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公司以电器生产为主，产品有着优良的质量与价格竞争力，所以与日本其他相应的大公司均有业务上的联系。比如，丰田汽车的收音机等音响配件，就是由松下电器所提供的。在这种合作中，由于需求方的总体降价要求，相应地也就要求配件降低价格。对需求方来说，降价是一个有计划的举措，而供应方则处在被动的位置。这时，双方就可能在价格上出现矛盾，松下电器与丰田汽车的合作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有一次，松下幸之助到公司的通信企业去视察，正遇上这家企业与丰田公司就价格问题进行谈判。当时丰田要求降价5%，并且在今后的半年内，陆续再降低15%。丰田公司认为如果不这样降价，就无法同国外的汽车竞争。而松下通信企业认为当时本企业的产品仅有5%左右的利润，这已与松下公司10%利润率的要求不相吻合，半年后再降低15%，简直要赔血本了。这种对立，表面看起来是无法协调的，如果再如此互相坚持，争执不下，那就只有一拍两散了。
就此中止合作已久的业务关系，显然又非双方所希望的。但是，难题又确实无从解决。
松下幸之助善于转换思路的优点在这一问题上又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他平静地认识到了降价的合理性。丰田汽车是为了在市场竞争中不输给国外公司，要求降价也是合情合理，而且具有保护民族工业的意识。松下电器不论从市场的角度还是从国家的角度来说，都应该响应丰田所提出的降价要求。
但是，松下电器也不能做赔本生意。信奉“赚钱是企业的使命”的松下幸之助，是决不会做这种赔本生意的。他提出重新设计产品，使产品在质量上达到丰田的要求，同时也大大降低成本，从而保证松下电器能保持合适的利润。随后松下企业从设计开始，一个个环节认真检讨，彻底改进了制作过程。一年多以后，终于生产出了既能降价又可正常获利的产品。
抓住战胜对手的良机
人生如打牌，你只有在不停地出牌和换牌中，才能抓住战胜对手的良机。做生意更是如此。
美国的百威啤酒，被誉为世界“啤酒之王”，在本国的市场上占据绝对的优势。他们为了获取更大的利润，抽出了手里的另一张牌：进军日本市场。
怎样打好抽出的这张牌，百威啤酒在进入日本市场之前，事先对日本的啤酒市场、社会结构、不同年龄以及阶层的消费者状况进行了细致的设计分析。
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使日本居民的消费水平空前高涨，尤其是年轻一代有很强的购买欲望和购买潜力。日本青年受教育程度比较高，有自己独特的文化、表达方式与生活行为方式。他们对商品十分挑剔，注重品牌和品质的结合，是消费市场的先导者。他们一方面愿意花时间和金钱去追求自己喜爱的事物，另一方面又非常注重目标的品质和文化底蕴。他们追求新奇而昂贵的产品，但又不像美国青年那样富于冒险精神和个性特征。
另外，战后的日本在美国的羽翼下成长了起来，日本青年对美国有一种感激、向往、崇拜和超越的复杂情感，这使得大洋两岸的文化和消费心理产生了诸多共鸣之处。
百威啤酒在随后的广告战略中，就充分展示了日本青年的特殊心理背景。
比尔·盖茨在谈及微软进军欧洲市场的经验时说：首先要摸清对方的市场，而最主要的是把自己的产品锁定在哪一个消费群体上，一个准确的定位是你占领市场的关键所在。
百威啤酒首先是把广告对象进一步缩小范围，设定在25岁~35岁的男性之间。这个对象的设定与百威啤酒原本就具有的“年轻人的”和“酒味清淡”的形象非常吻合。在广告媒体的选择上，百威把重点放在了杂志上，专门面向年轻人市场，并推出特别精印的激情海报加以配合。
日本青年的受教育程度普遍较高，各种行业和各种社会事业均有其相应的杂志。也就是说，某一种杂志都有其特定的较为固定的读者群。而且日本男青年工作一天后，晚间喜欢同朋友一起在外喝酒娱乐，更突出群体性消费的特点，而相对而言，看电视的时间要少得多，个人性消费也要少一些。
如果百威啤酒在没有赢得不同年轻人群的认可与支持下，大肆展示电视宣传，那么，就会给日本青年造成一种该啤酒仅是大众产品的印象，就不会引起青年的注意和追逐。所以，百威啤酒首先攻占日本年轻人的文化阵地，并以独特的扣人心弦的海报激起他们的视觉感官，率先打进“圈里”使之成为一种时尚消费和身份地位的象征。
比尔·盖茨认为：成功的广告宣传是赚取利润的法宝。在杂志上获取极大成功之后，百威向海报、报纸和促销活动进军，3年后才开始运用电视媒体。而这三年中，日本年轻人早就将百威啤酒作为生活的一部分来接受。他们从过去的追逐时尚和新的满足感转变为领导和超前大众消费的成就感。这时的电视大量宣传，会让这些年轻人感觉到三年了，我们领先并引导了全日本的啤酒市场，百威是我们的，是我们这个“圈子”中的一部分，我们有责任让所有的人都了解它，热爱它——因为它属于我们。这就是百威啤酒的成功之道，不仅让你享受了高品质的啤酒，还让你在心理上得到了各种各样的满足与尊重。
百威啤酒广告的诉求重心是极力强化品牌的知名度，以突出美国最佳啤酒这一高品质形象，在广告文案的背景图画创意中，将百威啤酒融在了美洲或美国的气氛中，如辽阔的大地，沸腾的海洋或宽广的荒漠，让观众面对奇特的视觉效果，产生一种震撼感，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它的广告文案写作属于突出自己领导地位的遏制性广告定位战略。在行销的第一二阶段里，传播概念都建立在“全世界最有名的高品质啤酒”，视觉重点突出在标签和包装上。
第一阶段，广告主题为“第一的啤酒，百威”，广告标题是“我们爱第一”；第二阶段，广告主题是“百威是全世界最好、最有名的美国啤酒”，广告标题是“这是最出名的百威”。标题还印在啤酒罐上，只需拿起罐子就能看到。为了确保广告效果，百威还授权给有责任感的日籍员工来判断广告的影响力，并用日本的方式，选择有着强烈的诉求语言来进行表现。
由于百威啤酒做好了周密的策划，充分掌握了日本市场的情况，使他们打出的进军日本市场的这张牌，取得了预期的效果。
在数字化时代，没有什么比能及时地调整自己的战略更重要。而这就需要有一个开放的头脑，墨守成规或固执己见就会失去发展的机遇，进而遭到失败。
比尔·盖茨的成功中不可忽视的一个因素就是他拥有一个极为开放的头脑。
比尔·盖茨认为自己最宝贵的财富就在于拥有一个开放的头脑，这也正是造就他的成功和财富的内在特质之一。能充分地说明这一点的最好例证就是微软公司在互联网时代的战略转移。
早在1993年，比尔·盖茨就以70亿美元的个人财富荣登《福布斯》世界富豪排行榜的首位。到1995年，微软公司更是凭借操作系统和软件雄霸个人电脑市场。但当时比尔·盖茨犯了一个几乎致命的错误，那就是他没能及时地意识到互联网的引入将使整个信息技术产业和全球经济发生根本性的革命。然而由于他随时保持对周围世界的敏感性，并能虚心地听取别人的意见，他及时改变了看法，全面调整了微软的发展战略。20世纪90年代初，当互联网络由个人网络变成全球性的通信与计算机媒介时，比尔·盖茨的微软公司发展正旺。公司的年销售额增长了两倍，达到38亿美元。员工人数也由1990年的5600人增至1993年的14400人。
到了1993年，技术人士发现了“万维网”，万维网可以让人们在网络上轻松地显示图表和照片。更为重要的是，你只需用鼠标在某个地方轻轻一点，万维网就可以让你在网络计算机间跳来跳去。然而，当时的比尔·盖茨认为：万维网只是个普通的新鲜玩艺儿罢了。
比尔·盖茨说：“我是不会说‘现在已清晰可见万维网将在今后几年里迅速发展’之类的话来的。如果当时你们问我大多数电视广告是否会在广告内容中加入万维网地址，我更会放声大笑。”而且那时比尔·盖茨与他的经理们还有更紧迫的事要考虑，因为政府的决策者们对微软公司反竞争行为的调查正在进行；微软还有一个秘密小组正在创建一个服务项目以同“美国在线”一较高下；尤为重要的是，众多的程序员们正忙于研究后来的Windows95。
微软公司对万维网所作的表现一直沉默不言。直至1995年秋，万维网的猛烈发展势头才给微软公司敲响了警钟。这时它已经对微软公司造成了威胁，约2000万人不用微软公司的软件而是沉迷于网络。更糟的是：在太阳微系统公司所开发的一种新的计算机语言的推动之下，万维网作为一种新式“平台”正在崛起。这对视窗在个人电脑上的霸权地位形成了挑战。
1995年12月，比尔·盖茨举行了一个大型活动，表明微软公司打算全面参与并试图赢得这场网络时代的软件大战。微软公司将生产网络浏览器、网络服务器，并对微软公司现有的程序实行网络化升级。自那时起，在微软公司总部这个有着35座建筑物的大院里，每个角落都在进行着网络项目的开发工作。
1996年2月份新成立的专门从事网络产品开发部门的员工人数增加到了2500人，这一数字比网景公司以及紧随其后的五大网络新贵的员工人数之和还要多。比尔·盖茨这样说：“当前，互联网络对我们来说最为重要，它将带动一切。我们的软件个个都是核心产品。”
比尔·盖茨很快就醒悟，因为比尔·盖茨对历史十分熟悉。市场中的一些领导型企业，比如通用汽车、IBM之类的公司，由于其高层经理人员未能洞察到整个行业所发生的根本性变化，从而陷入了困境。
比尔·盖茨对市场情况看得十分清楚：到1996年年中，互联网的动力就变得极其强大，而网景成了万维网的新领地内统治者——网景至少占据着浏览器市场的2/3。
如果当时比尔·盖茨固执己见，那么可能真的会面临这样的问题：“微软公司是否会被国际互联网置于死地？”但是比尔·盖茨没有给其他人这样的机会，他依据信息技术的最新发展调整了自己的思维。
比尔·盖茨没有发明过自己的软件产品，他从一群计算机编程人员那里购买软件，并以此创办了迄今为止世界历史上最有实力和影响力的公司。比尔·盖茨自己并没有生产出卓越的产品，但是他创办了出色的企业，这个企业令他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
随机应变，巧中取胜
曾国藩的处世之道，其实是一种灵活辩证的处世态度和方法。因此，虽然他处世热衷于功名，以儒家思想为核心，恪守仁义的宗旨未改，而在做事为人的“形”上却是一生三变。正是这“三变”包含了人们对他的褒贬。但无论如何，没有这适时的“三变”，他就不会有更大的成功和更高的名声。
有记载说：曾国藩“一生凡三变。书字初学柳公权；中年学黄山谷，晚年学李北海，而参以刘石，故挺健之中，愈饶妩媚”。这是说习字的三变。“其学问初为翰林词赋，再与唐镜海太常游，究心儒先语录，后又为六书之学，博览乾嘉训诂诸书，而不以宋人注经为然。在京官时，以程朱为依归，至出而办理团练军务，又变而为申韩。曾自称欲著《内经》，言其刚也。”这是说学问上的三变。
综观曾国藩一生的思想倾向，他是以儒家为本，以百家为辅。上述各家思想，几乎在他每个时期都有体现。但是，随着形势、处境和地位的变化，各家学说在他思想中体现的强弱程度又有所不同，这正体现了曾国藩善于运用各家学说的“权变”之术。
曾国藩的同乡好友欧阳兆熊曾经认为，曾国藩的思想一生有三变。早年在京城时信仰儒家，整治湘军、镇压太平天国时采用法家，晚年功成名就后则转向了老庄的道家。这个说法大致勾画了曾国藩一生三个时期的重要思想特点。
曾国藩做京官时把文学功底打得极其扎实。他用程朱理学这块砖敲开了做官的大门之后，并没有把它丢在一边，而是对它进行了深层研究。在新的环境里，他得到了唐鉴、倭仁等理学大师的提拔，登堂入室，其理学素养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他不仅对理学论证纲常名教和封建统治秩序的一整套伦理哲学，如性、命、理、诚、格物致知等概念，有了深入的认识和理解，而且还进行了理学所重视的身心修养的系统训练。
这种身心修养在儒家是一种“内圣”功夫，通过这种克己的“内圣”功夫，终于达到治国平天下之目的。他还施行了儒家的“外王”之道，主张经世致用。唐鉴曾对他说，经济，即经世致用包括在义理之中，曾国藩非常赞同，并大大地加以发挥。
他十分重视对现实问题的考察，重视研究解决的办法，提出了很多改革措施。曾国藩对儒学，尤其是程朱理学的深入研讨，是他这个时期重要的思想特点，而对于这一套方法的运用，则贯穿于他的一生。
太平天国起义后，曾国藩临危受命，组织湘军镇压农民起义。在这个时期，极为鲜明地表现出他对法家严刑峻法思想主张的崇尚。他提出要“纯用重典”，认为只有采取火烈般的手段才能治理。而且，他还向朝廷表示，即使由此而得残忍严酷之名，也在所不辞。他确实也是这样做的，他设立审案局，对所捕农民严刑拷打，肆意屠杀。他还规定，不完粮者，一经抓获，就地正法。在他看来，儒家的“中庸”之道，在这个时候行不通了。
曾国藩的老庄思想，一直都有显露。他常表示，于名利之处，须存退让之心。自太平天国败局已定，即将大功告成之时，这种思想愈益强烈，一种兔死狗烹的危机感时常萦绕在心头。自古以来，权高名重之人没有几个能善始善终，要将权位推让几成，才能保持晚节，天京攻陷之后，曾国藩便立即遣散湘军，并做功成身退的打算，以消除清政府的疑忌。
三个时期的不同思想倾向，说明曾国藩善于在各种情况下，从诸子百家中吸取养分。容闳说，曾国藩是“旧教育中之特产之物”。无疑，在曾国藩身上，熔铸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各种基因。正是如此才使曾国藩成了封建社会的“三不朽”人物和最后一个精神偶像。