们总是到那些水陆交通比较方便、人数聚居较多的地方赶集；流动的商人也带着外地产品到集市上来贩卖。日子久了，手工业者就来这里开设作坊，商人们也逐渐定居下来开设商店。于是，这些集市便渐渐发展成为城市。在西欧，这种以工商业为中心的城市，是在公元10世纪以后才兴起的。
正在兴起的城市，吸引着大批农奴和处于农奴地位的手工业者。他们不堪忍受领主的剥削压迫，从农村逃亡到城市定居，从而使城市日益发展。好在各封建领主之间往往互不相属，农奴一旦逃离领地，便不受原属领主的追捕。不过城市里的手工业者，仍然是城市领地所属的领主的农奴，他们还得向领主交纳赋税。为了保障自己的利益，同一行业的手工业者就结成联盟——行会。上面说的制革、铜匠、首饰等行会，差不多每个城市都有数十个之多，有的大城市达到数百个。例如巴黎，在13世纪末有300多个行会。
每个手工业者必须隶属于一个行业，否则他就无权在城市里从事生产。每个行会选举自己的首领，设立自己的会场。行会规定，所属成员不得制造粗劣的产品，不得屯积大量原料，不得雇用超过规定的帮工和学徒，甚至禁止在窗前陈列显耀夺目的商品，或者招揽站在其他店铺门前的主顾，以避免互相竞争。行会同时又是军事组织，他们担负防守城市的任务。
后来，经过与领主甚至国王的上百年的斗争，大多数城市获得了独立，有了自治权，所有市民变成了自由的人。即使是一个农奴，只要他在城市里住上一年零一天，就能取得自由。他们成立市议会，选举市长（有的城市叫执政官）和法官，铸造货币，并且组织统一的军队。
随着城市的扩大，商业活动也日趋繁荣。各国和各城市的商人都互相往来赶集。他们随身带来了许多货物和钱币。可是，因为每个领主和城市都可以自己铸造钱币，钱币的名称、成色和重量各不相同，所以一切银钱交易都需要严格审查它的兑换价值；况且，长途搬运大宗的银币和铜币并不方便，也很危险，需要武装押运，所以，商人在自己的城市里将钱币交给兑换人，取得兑换人的凭据，再凭这张凭据，在另一个城市里兑取当地的货币。这样，就出现了兑换商的行业，而这种凭据，就是所谓“汇票”。有时商人也可以向兑换人借钱，由借钱人出具一张有归还期限的票子，到期偿付借款和利息。这样，兑换人变成了银行家，银行也就在城市里应运而生。“银行”这个词儿，在意大利语中本来的意思，是指兑换人坐的板凳，后来它的词意扩大了。
不过，当时教会是严禁放债夺利的。有些商人为了逃避这种禁令，便向放债人借钱，而和他平分利润。这就是“合资公司”的起源。集居在外国城市里的同一国籍的商人，又往往推荐一个人办理行政、担任裁判，并且代表他们跟这个城市的首领会商。这些办事人员称为“领事”。从此，就出现了“领事”制度。
中世纪西欧城市的兴起和发展，对农村自然经济起了很大的破坏作用。封建主因为需要购买城市的手工业品和从东方运来的奢侈品，如绸缎，宝石，药材，胡椒、肉桂等香料，迫切需要货币。于是他们开始把劳役和实物地租改为货币地租。农民为了交纳货币地租而经常负债，结果造成了他们的两极分化，大多数农民的地位更加恶化。由于这些原因，从十四世纪起，西欧各国不断地发生规模巨大的农民起义；城市里的平民也广泛开展摆脱领主束缚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