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初，公司开始出现矛盾。到了七八月份，矛盾进一步激化，王志东感觉拖下去，对自己绝对不是好事，“我什么都可以不要，但我不能不要我的自由，而且，我也没有把中文之星这个产品本身太当回事，这个东西好像我做个作业似的。”
王志东认为，营造一个好的软件开发环境比创造一个好产品更加困难。“我曾经一厢情愿地想为自己找一个好的环境，使自己能够两耳不闻窗外事，专心致志写程序，但是国内缺的就是这种环境，国内搞技术出身的人倒霉的很多，就是因为他们不值怎么经营，怎么管理，怎么把握方向。”
王志东在找了几次也没有为自己找到一个好环境后，就下决心自己为自己营造一个。辞职以后，王志东找到方正、联想、长城等几家大公司，想说服他们联合起来成立一个新公司开发中文平台，因为王志东觉得它们都需要新的中文平台，但王志东碰了一鼻子灰。此时，四通找到了王志东，王志东也看中了四通的体制，四通利方成立，王志东亲任总经理。
从1993年底到1994年3月，王志东领了六七个程序员，没日没夜地做开发，程序量将近100万行。王志东当时认定Richmchman最快3年左右才能把整个框架做好，它技术的先进性会有5年到10年。这话后来被验证是正确的。
程序源代码被视为程序员的命根子，但王志东正经写程序的5年间三次主动交出了自己的源代码。第一次，是在王选教授的研究所，王志东把自己做出的第一个汉化Windows留在了研究所；第二次，是他离开方正的时候，他交出了BDWin的源代码；第三次，是离开新天地的时候，他还是交出中文之星1．0所有源码和所有开发资料，而且还把中文之星2．0的开发框架留下了。王志东每交出一份源代码，都这样劝慰自己：“这个产品只是我的一个习作，我会用新知识，写出一个更好的。”
王志东交源代码是因为他明白：技术人员必须自爱，单位的权益一定要尊重。而且，他也相信，自己有能力不断地创新。王志东特别看不起某些人拿着X年前写的产品，跳来跳去，到哪都是那个东西，一辈子好像只能干一样东西似的。“这样做是对所有参与开发的合作伙伴的不尊重，对自己也是一个约束，因为你要背着一个包袱走以后的路。”
王志东交出源代码，也交出了包袱。在组织原班人马写RichWin的时候，对他的同伴说：“中文之星的源码，你们要全忘掉。”
很难想象，如果王志东没有这样不断超越自我的魄力，他不会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
只有认识真正的北大精神，方能领会她的不懈进取的活力之源。可是这样一个话题，太难以说清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观点，对“北大精神”的不同理解，又使得她更加神秘和令人向往了。在1925年，鲁迅应北大学生会的征召，撰《我观北大》，对于被指认为“北大派”颇不以为然，可也并不以为什么：“北大派么？就是北大派！怎么样呢？”其实北大本无派，有的只是“常与黑暗势力抗争的校格与精神”。可是世人不解：既然北大无派，那一次次学潮又怎么闹得起来呢？答案本就简单：虽然无派，北大并非一盘散沙，不强调“集体”与“统一”，只是为了突出自我思考与选择的权力。这么一种“校格”，并非有人提倡，而是自然而然地形成，而且代代相传。新文化运动使北大名扬四海，世人多以“民主”与“科学”嘉许北大。可是在生活中的北大人，更看重的是“独立”与“自由”。可以这么说，这个世界上，只有“北大精神”，没有“北大派”。前者作为公共的思想资源，为每一个北大人所选择或拥有；后者则排斥异己，与老校长蔡元培先生所倡导的“兼容并包”原则相违背。其实“北大精神”，就是一种尊重知识的学术氛围。“自由散漫”又何尝不为新思想火花的迸发创造了生存的环境？这种“氛围”，譬如张中行在《红楼点滴》中所言的“来者不拒，去者不追”的课堂教学惯例无疑培养了学生独立判断及自找设计的能力；甚至，北大“松散”的气氛却又成为一种预防疾病的抗毒素，对于许多人是一种发挥天才的好机会，1944年，朱海涛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题为《“凶”“松”“空”三部曲》的谈论北大人的妙文。在与清华大学相比较时，有以下论语：
“北大和清华是正相反的。清华门门功课都要不错，个个学生都在水平线上，你不行的非拉上来不可，你太好的也得扯下来。北大则山高水低，听凭发展。每年的留学生考试，五花八门的十来样科目，北大向例考不过清华。但北大出的特殊人物，也其多而且怪，也常是任何其他学校所赶不上的。”
朱文此说大致公允。北大提倡自主、独立，故能出特殊人才。
清华着眼于教学的标准化，平均水准自然略高。北大强调自学、注重独立思考，以培养谈吐儒雅德学兼优的读书人为主要目标；此种教育观念，必然与统一教学、统一考试的管理模式格格不入。从追求“不拘一格降人才”方面来看，北大正是着眼于尊重个性、强调独立的人才观念；在北大，你可以寻找到适合自己发展的土壤，你的天性的优点将会在这里得到充分的发挥。北大不会埋没人才，北大不会压抑人才，这是北大的风格，也是北大赖以发展的动力。人尽其才的环境，又怎能不创造出一流的学府？
历史将把一个世纪抛在脑后，又将迎来一个崭新的百年。古老的燕园中，年轻而富于活力的北大人在忙碌着，睿智的目光投向了遥远的未来，凝聚的焦点是一片灿烂与辉煌。即将告别百年，迈入新世纪的征程，北大，永远的北大在兴奋、在躁动。在爆发，她焦急的神情显示了迫不及待的心理，在未来的舞台上，角逐风浪。百年的风雨洗礼，她益发地英姿勃发了。风华正茂的年龄，风华正茂的中国，风华正茂的北大，一批风华正茂的北大人在为北大的未来、为中国的未来而努力创造21世纪的辉煌。百花争妍、诸子争鸣的学术自由气氛中，研究有素的精髓成果脱颖而出；高水平的学术争鸣中，一批批有独立人格、会独立思考的学子从这里走出，为了社会的进步、国家的富强、民族的昌盛奉献了一生的心血。
迈向未来的世纪，告别百年的辉煌，创造世界的一流，北大靠的是人才和资源。这里有中国最优秀的学者，最优异的学子，集中了一批最有思想的专家教授。在“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胸襟气度的感召下，这里是当代中国最活跃的思想阵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俘，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学术要发展，社会要进步，就应该有海纳百川的气魄，让学术和思想得以自由发展。北大要进步，要创造一流的大学，具有独立思想和高深学识的人才是必不可少的要素，所幸的是，北大不仅有，而且还在继续招引一批又一批的真正人才汇集在北大的旗帜下，向21世纪发起了挑战。人才的优势，奠定了北大挑战者的实力基础。下面请看北大创业的典范不懈进取的王君。
王君系北京大学国民经济系96届本科毕业生。大学毕业以后，他选择了农业作为自己创业的切入点，在这个市场上也有了一席之地。以下是我采访他的笔录。
问：我进来的时候，留意了一下你的部门设置，要是不涉及商业秘密的话，能否对各司职能作一番介绍？
王君：这倒不存在什么商业秘密。我的这些部门除个别的，大体也就表示了我现在所经营的项目。办公室是我的，专家综合办其实是两块，一块是专家中心，实则是一个专家信息网络，这儿汇集了农科院，全国各地的农业、农村、农民问题领域的专家信息，有宏观理论型的，也有技术操作型的。中心的工作就是联络，组织这些专家并维系同他们的长久关系，从而为我们的其他项目铺设前提。综合办则是会计财务及内务方面的工作。
会议工作部是我的重点项目部之一，主要是不定期召开一些交流研讨会，可以是政策性的，可以是趋向性的，也可能是实务性的。我的规划是“会议产业化”，当然这个产业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产业，而是我概念上的自然界定，而我的这些会议是按市场规则通过商业化运作的，它是能够创造利润的，当然也会亏损，但它又有一大特点，就是体现了公民意识的和政策导向的，因而它有很好的形象力。
培训工作是我的另一个重要项目，目前我组织着三个培训班，养禽、水产、农药方面的都是长期班，平时举办一些短期性及时性的培训班。这些事情都深受各地养殖大户和相关人土的欢迎，所以来上课的人很多。
组稿采编部的工作是收集整理相关资料，供内部交流用，也策划一些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方面的选题，然后邀请一些专家学者参与创作，再由出版社出版发行，应该说我们的一些书还是颇受农民欢迎的。
图文设计部除了为公司的各项业务设计制作各项材料外，也承揽一些外面的业务，目前有两台苹果、两台PC、制作人员都是搞工艺美术出身，水平不错。
发行储运部则主要负责图书及有关资料的进、销、存工作。大体的职能分工就是这样，不知是否讲明白了？
问：非常清楚。你的工作路线大概就是：“一个中心，数个基本点。”紧抓住“农”字不放，然后外延拓展。
王君：不是向外延拓展，而是向内涵发掘。我国的农村市场潜力之大，无与伦比，现在还远没有开发，里面有许许多多东西，恐怕一辈子也弄不完。
问：对于农村方面的事，我了解得很少，此前也不太关心。但你是学国民经济管理的，怎么选准了农业这个口呢？
王君：其实我是从城市里出来的，家在江苏南京。不过我有一些亲戚在乡下，小时候也常去那里玩，那个时候肯定是无意识的。但毕竟对农村有一定感觉，起码对它有些感情。考大学时当然也不水曾想过今后在这方面发展。国民经济管理这个专业学的内容颇为庞杂，是涉猎型的和基础性的。到大二的时候，我开始接触到一些关于农村方面的信息。那几年关于乡镇企业的宣传如火如茶。学校有几个协会，是关于农村和乡镇企业方面的。他们搞了一个规模颇大的图片展，那个图片展给我的印象很深刻，之后我就积极地参与这样一些活动。我听他们组织的有关讲座。记得1994年他们聘请了一位劳模，是西部摘星火科技的。他对中国农村，特别是信息工作的分析对我的启发极大。当时就想毕业后一定要争取去农业部，最好是乡镇企业管理局或者信息分析中心。
有了这样的想法之后，我的涉猎自然就有了偏好。大三的时候，学校农经系搞了一个有奖征文，我提送了一份报告，题目叫《关于高效效农业的几点建议人结果获了个一等奖，还被选人农经系组织的课题调查组，先后去了江苏的华西村，河南的刘庄，还有几个内地较为落后的乡村，感触很大。吴仁宝和史来贺带出的是企业型农村，以工补农，但仍以农为本。但还有一些地方的调查对我的影响更大。那些乡村出了不少养殖种植大户，但大都属于摸索创业型。他们的信息通道非常闭塞，技术力量薄弱，市场拓展也不畅通，但他们发展还不错，产供销虽不完善，自产自销还不错，不过也只能是小富而已。而他们对相关知识的渴求，特别是对专家们的热烈欢迎和依靠让我感觉到农民知识意识正由自发性向自觉性转变，而这里面的文章实在是太大。
另一重要的事就是通过这次调查活动，我认识了几位农科院专家，他们对我也比较欣赏，觉得这个小伙子比较善于思考，比较稳重，对师长也比较尊敬。此后，我就常去农科院找几位老师。他们很希望我能读农科院研究生。我也有过想法，但上研终究没有列入我的计划，我还是愿意去农业部工作。
大四一开学，我跟着农科院一位老师去参加了一个会议，叫“高效农业研讨会。”那位老师是受邀请的主讲人之一。他给我介绍了研讨会的主办者，农科院研究生毕业，某公司的老板。一度交谈之后，他对我很感兴趣。之后，经常去他公司，了解了这里面的不少商业知识。我给他搞了几个文案应该说都很有气势，又帮他请过一些学校的和农科院的专家学者，也请过一些政府官员。这样，我帮他（当然也能得到不少报酬）的同时，自己的眼界和关系网络得以迅速扩大，更重要的是我对这方面的兴趣也越来越大，主要是看到这里面不仅能给农村朋友做很多实实在在的事情，还能有很好的利润空间。从这个时候起，我就开始了一些项目的思考，并逐渐形成了一个规划性的思路，那时我想与那个朋友一起做，因为作为我个人来讲，对项目尽管有信心，但对自己的操作能力却信心不足。
但所谓日久见人心，在组织另外一个会议时，那个朋友居然采取了坑骗的伎俩。当时我极力反对，但他不听，后来出了点事，他也搬离了农科院，至今也未通过气。
那件事情对我促动很大。一时间我有些气馁，这时候刘教授，就是我认识的农科院的专家给了我很大的鼓励。他看出我不是块上研上博做学问的料，但他认为“实践出真知”，并且认为农科院有全国一流的专家学者，却没有很好的组织者，所以知识和技术利用率都很低，从而导致资源浪费。而且他告诉我：“青年是最富有朝气和创造力的。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所以他鼓励我自己出来挑担子。失败了不怕，因为年轻，有的是时间和机会。应该说，刘老师帮我最终下定了决心，所以毕业前，我就着手准备，再未去其他什么地方找过工作。所幸这两年的发展，逐渐有了一些眉目。
问：这两年的发展，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有过挫折吗？
王君：最大的感受就是找准了点，抓住了市场，这个太重要了。、可以说这两年的发展一帆风顺，谈不上什么挫折，一切接着我的思路下去，每天都会有一些新的变化。第一年我营业额30万元，1997年是100万元，今年预计是500万元，而且市场越做越宽，几个基础性的项目都已发挥出了强劲的潜力。比如我的轮训班，一周一期，每期都能达到近百人，由此影响也不断扩大，我的形象也就树立起来了。
农科院是我背靠的大树，正所谓大树底下好乘凉。作为我国农业方面的学术和技术权威，其知识资源极为丰富，不管是知识存量还是增量，都有着强劲的爆发力。关键是怎么去利用这些资源。我的专家中心为我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农科院的这批专家学者要么是学术权威，要么是技术权威，但他们中间有相当一批人处于被闲置的边缘，由于他们的知识被闲置，他们自己也被闲置，其实这些老师具有很强的事业心，创造力也特别旺盛，但是他们由于种种原因而与农村的广阔舞台隔离开了。这里原因很多，体制上的、机制上的、渠道上的、组织上的等等。其实他们渴望工作在属于他们的真正舞台上，那就是农村，就是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