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建辉煌的事业规划
李惠·北大98级新闻系
作者简介：
刘惠，女，北京人，是一位温柔娴静的女孩，爱好文学和写作。
自蔡元培先生的执掌北大以来，“北大人”就开始重视“学以致用”，以完成自己的理想和抱负，创造辉煌的事业，在市场经济蓬勃发展，提倡“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今天，他们把这一伟大的传统精神发挥得更加淋漓尽致。我们北大创业成功人士很多，举不枚举，于我个人者来，其基本的规划是先确立目标，再围绕目标不懈进取，搞高自己的综合能力，把学到的东西灵活运用，同时抓住机遇，努力争取成功，若一旦失败，别气馁，找出并克服阻碍成功的原因。
1.胸怀大海，志吞天下
——确立永争第一的目标
我们北大哲学系的王老师给我们讲了一则这样的寓言：
三只青蛙掉进鲜奶桶中。
第一只青蛙说：“这是命。”于是它盘起后腿，一动不动等待着死亡的降临。
第二只青蛙说：“这桶看来太深了，凭我的跳跃能力，是不可能跳出去了。今天死定了。”于是，它沉入桶底淹死了。
第三只青蛙打量着四周说：“真是不幸！但我的后腿还有劲，我要找到垫御的东西，跳出这可怕的桶！”
于是，这第三只青蛙一边划一边跳。慢慢地，鲜奶在它的搅拌下变成了奶油块。在奶油块的支撑下，这只青蛙奋力一跃，终于跳出了奶桶。
王老师说：
“正是明确的目标——‘要找到垫脚的东西，跳出这可怕的桶’——救了第三只青蛙的命。”
“年轻人应该有目标——而且目标一定要崇高。一位企业家指出：如果你是一个学生，只为分数而学习，那么你也许能够得到好分数。但是，如果你为知识而学，那么你就能够得到更好的分数和更多的知识；如果你为做生意而努力，那么你可能会赚很多钱。但是，如果你想通过做生意来干一番事业，那么你就有可能不仅赚很多钱，而且会干一番大事；如果你只为薪水而工作，你有可能只能得到一笔很少的收入。但是，如果你是为了你所在公司的前途而工作，那么你不仅能够得到可观的收入，而且你还能得到自我满足和同事的尊重。你对公司所做的贡献越大，就意味着你个人所得到的回报就会越多。”其实，北大的每一名同学都知道目标对于成功的重要性，在高中时，就是因为他们有明确、崇高的目标，才走进北大的。
1996年江西省理科高考第一名王龙说：
要做一件事情，总须先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否则这件事情本身在脑中也是模糊的，有时候白花了精力也不知道。只有有了明确的目标，能力才往一处使，不会浪费时间和精力。目标要根据对主客观条件的分析和心中的理想志向来订，既不可好高骛远，又不可保守。而且，最好把目标订得稍微高一些。因为有句话说得好：“取乎其上，得乎其中；取乎其中，得乎其下；取乎其下，则无所得矣。”这样利于有充分的把握。比如我，我想考上北大或清华，因此把目标订高些，要考个江西省理科第一。没想到目标真的实现了。同样，如果我想考一般本科，便把目标订为重点本科。填报志愿是高中生必须确立的目标之一。有了目标就有了压力，有了压力就有了动力。
1979年，英国有一位79岁的高等教育协会主席约翰·富尔顿爵士来北大访问。当北大领导介绍说北大历年录取新生的分数线均高于其他院校时，客人插嘴说：“我很理解。你们北大，就如英国牛津、剑桥一样。全国家长，都渴望把他们的子弟，送来读书。全国顶尖学生，也无不以能进入北大为最高理想。因此，你们收来的学生，都是拔尖人才。我感兴趣的是，这些拔尖学生，在你校学习四年或更长时间之后毕业出去，他们在各行各业中，是否仍是拔尖人才呢？”这实在值得我们深思。
当然，无可辩驳的是，走在时代的前列，“敢为天下先”是我们北大的老传统。
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先生被任命为新一任北大校长。当时的北京大学，封建积习难返，死气沉沉，师生很多都是候补官僚和八大胡同红灯区的常客。当时，朋友劝他不要北上，因为北大控制在腐败的北洋政府手里。但蔡元培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献身精神毅然就职。让北大重获生机，这是一条前途莫测的冒险之路，非大勇者不敢一试。蔡元培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他高举“科学”与“民主”的大旗，提出“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办学原则，倡导“新思想，新学术”，开创了一代学术自由与思想自由的新风。他同时实行“民主办学”，建立了以评议会、教授会为中心的新教育体制，并重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与积极性。他以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在北京大学首次招收女生入学；开办夜校，开我国成人教育的先河。他卓有成效地领导了学制与课程的改革，以“囊括大典，网罗众家”的气魄，融合中外文化，包容各处学说学派，提倡美育与德育，鼓励独立思考，自由探讨，把北大改造成全国最先进的、培养第一流人才的最高学府，并成为人们心目中的“精神圣地”。
蔡元培对北大的革新，其意义显然超出一个学校的范围，而影响到整个中国思想、文化、教育。学术的发展，以致更深刻地影响着本世纪民族精神的发展历程。
蔡元培在北大期间，不仅学术空气自由浓厚，同时各类社团也繁荣活跃，而且学风良好，秩序井然。师生关系和道德风尚也大大改善，旧北大那种“老爷”作风渐渐失去市场，北大有了一个全新的自我。学生们能自由地吸收新的思想意识，从客观到主观上对新文化的发展和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据说陈独秀小的时候是一个奇怪的孩子，无论挨了如何毒打，总是一声不哭，把严厉可怕的祖父气得怒目切齿几近发狂。祖父不止一次愤怒而伤感地骂道：“这个小东西将来长大成人，必定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凶恶强盗，真是家门不幸！”祖父看人看得很准，这个孩子长大后果真成为20世纪中国的盗火者“普罗米修斯”。
1903年，25岁的陈独秀留学日本。当时，清国湖北留日学生学监姚煌生活腐败、思想顽固，拼命压制进步学生。一怒之下，三名热血青年闯入姚的房间，将他按在地上，由张继抱腰，邹容棒头，陈独秀挥剪，咋咬一声便剪去了姚的辫子。这一瞬间对陈独秀而言，极富象征意义——他的一生所走的道路在这一剪中就选定了，他为之终身奋斗的，便是剪去国民灵魂中的“辫子”。头上的辫子易剪，灵魂中的辫子却不易剪。因而，这条道路是一条悲壮之路，辛亥革命前后十余年，陈独秀一肩行李、一把雨伞，足迹遍及江淮南北，到处物色革命同志。
在诸多活动中，他以办报刊为核心。1904年创办《安徽俗话报》，编辑、排版、校核、分发、邮寄，他一一亲自动手。三餐食粥，臭虫满被，亦不以为苦。他先后办报刊数十种，“我办十年杂志，全国思想都全改观。”这并无任何自夸的成分，新文化运动前夕，陈独秀堪称新派独一无二的思想领袖，那时蔡元培、胡适、鲁迅等人影响力远远赶不上他。在《除三害》一文中，陈氏指出中国的三害是“官僚、军人、政客”，真是一针见血，比韩非之《五蠹》更能切中时弊。
在北大担任文科学长的两年，是陈独秀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而这段时期里面惊心动魄的一幕发生在1919年6月11日的新世界屋顶花园。那天晚上41岁的陈独秀独立高楼风满袖，向下层露台上看电影的群众散发传单。这是空前绝后的举动，那些“爱惜羽毛的教授们”是不敢效仿的。试想一位最高学府的文科学长，应当是衣冠楚楚、文质彬彬、道貌岸然，最好是贾政式的人物。陈独秀的作为，太出格了。但陈氏如是说：“若夫博学而不能致用，漠视实际生活上之冷血动物，乃中国旧式之书生，非20世纪新青年也。”他一辈子都以“新青年”自居。如果说蔡元培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帅，那么陈独秀便是赤膊上阵的急先锋。他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战斗檄文，摧枯拉朽，令“孔家店”轰然倒塌。
2.学无止境，不懈进取——向理想迈步
北大最引人注目的是永远追求向上、从不言败的精神。博雅塔下的神圣殿堂，汇集的是天才的学子、出色的教师。优秀的人才要有出色的教师来教授、培养，才能充分发挥其应有潜质。价值连城的玉石还要经过巧手玉师的琢雕磨砌，才能发出耀眼的光芒。美丽的神话是创造者的智慧；绚丽的光环下，是我们北大学子孜孜不倦的努力。一代又一代北大优秀的管理者、教师和学子们，铭记着北大的校训，继承和传递着北大昔日的荣耀，奋力创造北大的明天。我们坚信，经过北大人一代代的努力和拼搏，浇铸北大人血汗的北大光辉将与岁月同在！
一个神话的不朽是因为其美丽，是因为创造者的血汗凝聚成的美丽历尽千万世而光芒仍在。北大人有一个梦：创造未来、创造一流、创造一个不败的“神话”。我们赞美那些英雄的人们，赞美那些为创造辉煌而不息奋争的人们，北大人是时代的骄子，北大是一道动态的风景线，一个个美丽的神话在这里酝酿，一个个美丽的神话又变成了令神话皆惊叹的现实。永远的北大，永远的骄傲！
一个世纪以来，北大精神如一团永恒的火焰，生生不息。几代北大人，在教学与科研接力赛中，薪火相传，使科学、民主、开拓、奉献、爱国的精神在一代又一代人的身上得到了生动的诠释。在北大的每一个细胞中，都跳动着不息的北大精魂。北大永远的唯力在于永远年轻，风华正茂。一百年的沧桑使她愈发地展示了生命的强劲，改革的春风又赋予她新的活力，在走向21世纪、创造新的辉煌的历程中，北大越发地青春永驻了。一位北大中文系的教授在北大百年校庆即将来临之际，制作了下面这曲新乐章，歌以咏之。从这里我们能看出卓然不凡的北大人对母校的殷殷期望，从跳动的乐符中，又可以读出北大未来的风流！不懈的追求总在奔放的诗篇中释放浓浓的信念，少年北大的英姿将尽情地展现在21世纪的巅峰！那无限美丽的天地是勇敢者的风景！《少年北大之歌》，咏出了“北大不败”的豪情壮志！
人无完人，金无足赤，北大也决非一无缺点。但她不固步自封，夜郎自大，她也绝不妄自菲薄，迷失自我。因为，她懂得珍视自己的历史，不管是辉煌还是耻辱，不管是欢笑还是泪水，不管是寂寞还是喧闹，处变悠然，宠辱不惊。世易时移，她懂得如何适应发展的时代，扬长避短，以免落伍。鲁迅先生曾说：“北大是常为新的。”北大将永远紧跟时代，永远追求真理，永远信仰自由。
人们熟知和佩服的王志东是第一个写出Windows中文平台的程序员。BDWin、中文之星、Richwin使只正经写过5年程序的王志东成为继严援朝之后中国第二代程序员的象征。
1987年，王志东在北京大学无线电系读完大三，感觉学分挣得差不多了，就进入中关村。通过一年多的锻炼，王志东觉得中关村自己大致了解得差不多了，就进了方正。
1989年，进方正的王志东的主要任务是解决方正系统的硬件兼容和软件特殊要求问题。方正对程序源代码控制得非常严格，王志东要在没有源码的情况下，先反编译方正的软件，然后，再为方正软件解决兼容性问题。他说：“加密对我不起作用，我能把原来的加密方法改了，然后，再用自己的方法给它加上密。”
方正的维思系统决定在Windows上开发，但当时Windows不能处理中文，找微软，微软还没做Windows中文版的计划。王选曾安排过一个学生做Windows汉化，做了半年，这个学生去了加拿大。王选想到了王志东：“你能不能把Windows汉化了？”
任务很艰巨，要在3个月内拿出东西。“Windows我从来没摸过，再说，我对C语言还不是特别熟，我以前多是用汇编和Debug一点点改。但我一拍脑袋，就答应下来。我说，行，我试试看。王选说，别试试看，立个军令状。我当时想，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大不了又能怎么样。”就这样，王志东正式到了王选的研究所。
王志东开始躲进自己屋里，什么人都不见，专心写自己的程序，各种设计的纸铺了一地。两个多月后，王志东写出了汉化Wndows1．0。
直接在西文Windows上改，版权上有问题，工作量很大，又不能改得很完整，只能够凑合用。王志东突然想到能不能用外挂的方法解决Windows处理中文的问题。王志东用了一个多星期的业余时间，把外挂的方法验证了。
此时，王志东兴奋了，“这是全球第一个Windows外挂系统。原来写了一万行的程序，外挂方式一千行全解决了。”
后来，这个程序越写越少，而且原来英文Windows的所有API都能用了，所有的打印机和显示器都支持。1991年6月6日，首届全国Windows研讨会在福州召开，王志东对单位领导说“我想参加”，后来又说“我要参加”。为了参加这个会，王志东花了一个多星期时间忙活产品化、测试样张、宣传材料，做完以后，王志东给它起了个名：BDWin。
BDWin拿到会议上，把所有参加会议的人都震动了，CCDOS发明人、这次会议的策划人严援朝自己开发了一个中文视窗，叫做保利视窗，但是他一看到王志东的BDWin，就说：“我的东酉不椎了，推你的，我的东西不行。”后来，严援朝给王志东做了总工程师。
1991年10月，王志东认为自己在方正该学的都学得差不多了，就想走出方正再学点别的。
离开方正的王志东面临三条路：一是，自己办公司；二是，出国；三是，去外企。这其中，到新加坡做EDI和多媒体开发，因为技术比较新颖对王志东吸引力最大。“我想去学一学国外企业管理，学几年，再回来自己干，同时练练英语，利用在家等出国手续的机会，王志东又埋头做了一个全新的中文之星1．0版。
不久，他碰到了一个北大同学，同学看到王志东写的这个新玩艺，建议他一起办公司。“北大的同学在一起特别务虚，说我的软件是中国软件产业的一面旗帜，我们说起大道理来没完没了，但特别投机。”
出国包吃包住，什么都有，但王志东觉得不刺激，虽然新加坡给的是技术移民名额，并且为王志东签证延期了三次，但王志东此时已经醉心于合伙投资办公司了。
1992年4月底，新天地成立，王志东出任总工程师和副总经理。“当时看来，这样的分工很自然，我是搞技术的，公司有管理和技术两摊事，我只能管技术，我不管技术，没有人管技术，我也懒得管财务和人。”
中文之星几乎是一夜成名，在很短几个月时间内一下就传开了。公司当初的定位是：用中文之星出名，不求赢利，以这杆旗帜进行金融、房地产的炒作。这在当时是很时髦的公司架构。
但世事总是出乎人的预料。1992年底、1993年初，中文之星开始赢利，而房地产没挣到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