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稣伟大的“登山宝训”，在五分钟内便可诵毕。林肯在葛底斯堡的演讲，被誉为美国历史上最优美的不朽的演说词！只有10句话，271个字，仅用了二分钟。而那位议员滔滔不绝地讲了两个小时，但他讲了些什么，早被人们忘记了。美国历届总统就职时的演说词大都在3000字左右，少的仅有几百字，好多成为经典之作，被后人津津乐道。
毛泽东喜欢讲短语。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次演讲中，总共用了1100字，就把认识论的一个关键哲理论述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邓小平也喜欢开短会，讲短话。他说：“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形式主义多。电视一打开，尽是会议。会议多，文章太长，讲话也太长，而且内容重复，新的语言并不多。重复的讲话要讲，但要精简。形式主义也是官僚主义。要腾出时间来多办实事，多做少说。
毛泽东不开长会，文章短而精，讲话也很精练。周恩来八届人大的报告，毛泽东指定我负责起草，要求不得超过五千字，我完成了任务。五千字，不是也很管用吗？我建议抓一下这个问题。”
讲短语比讲长话要难，更需要在实践中锻炼和提高，是一种水平，是一种能力，也是一种技巧。
在交流思想、介绍情况、陈述观点、发表意见时，为了使对方可以很快了解自己的说话意图，领会要领，常常使用高度概括、十分精炼的语言，把问题的本质特征提纲挈领地表达出来。
沉默是最优雅的反击
我们在生活中经常会遇到个别强词夺理、无理辩三分和出言不逊、恶语伤人的人。遇到这种人，最好的办法枉住不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而是保持沉默。这种无言的回敬常使他们无地自容，正如鲁迅先生说的那样：沉默是最好的反抗。
国外某名牌大学，曾发生许多教授遭到学生群体围攻的事情。当时，也有一群学生冲进一位教授的研究室，对他提出各种质问。然而，无论学生说什么，这位教授始终不说话，双方僵持了好几个小时，学生终于无奈地走了。该校唯独这一位教授因保持沉默而躲过一劫。
这位教授始终保持沉默，实际上是一种无言的反抗，同时又给对方一种莫测高深的感觉，从而造成对方心理上的压迫感。可见，“沉默是金”确实有一定道理。
面对突如其来的羞辱，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要发火动怒。如果你不是沉着从事，而是情绪失控，那就会给挑衅者提供机会，让其占据优势，会使自己处于更为不利的位置。
羞辱人的言语尽管是卑鄙的、恶毒的、残酷的、无聊的，但你不要被他的一句羞辱而气愤得像他一样失去理智。应付他首先要保持冷静镇定，这样你才能胜券在握。
曾有一位不速之客突然闯入洛克菲勒的办公室，直奔他的写字台，并用拳头猛击台面，大发雷霆地说：“洛克菲勒，我恨你！我有绝对的理由杀了你！”接着那人恣意谩骂他达几分钟之久。所有的职员都感到气愤无比，以为洛克菲勒一定会吩咐保安员将他赶出去。然而，洛克菲勒并没有这样做。他和善地注视着这位不速之客，那人愈暴躁，他就愈和善！
那个不速之客被弄得莫名其妙，渐渐平息下来。因为一个人在发怒时，遭不到反击，是坚持不了多久的，于是，他咽了一口气。他来此之前，是准备好了与洛克菲勒决斗的，并想好了洛克菲勒要怎样对他回击，他再用想好的话去反驳。但是，洛克菲勒就是不说话，所以他也不知如何继续了。
最后，他又在洛克菲勒的桌子上用力敲了几下，洛克菲勒仍然毫无反应，他只好索然无味地离去。洛克菲勒呢，就像根本没有任何事情发生一样，重新拿起笔，继续工作。
对他人的无礼攻击不予理睬，便是给他最严厉的还击。成功者每战必胜的原因，便是当对方急不可耐时，他们依然如故，冷静而沉着。
洛克菲勒以贬低来施激将法，挑衅者以激怒作为手段，可目的过于明显，忍功又不如对手，结果只有败走。
有时，该说不说，欲言又止，反而能制造出一种戏剧性的效果，钱钟书的《围城》里就有这样一段描写：
赵辛楣曾赴美国留学，在国民政府里当过处长，又在一家着名的美国在华报社做政治编辑。方鸿渐只在一家小银行里任职。二人初相识时，赵辛楣以为方鸿渐是自己的情敌。于是赵辛楣想用独裁者的威风，压倒方鸿渐。一次朋友聚会，两人相遇了：
那天他(指方鸿渐)到苏家……赵辛楣也来了，招呼后说：“方先生，昨天去得迟，今天来得早。想是上银行办公养成的好习惯，勤勉可嘉，佩服，佩服！”
“过奖，过奖！”方鸿渐本来想说赵辛楣昨天早退，今天迟到，是学衙门里上司的官派，一转念，忍住不说，还对赵辛楣善意地微笑，辛楣想不到他会这样毫无抵抗，倒有一个一拳打个空的惊慌。
欲言又止，使对方有一个拳打空的失落感，就是这种谈吐方法所能产生的奇妙效果。保持冷静，保持沉默是应付羞辱的最坚实的“盾牌”，即使再锋利的“长矛”也无法刺穿。
适当的时候保持沉默
社会上曾经流传过这样一句话：“人在江湖漂，哪能不挨刀。”以此来说明社会的复杂，人心的险恶。的确无论在单位中还是在社会上，经常会发生勾心斗角的事情。而在这种勾心斗角的环境，如果处境不利而又毫无办法，什么也不能表示，那就索性装聋作哑保持沉默，避免给自己带来损失，或使自己的处境更为不利。
1945年7月，波茨坦会中。一次休息时，美国总统杜鲁门有意对斯大林透露：美国发明了一种威力极大的炸弹，即原子弹。
这时，丘吉尔也注意着斯大林的的面孔，观察反应。而斯大林好像什么都没听见，没有显露出丝毫异样的表情。其实，他当然也听出了杜鲁门的弦外之音，内心无比焦灼。会后，他告诉莫洛托夫：“加快我们的研制速度。”一个人遇到这种窘境时，拿腔作调反而会暴露缺点，还不如保持沉默，暗中使劲。
后来丘吉尔也用了这样的“战术”。”1953年6月，79岁的丘吉尔参加百慕大的英、美、法三国首脑会议。为了回避某些难题，丘吉尔就借口年事已高，装作没听见，不予回答。而在他感兴趣问题上，就与美法两方争论不休，一点也不聋了。他这种时而聋哑、时而正常的做法让美、法两国参会人员颇感头痛。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曾幽默地说：“真没办法，装聋作哑成为这位大演说家的新式防卫武器了。
然而，有的人活着总想出人头地，不懂得在适当的时候适可而止，而是凭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努力地推举自己，以至用力过猛，有时竟把自己推向了绝境。因言多语失而招致祸端。与其如此，倒不如当初保持沉默。
商鞅年少时便喜好法学。后来，商鞅投奔到魏国国相公叔座门下，做了国相公叔座的家臣中庶子宫。
不久，公叔座便病死了。这时，秦孝公下令在秦国内求贤。商鞅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即西行到秦国应召。当时在魏国他还只是一个无名小卒，一个大臣的家臣，因此他的西行人秦没有引起丝毫的反响。到秦国后，与他在魏国时必先经魏相公叔座才能有晋见并游说魏王的机会一样，他先是靠秦孝公的宠臣景监，后来景监向泰孝公举荐他。
秦孝公几次相传，初出茅庐的商鞅都充分地展示了游说才辩。
相传，秦孝公在初次召见商鞅时，商鞅虽滔滔不绝向他谈论国事，但秦孝公却一直在打着瞌睡，似听未听。在接见完了商鞅后，秦孝公还对景监生气地说：“你所引见的人真是很狂妄无知，我怎么能放心地去任用他呢！”景监听后又是惶恐，又是惭愧，但当他用秦孝公的话责怪商鞅时，商鞅却说：“我对孝公说王者治国之道，可他就是不懂。”
五天以后，秦孝公要再见商鞅，商鞅便再次去见，这次商鞅比前次论说的更多，时间也更长，可是仍都不合孝公的意。谈话完后，孝公禁不住又责怪景监，景监也就去责备商鞅。
商鞅说：“我对他说王者所行之正道，而他听不进去。好，请他再召见我。”
商鞅再一次去见秦孝公，孝公听过之后对他的态度有所改善，但还没有采纳他的意见。谈罢话孝公对景监说：“你的这位门客不错，可以同他交谈了。”
商鞅这次谈话回来，很有把握地说：“我对孝公论说霸者所行之治道，他很感兴趣。一定会再次召见我。”
于是商鞅再去见孝公。这次孝公与商鞅谈话时谈得非常投机，听着听着，孝公的身子不知不觉地直了起来，用双膝朝着商鞅移动，向商鞅靠拢，生怕漏掉了哪句话。这次谈话，一连谈了几天几夜都没有觉得疲倦。景监说：“商鞅，你用什么话打动了孝公啊？孝公高兴得不得了！”
商鞅说：“我和孝公说夏、商、周三代皆行帝王治国之道方才兴盛的道理，而秦孝公说：‘时间太久了，我等不得。况且贤明的君主，都想在自己活着时便天下扬名，怎么能傻乎乎地等待几百年再去成就帝王大业呢！”所以我用强国的办法去说服孝公，孝公便十分高兴了。然而用这种强国之术迅速成就帝王霸业，也就难以与殷周比美德了。”
由此可见商鞅还是一个极富策略的演说家，他先是以帝道、王道没有打动秦孝公，在这些都不能奏效时，精于察言辨色的他便明白了孝公真正需要什么。因此，他最后以霸道打动了孝公，而行霸道，则必先改革。这使得这位法家弟子商鞅终于有了用武之地。
公元前359年，秦孝公采纳商鞅的建议要在秦国施行变法。但害怕国人反对，商鞅便向孝公说明改革的意义，驳斥那些对改革的种种非难。这段记述甚为精彩，商鞅的论述也精譬有力，显示了他卓越超人的胆识和无所畏惧的气魄，展示了他卓尔不凡的风采。
秦孝公任用商鞅实施变法时，很担心国人会反对，于是商鞅便对他说：“怀疑自己行动的人，不可能有什么成就；怀疑自己事业的人．不可能取得成功；有独立见解的人，开始总是会受到众人的不解。愚蠢的人习惯于墨守成规，聪明的人会发现事物的萌芽。
人常常不能共同谋虑一件事情的未来而能共同享受成功。最精深的理论往往与平庸之说不相调和，成就大事业开始得不到众人的支持也是常理。因此，圣人行事，只要能强国，便不墨守旧法；只要有利于民，便不行旧礼。”这番话铿锵有力，掷地有声，使得秦孝公大加赞赏，连连称是。
甘龙紧接着说：“商鞅说的不对。圣人不改变旧礼俗来教化民众，智者不变更旧法来治理国家，如不改变旧礼法来教化民众，便可不费力而获得成功；依照旧法治国，官吏熟悉而民众安稳。”
商鞅反驳说：“甘龙所说的，均为世俗的言论。一般的人安于旧的礼俗，学者则沉溺于他的所见所闻。安于故俗和溺于所闻这两种人，让他们墨守成规地执法是可以的，但他们不是我们要与之讨论变法的人。夏、商、周三代有不同的礼节，但都成就了王业；秦、齐、晋、宋、楚五国有不同的法治，也都成为霸主。聪明人制定法度，愚蠢人被法度限制；贤能的人改革礼制，平庸的人则受制于礼制。”
杜挚又站起来说：“没有百倍的功利，就不能变法；没有十倍功效，就不能变换器具。效法古人是不会出错的，遵循古礼就不会走上歪路。”
商鞅接着反驳说：“教化人民并非只一种方法，为了国家利益，也并非一定要效法古人。商汤、周武不遵循古法可是都成就了王业，夏桀殷纣不改变古礼也不能避免灭亡。反古未必就错，而遵循古礼未必就对。”
秦孝公于是任商鞅为左庶长，由他施行变法。
这一场围绕商鞅变法所展开的思想大论战之后，改革家商鞅舌战群雄终于取得了胜利。
后来强大起来的秦国逐渐向外扩张。有一次，秦孝公“使商鞅将而伐魏。魏使公子印将而击之。军既相距，商鞅遣魏将公子印书曰：‘吾始与公子欢，今俱为两国将，不忍相攻，可与公子面相见，盟，乐饮而罢兵，以安秦魏’。魏公子印以为然。会盟已，饮，而商鞅伏甲士而袭虏魏公子印，因攻其军，尽破之以归秦。魏惠王兵数破于齐秦，国内空，日以削，恐，乃使臣割河西之地献于秦以和。”
商鞅用欺诈的手段，诱捕了魏公子印，从而攻破了魏军，迫使魏国向秦国割地求和，这就是《史记》中记载其“欺魏将印”的不光彩的一笔。
商鞅这场轰轰烈烈的大变革，使落后弱小的秦国逐渐走向了繁荣富强。然而这位锐意改革的变革者却避免不了自己惨烈的结局。
秦孝公死后，太子即位，是为秦惠王。秦国反对改革的贵族公子虔之类的人物诬告商鞅要谋反，秦惠王便派官兵去抓捕商鞅。商鞅没有秦孝公的依靠，只得逃亡躲避。有一天，他逃到函谷关下，想要找间客舍住下来。客舍的主人不知道他的身份，便对他说：依照商君的什伍连坐法，客舍接待客人必须要验明客人的身份，未经验明身份便住进来，客舍主人便是犯法，要“连坐”。
商鞅无法说明自己的身份，也就无法住宿了。此时，他不禁感慨地叹息：“唉，我制订的法竟有如此严重的弊害，连我自己也身受其害了！”于是跑到魏国去。魏国人怨恨他曾经用欺骗的卑劣手段打败了魏国公子印所率领的魏国军队所以不接纳他。商鞅只好再到别的国家去。魏国人说：商君是秦国的贼人。秦国很强大，要抓的贼人跑到我们魏国来了，他想不回秦国去，那不行。因此不让商鞅转逃别国，而逼使他重新回秦国，好让秦国抓住他杀掉他。无路可走的商鞅又重新回到秦国，回到商邑，带领自己的部属率邑兵朝北向郑国出发。秦惠王得知后，马上发兵来攻击商鞅，在郑国渑池地方捉住了商鞅。杀商鞅用的是极刑“车裂”，即“五马分尸”，可见反对改革者对改革者恨之切。
秦惠王车裂商鞅时，还当众宣示，说：“莫要像商君这个叛贼啊！”来警告以后的改革者，秦惠王随后又诛灭了商鞅的家族。
由此可知，卓有胆识的改革家商鞅虽然是一个有策略的演说家，更是一个会察言观色的人。但是灾祸最终还是降临到了他的头上。他虽然在保守派与改革派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却不懂得在勾心斗角的职场中保护自己，不懂得在适当的时候保持沉默，最终给自己惹来了灾祸。而正是曾经给他带来无限风光的三寸不烂之舌为他招致灾祸。
叫的从来不是老鹰而是小鸡
鲁迅曾经说过，老鹰抓小鸡的时候，叫的从来不是老鹰而是小鸡。沉默从来就是智者和强者的专利。
不同的缄默方式能起到不同的作用，运用时必须恰到好处。
不理不睬的缄默能够摆脱无聊的纠缠；冷漠的缄默可以使犯错误者认错改正；毫无表情的缄默能使深思；信心坚定的缄默能使人顺服；转移话题的缄默能使人乐而忘求。
表达自己的想法时用活泼、诙谐的语言，是拥有好口才的基本要求。但是，在一定的场合，适当地保持沉默，言犹未尽或者欲言又止，也能产生较好的效果。
四届人大召开前，王洪文在一次会上，向朱德询问对“四人帮”组阁有什么看法。朱总用拐杖敲了敲地板，指了指天就离开了。
朱德这是不愿与王洪文理论，意思是王洪文不知天高地厚。
喜剧演员兼歌星艾迪？康特，有一次在一所退伍军人医院里表演节目。他把病人们逗得哈哈大笑：可他突然戴上帽子，一声不响地走了。
病人们眼巴巴地盼他回来，直到第三天，他才出现在门口。
“你们想我吗？”他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