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遇只是成功的有利条件，能否成功，取决于人们的主观努力。如何努力？主要是选择行动的方向和目标，制定行动的计划和方法，以及根据情况变化采取应变的措施，等等。
选择行动的方向目标就是立志。立志要立大志，办有益于国家和人民的事情，把个人的行动目标和社会的需要结合起来。
《吕氏春秋》认为，个人的荣辱、安危和国家的荣辱安危息息相关。当人臣的应该首先为国家建功立业。国家富强了，个人也就会像夏商周三代开国君主的辅佐之臣那样，获得荣耀的名声和稳定的地位。如果不顾国家安危去追求个人的荣誉和地位，结果反而会更加耻辱和危险。
《吕氏春秋》“务大”的思想对我们颇有启发。今天，每个人的安危祸福也是和国家的安危祸福息息相关的。国家富强了，我们才能在世界上扬眉吐气。国家富裕了，我们才能普遍地过上幸福的生活。每个人都要努力为国家建功立业，从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选择人生的道路，确定行动的目标，做一番利国利民的大事业。
确定了行动目标和要干的事业，就要采取行动，争取成功。争取成功的第一步就是事先的周密筹划。“谋先事则昌，事先谋则亡。”（刘向《说苑·说丛》。意思是：先计划好了再开始行动，就能成功，事业就会兴旺发达；先干了以后再开始计划，就会招致失败。）做任何事情都要先有准备，有计划，不能仓促上马，鲁莽从事。
计划要建立在对客观情况的深入了解和科学分析之上。打仗要了解敌情、我情，办企业要了解市场需要和同行的情况。在掌握客观情况的基础上才能制订出正确的行动方针和工作计划。
如果办一件事缺乏信心，应该多想到有利的条件，以坚定信心，提高勇气。当信心已经建立、决定行动的时候，就要冷静地分析不利因素，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问题和风险。
制订计划有两个重要环节，就是“谋”与“断”。“谋”是对计划的准备、拟订和论证，“断”是对计划的审订和决策。多谋善断，是事业取得成功的关键。
方正的成功在于王选的正确抉择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协副主席、北京大学计算机研究所所长王选教授是北大方正的开创者，他以敏锐的市场判断力致力于技术与市场结合，远大的学术抱负与追求产业进步结合，与方正集团的干部员工一道闯出了一条产学研一体化的成功道路。北大方正之所以有今日的辉煌，与王选教授在人生不同重要阶段的正确抉择和对机遇的准确把握是分不开的。
在北大电教报告厅的一次讲座中，王选教授介绍道：
我第一个抉择，是在大学二年级即1954年进入北京大学的数学力学系。当时北大非常好，教我基础课的老师都是非常优秀的老师。因此我受到很好的培养。北京大学应该继承优秀教师讲基础课的这种传统，他们是把心思放在教学上的。这第一步很好的数学基础是我一辈子终生受益的。所以我经常给研究生讲，在大学本科期间你不应该去问这个课有什么用，这是对你一生知识的某种锻炼，将来发挥的作用是难以估量的。
我们到了二年级的下学期分专业——那时候有数学专业，搞纯数学的；力学专业；还有计算数学——是刚刚建立的一个专业，同计算机是关联的。好的学生当时都报到数学专业去，觉得计算数学这个专业跟计算机打交道没有意义，很枯燥。当时卡片都是纸带的，非常烦琐，就这个烦琐的东西，不见得有很多高深的学问，所以很多学生都不愿意报。我一生中第一个重要的抉择，是选择了计算数学，正好赶上了计算机迅速发展的年代，这是我一生中的幸运，这个幸运跟我当初的抉择有关。
为什么当初选这个方向呢？我觉得我这个抉择的一个重要的核心的想法是：一个人一定要把他的事业，把他的前途，跟国家的前途放在一起，这是非常重要的。我当时选择这个方向，就是看到未来国家非常需要这个。我非常关注我们国家的科学事业的发展，我看到了十二年科学规划，周恩来总理讲了未来几个重点的领域，包括有计算机技术，我看了以后非常高兴，我觉得把自己跟国家最需要的这些事业结合在一起，是选择了正确的道路。这是我一生中第一个抉择，选择了计算数学这个方向。
1961年，在24岁的时候，王选做了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就是在有了几年的硬件的基础上，投身到软件，投到程序设计、程序自动化——就是编系统——这样一些领域来。
王选的另一个重要的抉择是在1975年，从事照排这个项目，他依然采用了与众不同的技术途径。由于他有数学的基础，又有软件和硬件两方面的实践，同时他精通英语，搞照排的时候，按照习惯，他决定先研究国外的状况，熟悉一下最新的进展是什么，所以他看了大量的相关文献。根据掌握的材料，他决定，要跳过日本流行的第二代照版系统，跳过美国流行的第三代照版系统，研究国外还没有商品的第四代激光照版系统。王选教授至今还庆幸自己当初的选择和决定，他说：
回想我们这个抉择，我们跳过了二代，跳过了三代，直接研究第四代激光照排，这条路比较容易。搞四代技术容易，搞二代技术最最难。搞二代的清华大学精密仪器的权威、长城光学所的权威花费了很多脑筋，但这个技术太难了，尤其是中国的材料不过关。但是搞四代就特别简单，机械动作很简单，光驱转几转就转出来了。难就难在信息量大，我们找了数学描述方法、软硬件结合的方法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从而形成了中国的印刷革命，一下子跨越过去了。
王选的另一个重要的抉择是方正准备进军广电业，这是1995年的一个抉择。方正一直靠出版市场赚钱。虽然他们不断通过技术创新扩大市场，但是十年来王选教授也一直忧心忡仲，10年方正主产的产品还在出版这个领域，没有崭新的领域，这是他一直苦恼的一个问题。方正的出版系统一直维持了十年的兴旺，今后还有几年的兴旺，方正有没有新的支撑点？
王选教授回忆道：
1995年忽然给我抓住一个机会。1995年9月4日，李岚清同志找了杨伟光台长。因为看到中国的动画不够发达，所以要中央电视台跟北大方正合作，做动画制作。他9月4日谈话，我9月8日听到这个消息，当时马上产生两个想法：第一个想法，方正可望进入广电行业，以中央电视台动画为切人点；第二个想法，由此带来的无限的需求刺激，会使我们成长一批将才和帅才。从李岚清同志给了我们这个机会起，我们就开始进入广电行业整个的领域．包括广告制作，资料检索，以及整个智能的管理。我相信3年到5年之内，方正广电行业的收人会达到、超过出版系统，而且会出现一批将才和帅才。这样我们找到了第二个很大的支撑点，一个很大的市场，充满前景的，充满挑战的，可以让大量的年轻人出成绩的领域。
机遇偏爱有准备的头脑
林毅夫教授是中国较有名的经济学家，现在担任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他的代表作是《中国的奇迹》、《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而后一本著作使他荣膺孙冶方经济学奖，他关于制度创新的新观点被学术界广泛引用。可以肯定的说，他是一位成功者。而他的成功最好不过的体现了“机遇偏爱有准备的头脑”这句格有。
80年代早期，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芝加哥大学的舒尔茨教授赴北京大学讲学。林毅夫当时还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攻读硕士，他的机会真的来了。由于他的英语水平很高，他有机会担任舒尔茨教授的翻译，并陪同舒尔茨访问。在与舒尔茨教授的交往合作过程中，他给这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舒尔茨教授离开北京之前，他告诉林毅夫，如果想去美国攻读学位，他愿意担任林毅夫的导师。这终于使得林毅夫有机会入学经济学的神圣殿堂一美国芝加哥大学。
但是，很明显，如果在舒尔茨教授访问北京时，林毅夫在经济学和英语方面没有足够的准备，恐怕机会之神就无法叩开他的成功之门。
创业范本——抓住先机成就事业的辉煌
冯君毕业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大本，毕业之后未服从国家分配，直接开办了自己的公司，主要从事中关村市场信息的分析及统计。他的行为规范了中关村电脑市场的欺诈行为，自己也成为这一行业的带头人。现在，他已是中关村首屈一指的信息传媒大王，资产超过一亿元。现在来看看他的自叙。
我们公司总部在北京，在上海、广州、深圳、武汉、南京、昆明有6个分公司，共有员工三百多人，其中总部近两百人，有80多部电话，50多部电脑，公司总资产近两亿元，包括我个人和员工们的股份。
由于某些需要，我们现在的名称是一年多前才变更来的，但本质内容没有变化，因为中国的一些规定变化较多，做为一个严格市场守法人，我们也不得不跟着走，这也是中国特色吧！
目前我们的经营项目仍主要是信息产业，包括商情、报价及市场服务等，目前有五个事业部，两个中心及一个搞市场分析的研究所。
当我在读大学时我就发现了这个特点。当时中关村市场体系还很不成熟，没有一个价格体系可言，所以我认为应该有人去规范这个市场，这也算一种社会责任吧？从大三起我没事总到中关村各电子市场去了解各类产品的价格，对中关村的小胡同我特别熟，于是，我逐渐摸清了电子市场的价格规律，我认为我的机会比较成熟了。其实我在大学期间没有认真地去钻研课本，而总是喜欢亲身去感受市场的气氛，这在当时被许多老师、同学所轻视。但几年后，见到昔日的许多同窗仍碌碌无为的徘徊在工作之中时，我在孤芳自赏的过程中也略有了一些苦涩。为什么我们这些拥有名牌大学文凭的人就要被那些灯红酒绿的花花世界所拒绝呢？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没有钱，我们没有把自己的精神财富转化成物质财富，这也是许多名牌大学生的悲哀，我要做的，也许是一种价值的证明吧。
中关村是随着中国有关政府部门大规模采购电脑而繁荣起来的，当初卖一台电脑再赚一台电脑是经常的事，这种宰客式的行为在当时的中关村屡见不鲜。于是，市场缺乏一种有效的调控手段。我正是看准了这片市场，于是下决心做一种类似商业情报的媒介，通过它你能随时去检索市场上电脑的最低报价等等的信息。由此我寻找到了我这个项目。
刚开始的时候我也很苦，在中国白手起家有着比国外更多的困难。我当时手里只有大学期间自己积攒的两万多元钱，首先公司的注册就成了最大的问题。因为根据我国《公司法》注册资金至少要十多万元，但后来我花了一部分中介费请别人去办就顺利解决了。其实这也的确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法律也可适当的规避。
我后来就有了经验了：现在市场越分越细，各行各业都有其专业的代理公司，一个人不可能面面俱到，有时候花一些成本让别人去做是很值的，这样其实降低了自己的总成本，而且促进了社会中商业的流通，是有社会效益的。
还有一件事就是初期招收员工，因为当时我刚大本毕业的时候也就二十出头，而员工们不少比我年龄大，我的样子又很面嫩，因此自己当时心里直犯前咕：别人能服我管吗？不过后来我认为自己想的也是多余的，因为我是在做企业，公司里人际的关系兼有社会关系与经济关系，我只要将自己的想法贯输给他们，让他们领悟我的意图，按照我的想法去做，然后依靠经济这个纽带就可以完成管理了。有时我感觉管理还是越简单越好，至少对决策较有利。我认为象许多公司学的那种欧美式的管理目前不适用于中国，因为那些管理方法都是欧美许多企业在经营了上百年后才总结出来的一些管理方法，不适用中国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我认为管理必须有一个递进的过程，在初期还是越简单越好，随企业的发展再去充实管理。其实我现在管理仍很简单，这样我才有时间去考虑一些其它方面的事。
劳资纠纷我认为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因为既然存在着老板与员工的关系，就存在着分配上的分歧，但我做事的原则是介定清楚你做了多少，该拿多少，公司的原则也是这样，即我们绝不养一个闲人，每一个人必须十分努力地去工作，以此去换取他所应得的报酬。我们公司的流动性不大，这与这个行业特点相悻了，但是好事，这表明我们的员工热爱这份工作，并在自己岗位上努力做着。
刚开始的时候我这里的确不大，是一个很小的公司。但我认为凝聚员工，取得别人信任依靠的不仅仅是公司的排场及规模，我认为还有更多的是精神上的因素，给别人一种期望，并且让别人相信你这种期望。我认为这是一个企业老板最大魅力所在。
我告诉我的员工，在这里大家可以学到很多东西，我本人身上具备着名牌大学生较高知识层次和顽强的拼搏精神。我白手起家，凭着敏锐的洞察力和对事业的执着一点点把公司做起来了，这种飞速的发展已经为未来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在我这里有过工作经历的人，会比较轻松的面对今后其它公司的面试，因为在这里得到的不仅仅是金钱，还有能力，素质的提高。
我在大学的时候就很喜欢演讲和辩论，我也常自诩为一个出色的演说家。我们公司每周开一次例会，主要是总结一周的工作事情，每逢这个时候，我就要了解一下工作情况，给员工打气，鼓励他们，这时我的演说成为重头戏。我有时一讲开就滔滔不绝，不过肯定和官僚们讲话不一样，我讲的很吸引员工，他们很爱听我侃。
“儒商”是指具有较高文化层次的商人，单从这一点来讲，我可以称的上是一名儒商。但我认为，社会上对儒商的宣传已经有了负面的效果。我认为，文人之所以经商，之所以下海，实现个人价值的目的要大于赚钱的目的，因为有知识的人比起那些粗俗的小老板的一个最根本性区别在于他们能用自己的学识去创造一种企业制度，一种使企业飞速发展的制度，他们才是真正在做事业，而不象绝大多数没多少文化水平的小老板赚几个钱就浅尝辄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